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不仅不敢唱这支歌，而且也害怕听这支歌。
著名歌手LouReed说过：摇滚需要在任何可能的领域存在，它应该有一颗可以打动你、感动你的心。
它应该具有持久的魅力，就像你愿意一直去回味童年时代听过的童话故事。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流浪者，张楚唱出的正是我们的心声。
“回家”是张楚歌曲中不断强化的主题。
无论是《走吧》，还是《北方过客》，他强调的总是“一个人走”的感觉。
他具有行吟诗人的冷静和深刻，用稚真的嗓音唱出穿透心灵的悲凉的余响。
德国哲人海德格尔认为，诗学是人类带着浓浓的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漫长旅程，张楚的作品亦可作如是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楚面临的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人、人性、人道、主体性、人的解放等宏大理想都被对秩序的认同所取代。
无可奈何花落去，新的东西降临后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可爱，经受了深刻的挫折感的人们很需要回家的温馨。
所以，“回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感情上的回归。
张楚的歌声中包含着两种互相冲突的因素：一是承认个体的软弱和无能，个人不愿再承受风吹雨打，宁愿跑到“家”的屋檐下去寻找庇护，即使这个“家”是自己曾经背叛过的“家”，高老太爷当家的“家”。
另一种因素则是对当下境况的拒斥，我注意到几首歌曲中经常出现的几个动词“走”“过”“出”“望”……
这些动词中显然蕴含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又使人联想起鲁迅笔下过客的形象：“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两种截然相反的运动方向，不仅没有导致张楚作品的自我消解，反倒使之具备了巨大的张力。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社会转型加剧，张楚更敏锐地捕捉人们复杂的心态，用最准确的语言和旋律把握思想上的每一波动。
《光明大道》已明显不同于早期的作品：没有人知道我们去哪儿，你要寂寞就来参加，你还年轻，他们老了，你想表现自己吧，太阳照到你的肩上，露出你腼腆的脸庞。
这里面既有愤怒也有梦想，既有失望也有无奈，张楚在认同社会进程的同时也提出自己尖锐的批评。
你还新鲜，他们熟了，你担心你的童贞吧，青春含在你的嘴里，幸福写在我的背上，尽管不能心花怒放，别沮丧，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
尽管这一代人比上几代人都要幸运，但张楚还是在这些表象后发现了惊人的秘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严峻的时代。
物质的丰裕加剧了灵魂的痛苦，青春与童贞已成为昨日黄花，衰老过早地来临了。
这是一种嵇康、阮籍式的透骨的悲凉。
张楚大胆地用了“送葬”这一意味深长的词语。
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只是麦子还在对着善良愤怒地生长，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吧，或者紧紧鞋带听远处歌唱。
在《冷暖自知》中，张楚还是回归到自我，系紧的只有自己的鞋带。
我想起了本雅明写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指出，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面对的是“一群读抒情诗很困难的读者”；同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张楚，面对的则是一群不了解自己的歌迷。
张楚的歌声逐渐向“众生平等”的主题集中。
他以“雷鬼乐”的外在形式，表达的却是悲天悯人的情怀。
这种情怀是真诚的，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真诚比金子还要可贵。
音乐评论家张培仁这样写道：“这是1994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
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
张楚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他依稀想起生命里许多画面；一点简单的浪漫，也许粗布衣裳，人们的笑容那时还没有什么目的，却有许多天真。
他静静地笑，有一些美好的事物，终将一去不返。”这正是这个时代最细微最柔软的一部分，张楚像老牛一样咀嚼着这些流动的情感，反刍出“众生平等”的思想。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只求保佑活着的人，别的就不用再问，还保佑太阳按时升起，地上没有什么战争，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姑娘和民警，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无所事事的人。
在《上帝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中，这段歌词表现出张楚对世事深刻的洞察。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妥协和退却的姿态，但对比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我便看到了张楚鲜明的先锋色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楚是一位不愿抒情的抒情诗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成为一位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他最让人尊重的地方便是他的同情。
他把同情看作是“将心比心”——每个人包括其自身在内都是被同情的对象，天不必“悲”，人却不能不“悯”。
《赵小姐》中描绘了如许的生活状态：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作，钱不少她也不会去做到老，在一种时候她真的会感到伤心，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的好。
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如此地吻合。
张楚的优势在于叙述，在于叙述之中不动声色的真情，这种真情使所有的歌词都明亮起来，像《阳关三叠》一样，从遥远的旅社的窗玻璃外激荡而入。
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同情”，叔本华认为，领悟世界的痛苦也就必须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同样的本质上挣扎，都是同一本质的幻象，从而看穿个体化原理，以他人之痛苦为己之痛苦，以世界之痛苦为己之痛苦，这就产生了“同情”。
在《和大伙儿去乘凉》中，我体会到张楚想要表达的思想：一切纯洁的爱都是同情，都是“众生平等”。
当今，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张楚调侃背后的辛酸，叙述背后的思想。
《蚂蚁》是张楚最精采的作品之一，它在理念上达到了对“悲悯”的超越——蚂蚁没有问题，天之下不多不少两亩三分地，冬天播种夏天还不长东西……
阴天看见太阳也看见我自己晴天下雨我就心怀感谢，朋友来作客请他吃西瓜皮，仇人来了冲他打个喷嚏。
从这可听性并不强的歌声里，我发现张楚心灵的广度。
张楚身处苦难之中，我即蚂蚁，蚂蚁即我，彻头彻尾的平等。
在平等的基础上，则是一种大度纳百川的宽容。
我没有心事往事只是蚂蚁，生下来胳膊大腿就是一样细，不管别人穿着什么样的衣，咱兄弟皮肤永远是黑的。
张楚不同于王朔的正是在这些地方。
王朔真正做到了“躲避崇高”，张楚唱了无数次“离开”，却不曾真正离开自己的宗教。
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一段关于童年兄弟间生活情形的描述：“我记得，我们特别喜欢‘蚁兄蚁弟’这个词，它使我们想到沼泽地塔头墩上的蚂蚁。
我们甚至还做过蚁兄蚁弟的游戏：大家钻进几把椅子底下，椅子外面围些小箱子，挂上头巾之类的东西。
在一片漆黑里，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地坐在里面。
我还记得所体验到的爱和温存的感情，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这段并不引人注意的回忆，其实是托翁所有伟大作品的源泉。
同样的，张楚的歌试图传达的，也正是这种人类越来越疏远的品质。
张楚以一种外表平淡内心狂热的姿态开始自己的“布道”，他的“道”隐藏在生活的洪流之下，他是布道者亦是受道者。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难以回复的电子邮件。
作者没有署名，文字朴实无华，问题却触目惊心：我是山东省西南部一个小县城的高中教师，今年三十一岁，工作已经十年。
虽然如此，经济上仍然是入不敷出。
工作上，依然是压力巨大。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
我是真的感觉到疲惫不堪。
当我一开始上班的时候，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真的想在教育事业上大干一场。
可是，天长日久。
我是心力交瘁，内心真的是困惑无比。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在教育上继续干下去。
由于薪水稀少，我在县城没有住房。
我以前每月工资三百多元。
近两年，略有提升。
现在我的每月工资五百七十六元，我爱人每月工资是四百多元。
所以说，买房子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感到遥不可及。
如今我们住在我爱人的单位，她在一所乡中学教书，生活的压力使我们感到未来没有希望。
我们住在乡中学的一间小房里，阴暗而又潮湿，且又漏雨。
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为自己不能为妻儿提供一个良好的住所而羞愧万分。
我也曾想过辞了这份工作，去南方闯荡一番，但念及自己只是一专科毕业生，且又年过三十，在外是否有门路感到迷茫，很难下决心。
真是“进亦忧，退亦忧”，没有快乐的时候。
每天我盼望着发财，也常常买上十元二十元的彩票碰运气，当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归”。
我知道这种方法当然是没有希望的，可是我似乎是无路可走。
然而，我却不愿意就此沉沦，我的心又比天高，想自己发大财，成就一番大事业，让妻儿老小生活幸福。
可是，现实的情况真的让我好生困惑。
经济上的困难自不必说，工作上的事情也是非常让人头疼，没有做过教师的体会不到教师的辛苦。
每天，每天，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生活。
我们县年年按比例抽取一定的学生参加县里的抽考，说是考学生，实则考老师。
考试好的有奖，考试差的不罚。
虽然不罚，但是后三名的教师在全县通报，在我们这儿是称为“挂黄牌”。
连续三年得到黄牌的老师，调往乡镇中学，如果再差的话，那你就可能要下岗了。
也就是说真的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我们这里的县教委领导们是一帮外行，根本不懂教育规律，素质教育自不用说，即使应试教育也不会搞。
试想，无论学生考得再好，总得有后三名的，是吧。
成绩后三名的老师不一定是没有好好地教他们吧。
可是，他们根本不管这一套的，他们只看成绩，而不管其他。
唉，这样的教育不把学生教死才怪。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教学环境下，我工作了十年，十年啊！
而更让人感到痛苦的是，学生的成绩与你的能力与你的努力程度是不一定成正比的。
因为抽取哪些学生去参加县里面搞的抽考，不是由老师们说了算，而是由学校的领导说了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好好干的老师，你的学生可能考得很差。
另外，还有一个评模选优的问题，令人十分头疼。
不要以为，干好了，工作认真了，你就能是模范了，你就能得优了，完全不是这回事情。
这就要看看你与领导的关系、你与同事的关系了。
所以，在教育上老老实实工作的，那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只有那些用于心计的才能如鱼得水，十分吃得开。
真的让人失望之极。
工作这么多年，我没有得过模范也没有得过优，那些都是别人的。
我也不是没有好好工作，也不是没有取得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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