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罗马尼亚人民终于奋起反抗暴政。
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并被立即处决。
人民自由了，德米特里也从狱中被释放，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了。
家人没有想到，他们的亲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连最好的医生也对德米特里溃烂和萎缩的身体束手无策。
经过漫长的治疗，他的手脚还是无法移动，可是他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的身边有慈爱的家人。
一天，有人来敲门。
来人竟然是当年亲手打残德米特里的那个警察。
当年那个身材硕壮、性情凶狠的警察，现在却瘦弱而苍老，威风的警服换成了破旧的风衣。
他弯着腰对德米特里说：“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来求你原谅的。
我所作的，无法得到宽恕。
你并不是唯一的我所伤害过的人，我作孽深重，连上帝都不会宽恕我。
我来只是告诉你，我很抱歉我过去所做的。
我要去吊死我自己了，就这样。”他说他每天都被噩梦惊醒，他再也承受不了内心的压力，决定要去自杀，在自杀之前来向被他毁掉一生幸福的人表示忏悔。
他结结巴巴地说完这段话，没有等待德米特里做出反应，捂住自己的脸，转身就要离开。
瘫痪在床上的德米特里艰难地转动了一下头颅，温和地对这个昔日亲手伤害他的凶手说：“先生，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过，因为我的手不会动。
我多么希望我可以伸出手来拥抱你！
我每天都在为你祷告，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全心地爱你，我原谅你了。”他的泪水从眼眶里流淌出来，他却无法伸手去擦。
凶手跪在他的床边，号啕大哭。
凶手亲吻着德米特里掉下来的眼泪。
两人的眼泪汇合成一条爱的河流。
德米特里的爱，是从耶稣的身上学到的。
耶稣称出卖他的犹大为“朋友”，为钉死他的人祷告。
德米特里也是一棵压伤的芦苇，正是在被伤害的时刻，他发现了降临在他身上的爱。
他的身体不能动弹了，他就用灵魂来拥抱这个世界，拥抱伤害他的人。
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尊严，即使被打得瘫痪在地板上，他的膝盖也不会下跪。
他是柔软的，也是坚韧的，他的精神充溢着残缺的肉体。
在那些患难的日子里，德米特里从来没有胆怯和退缩。
他毫不犹豫地爱着每一个有罪的人，他的你力量也就越来越强大。
理查得•沃慕布朗在这篇史诗般的回忆录中写道：“在监狱里有一段时间，我病得很厉害。
我有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黄疸，还有许多其它我都不清楚的病，我快要死了。
那栋监狱里，有一间专门给濒死的犯人住的小号。
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多，是唯一从那个小号里活著出来的人；我活下来，是要为殉道的难友们作见证。”这段话让我想起了美国大屠杀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将获得者伊利•韦塞尔来。
与理查得•沃慕布朗一样，伊利•韦塞尔也出生在罗马尼亚，而且还是犹太人。
在纳粹时代，韦塞尔全家都被驱逐到德国法西斯灭绝人的集中营中，他的父母和妹妹死在了那里。
作为一名幸存者，韦塞尔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捍卫记忆、捍卫爱和希望上。
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他再次重申：“记忆是崇高和必要的行动。
记忆呼唤，呼唤去记忆，从历史地第一线黎明起就注入了我们。
在《圣经》中，没有别的命令出现得如此频繁、如此持久的了。
记住我们所得到的美好，记住我们所遭受的苦难，这已成为我们义不容辞地职责。”记忆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消灭罪恶和苦难；记忆的目的也不是仇恨，而是加固人类对爱和美的信心。
人类捍卫了记忆，也就捍卫了爱。
理查得•沃慕布朗接着讲述了另一个苦难的故事，也是一个同样美丽的故事。
在那间小号里，他的右边躺著一位叫伊思库的牧师。
老人受尽了严刑折磨，此时奄奄一息，即将死去。
老人非常安静，他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每当他张口说话，他就给人一颗“蓝宝石”。
在希伯来文里，表达“告诉”或“说”意思的词语中，有一个可以翻译成“给一颗蓝宝石”（Sapphire）。
如果你要开口说话，就是要给人一颗蓝宝石。
沃慕布朗写道，也许有时候你会悲哀或愤怒，那时，你就沉默吧；等待一会儿，直到你能给出蓝宝石时再开口。
每当伊思库开口时，他必给出蓝宝石。
他的蓝宝石就是爱。
伊思库人还在地上，还躺在沃慕布朗的右边，但他的心已经在无比华美的天堂了。
在理查得•沃慕布朗的左边躺着那个把伊思库折磨致死的人。
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凶手也被政府关押拷打，现在他也快要死了。
那天夜里，凶手醒过来，祈求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我不能这样死。”接下来，理查得•沃慕布朗目睹的情景仿佛来自天上。
是的，我、我们并不需要到天上才能看见天上的景象。
伊思库牧师不顾全身疼痛，请两个难友搀扶著他，慢慢走过来，坐到了折磨他的那人的床边。
伊思库温柔地揽住那个凶手。
沃慕布朗永远忘不了那感人的一幕。
那个曾经残酷拷打伊思库的人，此刻正走向死亡；而伊思库拥抱他，像是拥抱自己的兄弟。
伊思库说：“我完全宽恕你，我爱你。
如果连我这样的罪人都能宽恕你、爱你，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岂不是更能宽恕你、爱你吗？
悔改、归向他吧，他是爱的化身，他要得到你，比你要他还迫切；他能给你的宽恕，比你想求的还要多。
只要你悔改。”在狱中，没有可以避人的地方。
沃慕布朗听到了忏悔的声音——那个凶手正在对着他所残害的人，为他所犯的所有谋杀罪而忏悔。
然后，他们一同祷告，相互拥抱。
慢慢的、慢慢的，牧师被搀扶著，回到了他的床上。
当天夜里，他们两人都死了。
那夜正是圣诞节的前夜。
但那个圣诞之夜的庆祝是如此不同。
他们通常在圣诞之夜庆祝的是：耶稣在两千年前、在遥远的伯利恒诞生。
那天夜里，耶稣却诞生在一个罪犯的心里。
这是多年来，我读到的最感动的一篇文字。
我仿佛也在那间布满臭虫和粪便的牢房里，倾听着那些动人的言语。
我的手跟他们的手握在一起，我的心接受着冲击和洗礼。
那里暗无天日，那里却像天堂般美好。
这样的文字是一串美丽的“蓝宝石”。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文字，都应该成为“蓝宝石”。
五在讲述完四个故事之后，我转而直面自身。
我讲述四个遥远的故事，与其说是攀比，不如说是仰望——仰望一种存在方式，仰望一种价值立场。
我讲述四个伟大的人物，与其说是追随，不如说是反省——反省自身的缺陷，反省自身的罪恶。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感到愧疚和自责的是——我的生活、我的写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爱疏离甚至隔绝了。
这与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文化资源有关。
我阅读屈原的楚辞，笼罩在其中的是放逐者的自恋和关于曾经拥有的“辉煌”的回忆，伟大的诗人到头来还是国王的附庸；我阅读诸子的经典，字里行间，攻守辩难、一招一式，都恨不得将对方置之于死地，而让自己“唯我独尊”；我阅读韩愈等八大家的文章，这些文字营造着一种滔滔不绝的气势，企图用气势来威吓读者，而不是用情理来打动人心；我阅读《三国演义》，那些毒辣的权术和深邃的阴谋居然被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今天的人们还在津津乐道；我阅读《水浒传》，英雄们的价值仅仅体现在无止境的杀戮之中，没有一个人体味到人是有尊严的生命……
到头来我发现，在这些文化资源之中，什么质素都有，单单匮乏爱的因子。
我的写作、我的生活，长期以来笼罩在这样的阴影之下。
我的文化结构和心灵结构是畸形的。
同时，我之所以远离爱，也与我目前所生存的现实处境有关。
我的身边，有学院派的傲慢，有知识界的嫉妒，有商人的剥削，也有写作者的谎言，偏偏缺少爱、缺少真诚和怜悯。
这是一个太监王国、优孟王国、流氓王国。
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太少，我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太蹇迫。
于是，我们不得不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整整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历史都被这种“真理”所支配。
鲜血流成了河水也没有让我们觉醒，眼泪流成了海洋也没有让我们止步——刚刚从政治的狂热中脱身出来，却又席卷进了金钱的漩涡之中。
当我开始反思我的文化资源和生存环境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鲁迅——是的，即使是我尊敬的鲁迅先生，也仅仅是一盏在黑暗中随时可能被风吹灭的蜡烛，而不是一道照亮黑暗的夜半的闪电。
鲁迅那嬉笑怒骂的“魏晋文章”，尽管能够见血封喉、让敌人闻风丧胆，但它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每一次的与敌交锋，都让自己元气大伤。
“爱”在鲁迅的文字之中，虽然像金黄的树叶一样时常闪现，却稍纵即逝，没有连缀成一道永恒的风景线。
太深的伤口和太多的怨恨，以及如他自己所说的、驱之不去的“鬼气”，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
这是鲁迅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文化本身的悲剧。
如果说，鲁迅对我来说，意味着一捧在最干渴的时候遇到的泉水；那么，我在畅饮完它之后，还将去寻找一眼能够汩汩地冒出甘泉的井。
这口井就是爱，就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是安徒生、朋霍费尔和特蕾莎修女们。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左拉因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国外，他愤怒地控诉，是因为爱，爱那个素不相识的、含冤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罗素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研制核武器而入狱，他激越地抗议，是因为爱，爱被笼罩在核阴影下的每一个生命体；索尔仁尼琴因发表《古拉格群岛》而流亡西方二十多年，他无畏地揭露，也是因为爱，爱那些在集中营里死去的和还活着的同胞。
表面上，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的宽容、温和、悲悯不同，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是愤怒、尖刻、锐利的。
但是，在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的愤怒、尖刻、锐利的背后，有着大爱、大牺牲、大奉献。
他们不是一味的愤怒、尖刻、锐利，相反，愤怒、尖刻、锐利仅仅是一个悠长的乐章中的山重水复、峰回路转而已。
不是愤怒、尖刻、锐利控制着他们，而是他们的心灵控制着这些情绪。
他们正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张力之间艰难地写作。
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相比，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上另一道同样绚烂的风景。
他们在这样一点上是一样的：他们的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同构，他们沐浴在阳光之下，也沐浴在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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