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到一名暴发的朋友家里去，他家里装修得让我眼花缭乱：水晶吊灯、柚木地板、大理石浴缸、希腊裸女像、真皮沙发，沙发旁边摆着一盆文竹。
在这样的氛围内，文竹是那样格格不入——因为文竹是一种朴素的植物，把它摆在珠光宝气的客厅里，文竹难受，人也难受。
主人浑然不觉，我却全身起鸡皮疙瘩，为文竹不忍，也为自己不忍，更为被亵渎的朴素而感到痛心。
世间没有靠得住的财富，而朴素却是一种绝对靠得住的品质，是人永远的财富。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
联大八年，培养出一大批星光灿烂的杰出人物，自然科学家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华罗庚；人文学者有何炳棣、朱德熙、吴晗；文学家有穆旦、汪曾祺、郑敏，在极为艰难的环境里，西南联大涌现出来的人才比三校前十年、二十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谜。
其实，谜底很简单，只有两个字——朴素。
当时的师生，把学术作为第一任务。
既没有条件也没有闲功夫追求舒适的生活。
学生的衣着，多数是褪了色的黄制服，天气冷了就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脚上是家制的布鞋或三元一双劣质皮鞋，露脚跟的线袜自然占优势，甚至缀着一层层各色补丁，沾有三千四百公里征尘的粗布湘袜也有人穿。
教授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吴大猷回忆说：“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叽布裤子，膝盖上都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
虽然学校里有人穿得好一点，但无论谁穿什么，倒也没有人感到希奇。”客观上，战时物资匮乏，无法享受锦袍华服；主观上，整个身心都浸到学术研究中，物质上但求温饱就行了。
谁有才华、谁有成就，谁就受到尊敬；而不像今天一样，谁有钱，谁有权，谁就受到尊敬。
西南联大奉行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为中国学术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朴素是生命的动力，放弃朴素，也就丧失了生命的动力。
朴素既是坚持又是失去，失去的是无限膨胀着的享受欲，坚持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纯洁性。
朴素与矫情、虚假及谎言无缘。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官方的传记宣扬说，他的遗物只有几件打着补丁的外套和他喜欢的桦木鞋。
这种“朴素”是制造出来的，因为稍有常识的苏联公民都知道：斯大林在国内有几十座豪华别墅。
在别墅里，斯大林常常通宵达旦地大宴群臣。
一桌山珍海味刚动一点，他就醉醺醺地吼叫：“换掉！”于是侍从连桌布一起撤下，又换上一桌美食。
要把这样的领袖树为朴素的典型，只能弄巧成拙。
二十世纪真正称得上朴素的政治领袖大概只有印度的圣雄甘地了。
甘地以白布裹身，赤脚行走在祖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让自己的灵魂感受到土地的冷暖干湿。
甘地从不为自己的影响力而骄傲，临终前他也只说了这么一句：“在这可爱的印度，有她的一个卑微的儿女，够坚强，够纯洁……”这种朴素是天地之气孕育出来的朴素，它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困厄、仇恨和麻木，甚至是死亡。
我终于理解了这位衰弱的、瘦小的老人的魅力所在，也是两个字——朴素。
我喜欢穿朴素的衣服，喜欢听朴素的歌曲，喜欢读朴素的诗句，如陶渊明的诗句：“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河。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真理往往是最朴素不过的，这两联像大白话一样朴素的诗句，却道出了生与死、个体与世界之间千变万化的纠葛的真相。
我喜欢朴素的朋友，有空来我简陋的小屋坐坐，喝一杯并不名贵的茶，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怀。
我喜欢朴素的女孩，从她的身上能嗅出自然的芬芳，感受到女性天赋的灵气。
朴素是少女最好的打扮，因为少女正当好年华。
我喜欢朴素的生活，朴素却并不粗陋，朴素却并不苍白的生活。
带着几分诗意，几分满足，几分感激，迎接每一天的阳光雨露。
不羡慕别人，也不夸耀自己，欣赏自己所欣赏的一切，离开自己所不喜欢的一切。
这种朴素，岂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
法国浪漫派大师夏多布里昂在他的杰作《阿达拉》的楔子中，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壮观的密西西比河和两岸艳丽多采的美洲原野风光。
然而，他在下一部小说《勒内》的结尾却冷静而忧伤地写道：“密西西比河在离发源地不远处只是一条河水清澈的小溪，有那么一天，它突然厌倦了这种状态，它向高山索要雪水，向激流索要大水，向暴风索要雨水，它终于跨过河岸毁坏了身旁的树木。
起先，高傲的小溪对其威力洋洋得意，但是，当它发现留在它身后的是一片荒凉，它只能孤零零地独自向前流去，而且已经混浊不清时，它为失去了大自然为它挖就的简陋河床，为失去了小鸟、鲜花、树木和其他小溪——在它平静地流淌时的朴实同伴——而懊悔莫及。”密西西比河是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专一时下，大学兴起“考证热”。
许多毕业生去求职时，往往带着一大叠证书，以证明自己有着多方面的才华，是复合型的人才，然而“考证热”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受着各种花花绿绿的证书的诱惑，学生们逐渐把精力从专业课的学习上转移到考取各种“证书”上。
我有一个朋友，整天奔波于各类辅导课课堂上，如剑桥商务英语辅导班、会计资格考试辅导班、法律辅修辅导班……
最后，证书倒是捞了一大叠，专业课却给荒废了。
读完大学，才发现自己无一技之长，空对着一堆证书长叹息。
诱惑的增加，机会的增加，选择的增加，使专一变得越来越困难。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能用来形容农业社会里的人们，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兴趣爱好、理想志向瞬息万变，不可捉摸。
“愚公移山”成为被嘲笑的故事：愚公确实愚昧得可以，他就不知道搬家？
“铁捧磨成针”也显得不可思议：老婆婆难道就不知道把铁棒拿去卖了，买一把针回来？
现代人太聪明了，就连孩子也会提出这样一大串“逆向思维”的问题来。
令父母无言以对，世界变化太快，我们还需要专一吗？
专一是不是一种迂腐的态度呢？
我想起心理学上有名的“皮格马力翁效应”。
雕塑家皮格玛力翁塑造一尊女神的塑像，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
终于有一天，上天为他的专心、虔诚所感动，塑像变成了风华绝代的真人，来到尘世作他的妻子。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它揭示了“专一”所蕴含的无穷能量，足以能“惊天地，泣鬼神”。
同样，大画家米开朗基罗奉教皇之命为大教堂的天花板画油画，他站在脚手架上，弯着腰，仰着头，一笔一画，一点一滴。
等到作品完成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背也驼了，发也白了，他的专一使他昔日健康的身体残疾了。
但不朽的艺术精品却留了下来，令后人叹为观止。
专一是创造力的源泉，三心二意的人到头来一事无成。
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似乎是多才多艺的朋友惶恐地对我说：“这几年的光阴，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
我猛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会，又什么都不会！”这位朋友谈过恋爱、做过生意、考过托福、当过兼职，每隔一段时间碰到他，他都在捣鼓什么新的行当。
后来，搞得样样懂点、样样都不精通，这时他意识到“专一”的重要性，可惜逝去的年华只能追忆了。
而另一位学历史的朋友，几年功夫硬是把一张冷板凳坐热了。
他没有赶新潮，跟着身边的同学一窝蜂地辅修经济、法律之类的热门学科，而是一心一意地守着自己的专业，一锄一犁地踏实耕耘。
“只要自己喜欢的事，就应当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他一连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两位朋友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对“专一”的认识又更上一层楼。
任何成功都离不开专一。
专一是一把舵，掌好了这把舵，自然能沿江而下，一日千里。
小时候，读曾巩的《墨池记》，总觉得有点夸张，但听师长说，身边就有一个真正的墨池。
我们中学的前身是南宋著名的鹤山书院，著名学者魏了翁曾在此讲学，书院建在白鹤飞舞的山巅，了翁先生在书房后的池塘里洗墨，把一池清水变作了墨池。
八百年前的传说，仿佛发生在昨天。
墨池的故事，是老师给刚入中学的我们讲的第一堂课。
这堂课，留给我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只要专一地对待生活，奇迹会在山重水复之际豁然涌现。
专一到了一定的境界，便成了“痴”。
蒲松龄说过：“性痴则其志凝。
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多是有些“痴”性的，爱石的石清虚就深深地打动了我。
谁会把石头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呢？
这类人不屑于世俗的价值观念，而将兴趣爱好升华为某种超越性的关怀。
这种专一，将单调的人世点缀得丰富多采，将无情的人世浇灌得繁花似锦。
这种专一，彻底过滤了人天生的卑微、鄙俗的一面，拓展了人类广阔的精神空间。
专一是事业成功的前提，更是爱情魔力的所在。
我读东汉乐府诗时，常被那首《上邪曲》感动得回首垂泪。
那位深情的女子这样吟唱道：“我欲与君相思，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复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她的爱情与天地共生共存，除非整个世界覆亡，她的爱将永无休止。
我想，在这惊心动魄的诗句背后，是一颗被幸福溢满的心。
不管她所思念的那个人是否以同样的态度思念她，她的专一和坚贞已然令她在爱情的想望中得到完全。
能够专一地对待一个人，生命就不是虚度。
我又想起了那么多美丽动人的女子：绿珠、红线、杜丽娘、李香君……
她们有着相同的专一、相同的痛苦和相同的幸福。
即使那是一场绝望的爱，那种专一所导致的凄楚的心情，也是一种享受。
爱情的目标也许并不在于某个人，而在于专一的爱情本身。
沉缅于爱情的人，往往是爱上了爱情的本身，以及因为专一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温柔感受。
《上邪曲》中的感受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现代人的感受里，这种感受早已不复存在。
我们更能审时度势，更能察颜观色。
在最适当的时候抽身而出，避免受到伤害，避免浪费精力。
昨天坚持的东西，今天可以轻易地放弃，昨天放弃的东西，今天可能面不改色的捡回来。
聪明的人们把生活当作利弊得失的计算。
于是，生命的核心便消亡了，只剩下一张空壳。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专一，能不能把专一当作新的价值观得以建立的基石。
我自己，正在作这样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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