“彭老大”——他这样称呼项目经理。47岁的彭中华身材魁梧，声若洪钟，穿着一件蓝格子衬衫，脚下是一双黑布鞋，有一股革命者的豪情。事实上，他正出生于革命老区湖南茶陵。他是那一代人中的幸运者，17岁时成为恢复高考时的第一届大学生，而且考取的是著名的同济大学建筑系。1982年毕业时，他赶上中国的第一次建筑浪潮，到处都在修建新的房子。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各种匮乏，电器、房子、娱乐，当然也包括人才。彭中华的职业生涯受惠于多年社会运动、教育中断所带来的人才断层，在那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里，他迅速地攀升，不到40岁时，已是正厅级干部。
几年前，一场人事斗争后，他调到目前这家湖南工程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这条山间公路，是他在新公司开始的第一项工作。这既是他第一次出国承包工程，也是他第一次修建公路。
4年前，他和另外3位同事来到这个位于乞力马扎罗山腰的小镇。那时，他们对于即将开始的工程心怀乐观，以为只要两年时间就可完工。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现实比他设想的困难得多。当地的材料比预想得要贵，找不到合适的水源，当雨季到来时必须停止施工，当地招募的黑人工人比想象的难以管理，监理公司的要求严苛……总之，合同上的预算和时间，都难以满足现实的要求。
当我们到来时，最繁忙与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高峰时期，曾经有30多名中国工程师和500多名本地工人一起忙碌，前者是后者的指导者与管理者。
这像是对中非关系某种陈词滥调的展现——中国或许是非洲最后的希望。自从20世纪60年代从欧洲的殖民国家纷纷独立以来，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地区，从希望堕入了螺旋式的下降，独裁、种族仇杀、腐败、疾病、贫穷都扭曲到一起。看起来，来自西方的选举、自由、制裁、援助，对于这块大陆似乎都没什么帮助。
中国经验会有用吗？这不是小赵感兴趣的话题，对他来说，他要管理的那十几个本地工人，经常让他伤脑筋。“他们挺笨，今天早上学会的东西，晚上就忘了，明天还要再教。”令他感到头疼的还有他们的偷窃习惯和懒惰。“‘无黑不偷’真是有道理，从电池、汽油到木板，什么都拿，”他抱怨说，“而且休息时间，你别想让他们干任何事。”小赵和他的同事们早已习惯了工地上不断地丢东西，而且训练出一套威逼利诱的追问办法。他们也习惯了在发工资后的几天里，总有人醉醺醺地来上班，或者干脆不见人了。
在很多方面，本地工人的习惯和他们习以为常的理解，截然不同。勤劳、节俭、灵活性、自我压榨式的工作方式，这些中国人熟悉的生存原则，在当地人中并不适用，他们也并不怎么在乎物质上的积累，或是内心从来不缺那种安全感——需要依靠金钱积累获得的安全感。“发展靠援助，吃饭靠上树，交通靠走路……”从内罗毕一直到Tarakea，我一直听到中国人对于当地黑人的描述，这其中带有明显的谐谑。来到此地的中国人，似乎从未试图理解当地的环境与人文特性。
夜晚来临时，旅馆外的小镇的夜生活开始了，黑人音乐的节奏传来。晚饭结束，来自中国的小伙子都趴到了电脑前，没人有兴趣带我们出去喝一杯酒。我隔壁的有一双大而亮的眼睛的小伙子，一直在电脑前玩一款三国的游戏，电脑音箱里传出从张国荣到周杰伦的声音，仿佛让你置身于中国某城市的一个网吧中。
8月7日的早晨，我们、彭老大和朋友小徐一起巡查公路。多云的天气，到了山中变成了浓雾，在树林空地上是隐隐的界标，对面就是肯尼亚了。这32公里的公路，就像山间的树林和空气一样让人心旷神怡，它一点也不颠簸。公路的尽头是另一个小镇Kamwanga。
我们的车停下来，路旁一群黑人工人围着一台机车在修理，它是专门用来给道路画线的，这几乎是最后一道工序了。彭中华处于几年中最放松的时刻。今天他依旧穿着昨天的格子衬衣，外套一件夹克，脚下半穿半拖着那双黑布鞋，只是头上多了顶圆形蓝色碎画图案的太阳帽，这让他多少显得有些滑稽。这是他妻子几个月前来看他时遗留下的，他随手扣在了头上，在这个异国的山区里，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
我大口地呼吸，远处的田野上，火焰正在烧掉荒草，等待新一轮的播种。骑着单车的少年经过我们身边时，用斯瓦希利语好奇地向我们打招呼；一位身披红布的老酋长慈祥与冷静地看着我们，面带年龄和权威给他带来的双重尊严；一位裹在黄红绿相混的衣服里的少女，经过我们时，低下头轻轻地说出“你好”，然后继续向前……这条灰黑色的公路，像是山区的陌生来客。经过的车辆不多，它们暂时的喧闹，很快被宁静所吞噬。“见得多了，也就熟了。”彭中华对几个本地居民打招呼时对我说。
在山间的4年中，他们经历了本地人对他们的感情的戏剧性变化。一开始，人们对这群中国人充满了好奇，他们代表着外来的事物，肤色更白，面孔不同，更富有，更先进的技术，新的工作机会……但是这种好奇与好感，因为两年前的一次事故而遭受质疑。在一次采石爆破中，一块巨石意外地飞出安全线，在滚落中它压坏了十几所居民房，还砸死了两头猪。它在山间小镇激起了愤怒和不信任，经过赔偿和道歉后，表面的冲突消除了，但双方之间的情绪却发生了微妙变化。
这种变化或许也加剧了中国工程队的孤立感。Tarakea Guesthouse像是小镇上的孤立岛屿。院门一关，这里就是独立的中国人的世界，声音、味道、杂乱习惯，都是中国式的，就连厨房里的黑人女工都热爱上了炝炒圆白菜。你几乎可以在院子里闻到那种思乡之情，这其中混杂着厌倦、喜悦、疲乏和某种空虚。很多同事已经回国了，他们是最后的留守人员。
对于这里的年轻人来说，那种厌倦和喜悦感似乎都更强烈。他们来这里最短时间的也有一年多了，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出国。来到异地的新鲜感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惯性。工程的最后，也是最繁忙的时期，同事们走了大半，他们要承担起以前两三个人的事，在空余的时间里，他们用上网和睡觉来打发时光。
在睡梦中，他们必定被自己的青春骚动弄得难安吧。8月7日的夜晚，他们在我的房间里闲聊。我们谈到了这里的酒吧和姑娘。他们说起黑人姑娘那美妙的舞姿——她们特别会抖动自己丰满的臀部，性感和节奏感无人可敌。他们只偶尔去小镇的酒吧，让他们流连的是更大的城市Arusha——它经常被称做“非洲的日内瓦”。而且他们在那里还留下一些足以回味的记忆——独自坐在酒吧里，一个黑人姑娘走过来，一句话不说，或者仅仅是斯瓦希利语的“你好”，就把一个保险套放在桌上，然后伸手指指门外。“她不好看。”他们自言自语，仿佛表明，只要她们够好看，他们就肯定有勇气和她出去。
我问他们这段时光的收获，除去学会本地语言和黑人工人打交道，比国内更高的收入，还有些什么？意外的是，他们说起了阿康，说起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改变。在人群中，阿康和彭老大一样引人注目。后者依靠的是他的身形和音量，而前者则是他说话的速度和信息量。阿康拥有传统中国读书人那样的瘦弱，和一望可知的理解力。他的表达像是匀速的水龙头，一个词接一个词，一个句子接一个句子，从来不停。在一起吃饭时，他和彭老大，像是相互抢话的常年搭档，分别用密度和强度，来击倒对方。
39岁的阿康1987年进入成都科技大学研究水利，他的论文是有关三峡大坝的泄洪。“那真是4亿人头上的一盆水，”他说，“如果1\/3的水坝垮掉，长江水将淹到南京，上海的外滩也会消失。”谈起20年前的论文，阿康似乎仍很激动。他的论文是庞大的三峡工程论证过程的一个小小的注脚。但很可惜，这些质疑声音，在决议讨论时，都逐一被富有技巧地遮蔽了。
或许因为出生于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家庭，阿康很早就对中国现状持有怀疑。他批评的严厉性，随着他年岁与阅历而增加。“做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对于国内的习惯性思维嗤之以鼻，“它只是地理上的偶然。拿着中国护照出门，在哪里碰到的都是更多的审查和麻烦。”他记得在罗马机场，因中国护照而招来的不必要的麻烦——移民局官员总是担心他们是非法移民。几年前，他移居新西兰。这个大洋之上的岛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既是那些对未来中国的环境和制度缺乏信心的中国人的向往之地，也是中国官僚体制中的败类们转移财产的地方。阿康的邻居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的父亲是中国南方某省的地方公安局的负责人，将超过1亿元人民币转移到他的名下，在此过着乐不思蜀的生活。
阿康对于中国的非洲政策也持批评态度。“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他说，“苏丹、津巴布韦、卢旺达，我们似乎总是支持独裁政府，对于种族仇杀，经常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而坐视不管。”他记得，童年印象里中国亲密的盟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最终被证明是多么血腥。他把批评也扩大到在非洲的中国公司的竞争策略上。这些工程公司正在把国内的权力因素、过度竞争，引入到非洲市场。它们相互之间压低价格，在短期内获得了很多订单，但长期来看，这种竞争都难以维继。自20世纪90年代初，阿康就在尼泊尔、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建筑工程上工作过。一年半前，他来到Tarakea。那时，他厌倦了新西兰过分安静的生活，被从前的老同事介绍到这里。他那清晰的条理、表达能力还有熟练的英语，很快赢得了信任，如今他兼任工程项目的英文秘书、出纳、采购，和某种意义上的启蒙者。
他喜欢和人争辩，他那些对中国的批评态度，很容易让周围人，经常是年轻人感到不安，在他们的认知系统里，中国是强大和繁荣的，尤其是当他们置身于非洲时，这种印象会更明显。“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些时，我都想拿凳子砸他。”小赵回忆说。但是，随着交谈的增多，更重要的是，在非洲的闲暇时光里，他们开始阅读那些在国内无法进入的海外华人网站。在那里，他们读到了另一个中国——她的谎言、溃烂、虚伪、缺乏原则……这些事实与观点并不新鲜，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持续听到另一种声音，还是打开了这些年轻人的视野——不是只有一种角度来理解中国的，中国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宣传机制终于暂时收声了。“现在，我还是觉得阿康偏激，但是他说的很多都是对的。”小赵接着说。
8月8日清晨，我在鸡鸣声、清真寺的祈祷声、还有CCTV–4的新闻广播声中醒来，Tarakea比北京晚5个小时，我6点醒来时，中国的国家主席已经对前来北京的各国领导人发表演说和祝词了。
这一天也是坦桑尼亚的公共假日，小镇起得比平日喧闹得更晚。而旅馆里的中国朋友们，大多仍赖在床上。昨天，我们在CCTV–4中得知，它无法转播奥运会的开幕式。这个电视台是厨房里的那台电视机可以观看的7个频道之一。日本的NHK新闻台、印度的新闻台、本地的斯瓦希利语台，很少有人看，CCTV–9的英语频道和西班牙语频道，是其次的选择，中文的CCTV–4经常被调到。在那天里，我看到了无数中国的风光短片，这是中国期待给世界呈现的形象。早晨的Tarakea Guesthouse显得过分安静，阳光特别好。他们说，在大部分时刻，这里的天气实在太好了，到了这儿才知道什么叫蓝天白云，而且一年的大部分日子都是如此。这也是他们在此生活的主要乐趣之一。在山腰的公路上工作时，很多日子里，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乞力马扎罗的被白雪覆盖的顶峰——远远望去，像是一个巨大冰甜品，一点儿也不神秘。
10点钟，人们都醒来。阿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怎么看奥运会开幕式。他要在办公室里按计算器，杂货铺的老板今天来要账了，每月一结。4年以来，中国人给他带来了大生意。去菜场买菜的老蒲说，一只鸡的价格从2500先令（约16元人民币）涨到了8000先令，中国人把价格吃起来了。彭老大在走廊里抽烟，一支接一支……
几个小时后，我们坐车去山下的Moshi，那是个繁华得多的城市，如果幸运，我们还能赶上奥运会开幕式的转播。北京时间是晚上8点8分，是这里的下午3点8分……
他们的海德堡岁月
一
在《泰晤士报》的网站上，我看到了尼古拉斯·桑巴特的照片。
他身穿黑色大衣斜靠在长椅上，黄丝围巾松散却夸张地结在胸前，像是一朵绽开的绚丽花朵。
即使宽宽的额头上已是深深皱纹，眼角已随岁月下坠，头顶上的白发如风吹过的乱草，你还是可以一眼看出他曾是个多么英俊、倜傥的青年。昔日海德堡朋友圈中的不成文规定——他“必须找最漂亮的女孩当女友”。
照片刊登于2008年8月6日，出现在讣告页上，尼古拉斯·桑巴特已于2008年7月14日去世。不过，他终身的学识和风流，已通过书籍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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