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万饥民，不仅仅是死于饥饿，更重要的是死于失去了表达的可能性。
作家摩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常识是我们时代的第一重悲哀，假装超越了常识并进而摆出一副嘲笑常识、否定常识、蔑视常识的姿态，是我们时代的第二重悲哀。
鲁迅先生为了减少我们的蒙昧，就是从常识入手的。
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宣示常识。
而且，鲁迅恰恰是在进入中年以后才开始决意以宣示常识为己任的。
言说常识并不只是知识活动和逻辑活动，鲁迅在言说常识的过程中挺立起了一代仁者的良知。”我非常同意摩罗的这一说法。
的确，与世界上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相比，鲁迅并没有创建一个庞大的、崭新的思想体系，这当然是鲁迅的遗憾。
但是鲁迅在一个不把常识当作常识的国家里，为宣讲和捍卫常识奋斗一生，并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狡猾的政治家利用他、聪明的文人攻击他、昏睡的民众嘲笑他。
他承受着这一切，并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生命的结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先生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贡献，比创建一个思想体系不知道重大了多少倍。
可悲的是，先生告别我们半个多世纪了，先生所宣讲和捍卫的常识，在中国依然没有变成常识。
常识之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好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油是油、水是水。
在今天，宣讲和捍卫常识，所面临的压力和阻力，丝毫不亚于鲁迅先生当年，甚至比先生当年还要困难。
我愿意跟随鲁迅先生，以表达和宣示常识为己任。
这几年以来，我对自己的写作的定位越来越清晰。
我的所有文章，都可以看成是关于常识的文章。
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深知，表达与宣示常识的道路，也是一条漫长和崎岖的道路。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位寻找表达的自由、宣示常识的价值的伟人。
这位伟人为这一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罪恶的子弹穿透他身体的时候，他微笑着说：“我看到了一生苦苦追寻的真理。”然后扑倒在身边信徒的怀抱里。
他就是“圣雄”甘地。
我最看重的甘地，并不是那个为印度的独立而奋斗的甘地，而是那个帮助“贱民”表达生存权利的甘地。
当然，前一个甘地是伟大的，但后一个甘地在我个人的心目中更加伟大。
在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种姓制度。
严格划分等级的封闭式社会结构是印度教的显著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印度逐渐形成一个失去种姓的群体，他们或被驱逐，或因从事“不洁”的工作为印度教群体所不容。
他们不得进入寺庙，他们的孩子不得同有种姓身份的孩子一起上学，甚至不准许他们使用村里的水井。
他们的影子对拥有较高种姓身份的人也是一种玷污。
和他们一起用餐或接受他们的饭菜都是不允许的。
这些失去种姓的人，这些所谓的“贱民”，是严格意义上“不可接触的人”。
甘地热爱祖国印度，但对“不可接触者制度”这一印度社会的毒瘤深感惭愧。
这一反人道的称谓严重地挫伤了他纯洁的感情。
当甘地致力于印度人民生活方式的改革和国民教育，像医生一样医治印度社会肌体的疾病和溃疡的时候，他把消灭“不可接触者制度”作为自己奋斗的主要目标。
甘地知道，有些话是必须说的。
他热爱印度，但并不妨碍他对印度现实的激烈批判。
惟其如此，他才是印度最杰出的儿子。
他在一篇宣言中写道：“我们的责任在于，不让‘不可接触者’感到人们轻视他们，瞧不起他们。
我们不应将自己餐桌上的残羹剩饭送给他们，作为他们维持生活之需。
不管是婆罗门还是清洁工，他们都信奉同一个神，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同样纯洁，我怎么能够同意对他们不一视同仁呢？
如果我将不洁的剩饭送给一名清洁工，如果当一名清洁工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拒绝了他，我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甘地接着写道：“我拒绝相信，一个人由于出身的原因就应该被视为不可接触。
宗教所认定的不可接触本来是暂时的，很容易消除，并且是对事不对人。”这不是一个太深奥的观点，但是表达这个浅显的观点将付出沉重代价。
那些伪善的爱国者和僵化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们痛骂甘地是在“卖国”和“抛弃传统”。
而为数众多的“不可接触者”们却衷心地爱戴这个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一九三二年三月，印度开始在英国控制下大选。
按照规定，不可接触者只能参加内部选举。
于是，在狱中的甘地上书总督，如果继续推行将不可接触者从全体印度人民中分裂出去的政策，他就会绝食而死。
八月，麦克唐纳方案出台，完全无视甘地的抗议。
甘地宣布，他将于九月二十日开始绝食。
这次长达六天的绝食，被称为“史诗般的绝食”。
各方在甘地的压力下，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从此以后，甘地本人成为不可接触者中的一员，他称呼他们是“哈里真”，意思是“神的子民”。
一九三三年二月，甘地亲自创办《哈里真》周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份周刊一直是他为“不可接触者”呼吁的喉舌。
他的表达一步步地深入，正是因为他坚持不懈的表达，禁区不再成为禁区，“不可接触者”不再是“不可接触者”。
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评论甘地的意义：“一位从未得到外界权威支持的人民领袖；一位政治家，其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建立在掌握和精通技术手段的基础上，而仅仅是依靠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一位一贯拒绝使用暴力的常胜斗士；一位用坚决果敢、不屈不挠的抵抗力武装起来的谦逊、睿智的人；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鼓舞人民奋起改变自己命运的事业；一个以普通人的尊严对抗欧洲的残暴并且每一次都证明了自己优势的人。
后人可能感到难以置信，地球上曾经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我讲了好几个别人的故事。
有会唱歌的哑少女的故事，有《皇帝新装》里那个孩子的故事，有潘恩的故事，有鲁迅的故事，有甘地的故事……
在一本书的自序里，讲述这么多别人的故事，似乎不太合乎“自序”这一文体固有的范式。
自序需要讲的应当是自己的故事。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讲这么多故事——这些故事是他们的故事，同时也是我们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遥远的，却又触手可及。
这些故事似乎与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无关，其实与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息息相关。
正是这些故事和这些故事后面的精神源泉，支撑起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
在我开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表达都在我的眼前出没着。
我在文字中所表达的东西，几乎全都是前人已经表达过的和思考过的——近的是十多年以前的八十年代人的表达，远的是“五四”时代先行者们的表达。
老实说，我做的工作，大多数都是重复前人的表达，我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
这样说并不是我枉自菲薄。
因为，在我看来，“重复”并非“多余”。
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
学者任不寐在谈到本世纪的愚昧时，有两个要点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一个要点是“历史的重复”，另一个要点是“常识的颠覆”。
正是“常识的颠覆”导致了“历史的重复”。
他认为，“历史的重复”是指当一种结构被历史反复证明必然只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和极端不道德的时候，这种结构仍被认真地重复着；甚至达到“理直气壮”或“令人发指”的程度。
最不能容忍的“历史的重复”是现代社会的“返祖现象”。
比如，通过国家暴力在信息时代消灭信息，使信息交流返回史前社会口耳相传的水平上去；更为可耻的是，这种堕落部分是通过个人“自我审查”来“自愿”完成的。
与此相类似的退化是在开放时代恢复原初社会的宗教禁忌和王权时代的避讳——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几件事是被粗暴禁止或“自愿放弃”公开讨论的。
房龙说：“禁忌是野蛮人的聪明”，是“非洲和波利尼西亚人发明的禁忌”。
房龙唯独漏掉了在这一方面有更加伟大的贡献的中国人，从古代书写皇帝的名字时的避讳和缺笔到今天社会中存在的有形与无形的禁忌，可谓源远流长和发扬光大。
国粹家们大概要对房龙不提中国的这个大大的疏漏感到愤愤不平了。
千年以来乃至今日，“禁忌”先在于许多写作者的写作，“禁忌”阉割了写作者的精神和良知。
我的写作当然不可能无视禁忌的存在，但是我将自觉地挑战一个又一个的禁忌。
在挑战禁忌的过程中完成对自由表达的可能性的探索。
从一九九三年经历完军训正式进入北大以来，我已经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六年的写作。
在情绪上，我感到了一种倦怠；在精神上，我感受到了一种匮乏。
好多次，我想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给自己一种新的体验，给自己一片更广阔的天空，给自己一次充电的机会。
我很早就想换一种方式、换一种体裁来写作、来表达。
那将更具有挑战性。
我甚至想重新回到中学时代曾经尝试过的诗歌的写作中去——猛然发现自从进入大学以来，我就没有写过一首诗了。
按照陈平原先生的说法，青年是属于诗的，中年和老年是属于散文的。
大致来说，诗在青年时代写得最好，而散文在中年或老年写得最好。
因此，在我今天的这个年龄段里，写诗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缺乏审美氛围、罪恶以正常的方式泛滥的外部环境，让我选择了“匕首投枪式”的写作——杂文的写作。
而外部环境的日益恶化，又使我不得不继续原有的表达——用杂文、甚至算不上杂文的文体来进行直接的、顺畅的、清晰的、明白的表达。
我来不及换一件也许更加适合我的工具，我没有进行审美的、艺术的创造的良好的心态。
我不断地遭遇到愤怒、恶心、痛苦——自己的和自己身边的普通人的愤怒、恶心和痛苦。
忍，还是不忍？
我选择后者。
说，还是不说？
我选择前者。
我清楚地知道这样迫不及待地表达对内在的自我将带来一种伤害，但我“忍无可忍”。
于是，一九九九年的末尾，这个世纪最后一年的末尾，我的文字又结集成一本新书了。
我把它命名为《想飞的翅膀》。
这倒不是说我对明天或者“黄金世界”有什么特别的期望，而是想说：今天我们怎样完成我们的表达，将直接导致我们拥有一个怎样的明天。
在《想飞的翅膀》中，我对现实倾注了更多的关注。
近两年以来，关于历史反思的作品纷纷面世。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一进步远远不够。
关注现实，不仅是选择，更是职责。
你可以拒绝表达，但是你拒绝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权利。
你可以背对现实，但是总有直面它的时刻。
我同意任不寐的观点：“仅仅追悼逝去的受难者，也可能对现实者的一种漠视。
当罪恶，当对邻居的迫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时，我们汹涌澎湃大义凛然痛哭流涕地数落过去自己的不幸时，我们是否太过分、太自私了呢？
当武芳和李九莲绝望地拍打我的房门呼救时，我希望我应该放下手中回忆‘文革’、回忆‘反右’的文稿，响应那绝望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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