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知己”，比这本书在市场上多买一万册更让我感到高兴。
那滴因“爱”而流的眼泪，就是我写作的理由，就是我进行“爱的言说”的内在的动力。
康志刚：“爱”与“忏悔”的精神形态是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思想。
与西方的文化传统相比较起来，中国文化传统是缺少这一方面的根基的，你认为在当前汉语界的精神文化中，这种爱与忏悔的倡导有什么样的前景？
余杰：言说“爱”与“忏悔”是艰难的，在今天“大话”成为一种生存方式的语境下，一切真实的言说都将被“闹剧化”（甚至连“喜剧”都算不上）。
但是，言说“爱”与“忏悔”又是必须的，不抬头仰望天空，生活永远如同茅坑里的蛆虫那样卑琐和肮脏（请原谅我使用这个“不雅”的比喻）。
我曾经说过：“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里所说的“发光”，不是指让自己出大名、发大财、掌大权，而是把爱、把真实而美好人性发杨光大。
这光，乃是真光，是晨星之光，是十字架上的光，是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到的光。
我同意你的说法，“基督之爱”在中国必然遭到相当多人的排斥和敌视。
比如，我对“忏悔”问题的阐发，有学者认为我最大的失误就是将其放置于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来讨论，从而使我招致普遍的攻击和诋毁。
从话语策略上来看，的确是如此。
但是，我想反问的是：难道能够脱离基督教文化背景来言说“忏悔”吗？
那不成了缘木求鱼？
今天，大家一谈起信仰来便立刻产生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反感，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受到了“伪信仰”的控制和愚弄。
当“红太阳”陨落之后，国人便成了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
没有信仰的十几亿人，确实极有可能形成这个星球上的“黄祸”。
然而，汉语本身就是一套“伦理话语”和“史官话语”，而非“信仰话语”，这更加剧了谈论信仰的难度。
现在，我还不是一个“信徒”，而仅仅是一个“慕道者”。
但是，我宁可面对种种非议，也要坚持自己所领悟到的真理。
我向来对预测“前景”不在行，但我愿意尽自己那一点微薄的力量发出一分光来。
至于结果如何，不是我能力所及的。
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也是先有了一个悲观的估计，然后再以乐观的心态上路。
近二十年来，汉语文化圈已经日益感受到信仰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比如，近年来由一群年轻学者所倡导的“新神学自由主义”，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我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家和学者已经开始了对信仰的寻求和言说，他们的声音也正被更多的人所倾听到。
我相信，在未来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言说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朋友正与我们一起走在相同的朝圣路上，我们并不孤独。
我们的生命在互相吸引和光耀着。
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我刚刚完成《香草山》之后，偶然读到台湾散文家杨牧的一篇题为《自剖》的文章。
非常巧合的是，他也是将“香草山”作为一个核心的意向，作为个体生命的憩居所和灵魂的安放地。
的确，没有“香草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杨牧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多少期待，多少希冀，还不是为了使善良显露，使邪恶退隐，我们做的又是什么蠢事？
我们果真那么低能？
你说，我们要像风车一样磨下去，像大海永无休止地淘下去，来啊，伟大的生命！
即使一切成空，我也不怨你，告诉自己，我自有一个完满丰盛的乐土。
我活在这里，但在这里，我只是走路而已，我的心智并不全在这里，我向往的却是一个辽远的国度，那是无人知晓，无人了解的国度。
有一天我走过海边，你问我，捉住我的衣袖，满脸疑惑地问我，你要去哪里？
我指向云雾深处，我要去一个辽远的地方，我要去我梦中的香草山……
香草山，香草山，那才是我的世界，那才是你也该去的世界，虽然你不知道，但我会领你去，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你曾拉住我的衣袖问：你要去哪里——我就会告诉你，香草山，那云雾深处，那么至美和平安乐的国度。
我们不只是幻想。
我们将会动身前去，那个美丽无人的国度，看草原上的小花，看草原上的羊群和麋鹿。
虽然那已不再是儿时的天地，但我总算抓住了一点幸福的凭籍，因为我在那儿，完全快乐，保护着自己的心灵，会好好地活下去。
世界上每个人都该有个完美的香草山，让他们在那山里没有忧虑地徜徉，让他们离开猜忌和怨毒的俗尘，让他们带着笑容入眠。
你来，随我来，只要你爱，你随我来，我领着你去，就是死后，我仍然守着我的诺言，我会带你去看那个美丽和平的香草山。
你可曾子夜梦回，久久不能再睡？
如果你爱，你就在心中想着——有一座山，欢乐无比，它就是你的憧憬，你的希望，如你不弃它，它也绝不弃你。
我就有这么一种信心，进一步，退一步，自有我独立生存的凭藉，果真谁把箭头对着我，来吧，我们怕什么？
就为了保护一颗心的完整，即使我的皮破了，血流了，我又何曾在乎？
迎上前去，真的，我们在阳光下高声谈论，没有隐私，没有阴谋，谁能奈何你？
说啊！
谁能奈何你！
如果知道有人与自己同行在寻找“爱”、寻找“香草山”的道路上，那么“爱”与“香草山”再遥远我也不怕。
同时，我对那些攻击和辱骂我的人也表示感谢——他们的言行表明，我的文字触动了他们生命的某一个部分，他们采取了自以为正确的方式来回应。
我相信，他们会有醒悟的一天。
二零零三年夏天，我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USIA）访问美国。
这个计划是美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六十五位外国的国家元首曾参加此项目访问美国，其中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墨西哥总统福克斯、阿富汗临时政权总统卡尔扎伊等人。
近二十年来，中国有上百名学者、官员、专业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参加这一访问计划。
二零零零年，我尚未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便受到美方的邀请。
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美国之行被迫拖延了三年之久，乃至先后收到两任美国大使的邀请书。
最后，这次访问终于在二零零三年夏天、萨斯危机刚刚平息的时候得以成行。
按照我所提出的要求，美方安排我重点参观了美国的传媒、大学和教会等领域。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足迹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从北部到中部再到南部，经历了一次眼花缭乱的“文化震撼”。
在我所走访的传媒中，不仅有《华盛顿邮报》和《新共和》杂志这样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媒体，也有《波士顿凤凰报》和《得州月刊》这样地方性的媒体，甚至还有《东北大学新闻》和《得州周末》这样专门供“小众”阅读的独立媒体。
由此，我深切地体验到了美国新闻自由的状况。
在我走访的大学中，不仅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流名校，也有得州大学等州立大学，还有比利提学院送样的黑人女子学院。
由此，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美国学术自由的状况。
在我走访的教会中，既有奥斯汀海德公园教会这样南方上层人士的正统教会，也有纽约唐人街华人的天主教会，还有旧金山郊外远志明先生主持的“神州传播机构”。
由此，我深切地了解到了美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
以上三个方面的自由，是美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缺一不可的支点。
在这三个重点访问的领域之外，我还有不少意外的收获：我不仅游览了瓦尔登湖等心仪已久的优美景点，还有机会深入若干美国普通家庭内部、观察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这次内容丰富的访问，使我窥见了美国社会一个色彩斑斓的横断面。
在访美期间，我先后作了二十多万字的笔记。
回国之后，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将这部分笔记整理成二十篇文章，也算是我在美国采集到的二十颗闪光的珍珠。
而将这二十颗珍珠串连成一根项链的，则是美国最核心的价值观念——“自由”。
如果说“在中国发现历史”是西方汉学家在中国最大的收获，那么“在美国发现自由”则是我在美国最大的收获。
如果只能分别使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中美两国，那么与“历史”这个词语准确地概括出了“中国特色”一样，“自由”这个词语也准确地概括出了“美国特色”。
因此，我的这本游记也就围绕着“自由”这个简单而复杂的词语展开。
当然，我的“美国观”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的烙印，它有自身的缺陷和片面，但它来自于我真实的感受。
因此，我愿意把它们写下来，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和讨论。
在此，衷心感谢帮助我申请这个访问计划的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们，衷心感谢访美期间全程陪同我的翻译沈鸿骏先生，衷心感谢接待我的美国的各个机构、个人和家庭。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北卡的葛瑞斯堡与我朝夕相伴数日之久的布克先生。
布克先生是一位退休的老律师，满头银发，却长着一长天真的娃娃脸。
他与当地“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负责人是老朋友，当听说有一位中国作家要到葛瑞斯堡访问时，便自告奋勇来担任导游。
在几天的时间里，布克先生不辞辛苦地开着自己的一辆别克轿车，带着我们从这个访问地点赶到另一个访问地点。
“我愿意招待中国朋友，因为我母亲曾经到过中国。
母亲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美国，如果一个美国人公开说他“热爱中国”，不会有会被斥责为“美奸”的担忧。
这是属于每个公民的自由。
一天傍晚，布克先生特意将我邀请到他家中作客，去看他养的一窝小狗，去品尝他烤制的甜饼。
在窗明几净的客厅里，布克先生向我道出了他的“中国情结”的历史渊源：他的母亲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间，她被一家杂志社派到中国担任通讯员，写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
“那时候，母亲还曾经与作家赛珍珠女士是关系密切的同事，她们看到了中国的困苦和蒙昧，愿意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走向富裕和民主。”布克先生的母亲早已去世了，但他还保存着母亲当年在中国写回国的上百封书信。
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些文字整理出版，甚至翻译成中文，让中国朋友们读到。
我发现，布克先生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装裱精美的中国年画，画面上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八仙故事”。
我仔细一数，原来不是“八仙”而是“九仙”，奇怪地多出了一个神仙。
由于旁边没有文字标注出每个人物的身份，我分辩了半天，也没有找出究竟那个神仙是“多余人”。
布克先生说，他也不知道这幅画究竟是母亲从中国带回来的，还是母亲在美国购买的。
我是第一个到他家中作客的中国朋友，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这幅画“有问题”。
这幅小画，这个小插曲，也许正是异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个象征：每一次的交流，都会带来误差和误会。
我的这本小书，在美国朋友们看来，大概也有不少将“八仙”写成了“九仙”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可能出现误差和误会，就停止了互相间交流和沟通的努力。
我认为，“自由”理应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种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享有的价值。
那些认为“自由”是只属于美国或西方人的价值的人，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
只有在承认“自由”价值的普世性的前提下，各国和各民族才有可能保持和创造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文化。
没有自由，就没有今日美国的民主、繁荣和富强；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明日中国的民主、繁荣和富强。
在我看来，中美之间不是敌人，而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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