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是座不大的城市，街头设置了供公众使用的自行车。
只需在钥匙孔中塞进一枚硬币，锁就自动开启，你可以骑着它周游全城，用完以后将它放在任意的一个停放点。
我们本来还想骑上自行车去探访几处与齐克果有关的遗迹，可惜时间有限，我们又得像齐克果所嘲讽的那些人一样，匆匆地赶路了。
赫尔辛基的春寒从斯德哥尔摩到赫尔辛基，乘坐游轮穿越波罗的海，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
在赫尔辛基一登陆，立刻感觉到一种彻骨的寒冷。
虽然这已经是五月，虽然就纬度上来说赫尔辛基仅仅比斯德哥尔摩高一点点，但是这里的温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让人一时之间难以适应。
波罗的海的两岸，真是两重天地。
赫尔辛基人口比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更加稀少，其建筑风格也更为冷峻与瘦硬，用国内“新新人类”的一句惯用语，就叫“酷”。
气温的降低、行人的稀落和建筑色彩的偏深、篇冷，使行走在赫尔辛基街头的我，有了一种“毛骨悚然”之感，不断地把脖子往衣领里缩。
与斯德哥尔摩市民们脸上闪烁着的灿烂的笑容相比，赫尔辛基的市民，则常常是一副沉思的、严肃的表情。
这里的女性也有一种男儿的英武之气，昂首向天，一袭黑色的长大衣，越发衬托出苗条高挑的身材。
即使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是健步如飞，不让少女，或者一身长裙，不畏寒冷。
芬兰是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中唯一的共和国，也是四国中自然条件与国际地缘环境最恶劣的国家。
它多年来在苏联和德国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斯大林统治时代的苏联和希特勒统治时代的纳粹德国，其铁蹄都曾经践踏这片土地。
寒冷、匮乏与外敌的压力，却也锻炼出了国民超乎寻常的坚韧与刚强。
赫尔辛基著名的景点盘石教堂，就是这种坚韧性格的体现之一。
盘石教堂好像一只飞翔在半空中的飞碟，其实它完全是使用人工在岩壁之中开凿出来的。
进入山丘下的隧道走廊，不久便到达了圆形的中央会堂。
中央会堂直径达二十四米，宛如一颗被剥了一半的松花蛋。
它的四壁全是不事雕琢的巨大的天然岩石，雄浑而凝重。
中间的圆顶高十达米，四周的岩壁高约5米，顶上镶嵌着半透明的玻璃，并由一百根放射状的梁柱支撑着。
这是我所见到过的结构最奇特的教堂，这也是人力向自然力发起的一次成功的挑战。
盘石教堂是芬兰杰出的建筑师欧玛拉聂兄弟于一九六九年设计完成的，是赫尔辛基现代建筑中最卓越的作品。
而我宁可把它看作一件古典主义的作品，也许最新潮的现代，其内涵也最接近古典。
我们静悄悄地走进中央会堂，会堂里正在举行宗教仪式。
一块块格子般的阳光，透过圆顶的玻璃射进来，站在中央讲坛昂布道的牧师，全身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金光之中。
我想，这也许就是芬兰人接近上帝的方式，他们主动选择了一种更为艰难、更为坎坷的接近上帝的方式，却比那些偷懒的、捡便宜的人离上帝更近。
显然，赫尔辛基不是一座浪漫温馨的城市，其肃杀的气愤渗透进街道上的每一块石头缝隙里。
在瑞典和丹麦，处处能够看到艺术家的雕像，而芬兰人却更多地选择严肃的政治家与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们作为塑像的人物。
最有名的民族英雄纪念雕塑，位于一大片青青的草坪之间。
这组群雕中没有僵硬的方形纪念碑，也没有具体指向的人物，所谓的“纪念碑”却是一组密集的、长短不一的金属圆柱，它们凝聚在一起，伸向苍穹，像万年的坚硬的冰川，也像战场上烧红的枪管。
而在它的旁边，被置放在一块岩石上的，是面部表情愤怒的金属人头，有些中国古书里所写的“怒发冲冠”的味道。
我们不能苛责芬兰人的冷峻，如果我们读读他们的历史，我们会有更多的“同情的理解”。
他们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差不多，鲜血多于鲜花，饥饿多于奢华。
为了捍卫自身基本的生存，芬兰的人民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
难道你还要指责他们疏于文学艺术吗？
在这组象征意味浓厚的纪念雕塑前，我想起昔日芬兰抗击苏联的“惊风雨、泣鬼神”的保卫战。
当时芬兰的人口仅仅四百万，常备军只有三万，国力衰弱，经济落后，军备缺乏，却能够在冰天雪地之中，奋勇抗击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机器——苏联红军。
第一阶段的战役在一九三九年底展开，正是北欧最寒冷的季节。
芬兰的防御系统像坚冰一样牢固，每到夜间，他们的滑雪小分队便如同闪电般出动，突击在雪地上烤火露宿的苏军，让苏军防不胜防。
芬军总司令曼纳海姆指挥有方，仅在索米斯萨耳米一地，芬军就歼灭敌人两万三千多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在血与火中，世界人民给予芬兰人民的，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敬重。
然而，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拒绝给芬兰以实质性的支援。
在第二阶段的战役中，苏军在卡累利阿地海峡成立了西北方面军，由名将铁木辛哥出任总司令，总兵力超过了三十万人。
而此时，芬兰已经兵员枯竭，弹尽粮绝。
第二年三月，苏军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攻占维堡。
芬兰被迫接受苏联的全部条件，签订《苏芬和平条约》，屈辱地出让了部分领土。
尽管如此，芬兰人民所展现出来的保卫家园的牺牲精神，从此让全世界对这个僻居一偶的小国刮目相看。
芬兰人朴实无华，不长于文学艺术。
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百年来，斯堪的纳维亚其他三国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都有两位以上的作家获奖，而唯独芬兰只有一位西佩伦。
那是一九三九年，这个小国的前途险恶无比。
纳粹德国已经吞并了奥地利、捷克和波兰，而与希特勒订有秘密条约的苏联则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独立国家，正准备以同样的方法对付芬兰。
西佩伦被誉为“芬兰的左拉”，一惯以强有力的写实主义描述土地和人民的不幸。
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委们称之为“受苦受难的兄弟”，在报告中指出授奖给他的原因是：“他以深刻的了解与精湛的技巧，描绘了两样交互影响的东西：他的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获奖消息传出之后，西佩伦在记者会上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项奖不仅是要颁给我个人，同时也是要颁给我的祖国。”那一年，西佩伦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路程可比我们复杂多了。
由于严冬时节的浮冰，更由于战争的威胁，海上航线和空中航线都很危险。
西佩伦不辞千里，从赫尔辛基乘坐火车，环波的尼亚湾，取道拉普苔原，花了数天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
而我们从赫尔辛基返回斯德哥尔摩，跟来的时候一样，也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夜晚。
岸上的灯火，并不繁华。
大教堂黝黑的塔尖，还依稀可见。
7.谭嗣同三题
谒谭嗣同墓正是在青山绿水之间，卧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我来的时候，阳光灿烂，绿草如茵。
我来的时候，一百年的岁月隔在我们之间，这个国度里，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许多东西依然如故。
我是来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难，赋予中国近代第一次伟大的变革以纯洁的品格；我来探寻一方水土，这片土地，孕育出“扫荡桎梏，冲决罗网”般的中国自己的人权宣言。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小山坡前面是肥沃的土地和千年不变的农家。
再遥远的地方，是一脉连绵的山峰。
墓正对着最高的山峰，当地民间传说，谭嗣同墓所面对的山峰，每年都在增高。
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不如说是寻常百姓们表达对烈士敬仰的特殊方式。
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
谭先生年逾六旬，精神却出奇地健旺。
他是浏阳有名的眼科医生，一谈起谭嗣同，就激动不已，滔滔不绝。
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方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
我们的车行过好长一段颠颠簸簸的乡村公路，然后到了坑坑洼洼的基耕道前面。
道窄不宜行车，我们只好下车步行。
这样正中我意，以步当车，多少能够表达一点对烈士的敬意。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
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
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
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
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
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
中间的主碑最为高大，上面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
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
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
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
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
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
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
直到一九零一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
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
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
而谭嗣同生前与妻子李闰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谭嗣同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
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管家描述，死状极其惨烈。
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
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
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
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
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
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
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
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
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
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
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
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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