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西谚云：“好女人，好学校。”《圣经·雅歌》中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也是我对人类怀有的最基本的信念之一。
女性的本性是纯洁的、善良的，女性是为了爱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的罪恶、战争与屠杀，大多是由丑陋的男性所造成。而那些行恶的男人，身边一般都没有一名温情脉脉的女性，因此他们内心深处“恶”的元素，才得以肆无忌惮地泛滥。例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等大独裁者，无一例外都是如此。他们得不到爱，所以才拼命剥夺别人已经拥有的爱。
爱往往存在于那些平凡的女性身上，爱往往存在于那些没有权势和金钱的家庭之中。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雷莎修女所说：“爱缘于家庭，爱在家庭中成长。今天的世界，人们缺乏的就是这份爱，这也正是人类痛苦和悲伤的根源。……能够彼此相爱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我在最贫困的人身上看到这份爱。他们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家庭，他们虽然贫乏，甚至一无所有，但他们生活快乐。”今天的我成长为一个幸福而快乐的人、一个健康而单纯的人，因为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幸运地遇到了三个曾经给予、并依然在给予我甘泉的女性。
这三位女性就是我的奶奶、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
奶奶
我的爷爷和奶奶是四川平原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他们终年劳碌，却始终一贫如洗。一九四八年，爷爷患了阑尾炎。这在今天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但在当时，却需要到省城并花费巨额的医疗费用。爷爷没有钱，在家里忍着钻心的疼痛，最后活活痛死了。这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亘古如斯的悲惨命运中最普通不过的一例，许多年以后，奶奶向我讲述爷爷死亡的场景时，她的口吻异常地平静。半个世纪以前，她的眼泪早已流干。
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刚刚出生。父亲是老三，在他前面还有大伯和姑姑。奶奶一个三十出头的寡妇，心里想的只有怎样把三个孩子带大的难题。奶奶一个人承担起了繁重的农活，但是仅仅种庄稼还不足以养大三个孩子。奶奶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是个聪明的女性，她开始磨豆腐，做豆花和豆腐干，用担子挑着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沿街叫卖。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奶奶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流淌着，同样亮晶晶的还有奶奶额头的汗水。父亲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奶奶推磨盘的身影，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他那时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
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奶奶一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有一天，镇上的干部盯上了奶奶，抓住她的担子要没收。奶奶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心一横，母性战胜了恐惧，奋力将担子往回夺。对方是一个脑满肠肥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奶奶手中夺过担子。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奶奶长期的顾客，也很同情奶奶的遭遇，都纷纷谴责干部的蛮横。干部只好松了手。这一幕，在奶奶本人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母亲与强大的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后，还是母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奶奶也没有让孩子们饿肚子，许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她依然为此感到自豪。
后来，大伯和父亲先后考上了大学。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艰难的寡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当时在偏僻的村子里简直就是奇迹。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奶奶。
奶奶和姑姑在家里，又坚持着没日没夜地劳作，供养两个孩子完成学业。父亲念大学的时候，申请的是特级助学金。大学四年，从来都是光着脚板。没有路费，过年也不能回家。然而，大年初一的时候，父亲收到奶奶捎来的一铁皮盒子的红烧肉。父亲说，那是他一生中吃到的最香的红烧肉，他想念远方的奶奶，想得揪心。他和着泪水，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红烧肉。那年，父亲只有二十岁。
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聋，眼睛有点花，精神却还健旺，还能够跟儿孙们打上大半天的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她思维敏捷，出牌如风。五个孙子个个都是重点大学毕业，过年的时候围绕在她的身边，她简直分辨不出谁是谁来，经常把名字叫错。
面对奶奶满头的银发，我最想询问的问题是：您现在还想念爷爷吗？爷爷去世后，半个世纪的孤独，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您有没有过重新选择爱情的愿望？您的皱纹里，究竟是苦难多，还是欢乐多？
我没有跟奶奶朝夕相伴地生活过。但是，奶奶身上所蕴含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女性的坚毅、乐观，却通过父亲的血脉传递到了我的身上。有了这点底色，我一辈子都不会弯腰、不会屈膝，我一辈子都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母亲
母亲与父亲相遇在水电站。
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按照今天的想象，应该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了。然而，母亲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福气。所谓的“地主”，其实外曾祖父是一位当地闻名的老中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以为今后能够过上好日子了，就把终生的积蓄拿出来买了十几亩地。谁知，就是这块地毁了他的后半生。由于外曾祖父是“地主”，外公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一祸害还一直牵连到母亲这一代人。
十六岁的母亲初中刚刚毕业，正是如花似玉的好年华。我在一本发黄的影集里，看到过那一年母亲照的照片，大眼睛、圆下巴、宽额头，还有两根乌黑的长辫子。母亲穿着碎花点的确良短袖衬衫，这是母亲唯一的一件漂亮衣服。那少女的欢笑里却也有一丝忧郁——那时，家里再也供不起母亲念书了。
于是，母亲招工去了大渡河上的龚嘴水电站，小小一个女孩儿，干起了最艰苦的体力活。好在还年轻，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苦虽然苦，但是每个月有十五元的工资，应该算是丰厚的收入了，一半自己维持生活，另一半寄回家里供养弟弟妹妹。
母亲是个最爱清洁的女孩。一下工，还来不及休息片刻，她便端着一大盆衣物到河边洗洗刷刷。尽管衣服上打着补丁，她永远是工地上一大群女孩中最干净、最显眼的一个。父亲刚刚从大学毕业，主动来到穷山沟里参加修建水电站，跟工人们在工地上同吃同住。那时的大学毕业生，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跟“民工”之间有什么不同。就在那时，父亲注意到了姑娘们当中那个爱看小说、爱唱歌的娇小的女孩。
对于父亲来说，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而对于我和弟弟来说，母亲则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母亲是个平凡的工人，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母亲却自豪地说：“我有一个好丈夫和两个好儿子。”跟父亲一样，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家里的事情都要征求我的意见和看法。母亲在家里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家庭中罕见的民主自由的空气。
母亲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母亲的厨艺在亲朋好友当中是有口皆碑的。家里来了客人，她走进厨房，三下五下，一大桌菜就摆了上来。离家以后，我漂泊天涯，也走过五湖四海，吃过南甜北咸，却没有发现哪个名厨的手艺超过了母亲。也许，多少年了，母亲做的菜已经让我的舌头和肠胃都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妥帖。这大概是天下所有的儿子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之间特殊的感应形式之一吧。
记得我考上北大离家北上的那一刻，母亲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刚刚她还有说有笑，忽然泪水就哗哗地就流了出来。我赶紧说，妈，您当年十六岁就离开家了，我今年已经十八岁了，您不要再为我担心！
我的每一封信，母亲都如获至宝，反反复复阅读几十遍，把信纸都揉破了，真是如同老杜所说：“家书抵万金。”母亲最关心的电视节目，谁能猜得到呢？她最关心的是天气预报。因为我在遥远的北京，她首先关注的是北京的天气。一看到天气有变化，她赶紧给我打电话，要我晚上去图书馆上晚自习的时候多加点衣服。母亲不善言谈，她的电话一般都很简单，每次总是说吃饭穿衣这些琐细的小事。然而，正是这些只言片语，让我感觉到电话线另一端浓浓的母爱。我在处女作《火与冰》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有到过北京。北京的一千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
许多做母亲的读者和更多的做子女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都说这是《火与冰》中最感人的一段话。
妻子
奶奶与母亲，跟我之间都有着一种天生的、神秘的血缘联系。而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则显得更加神奇。想想看，一个几年前还跟你素不相识的女子，突然与你相识、相知、相爱，最后成了你的妻子，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她还将与你共同结晶出一个可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你与她之间也将产生一种血缘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我与妻子的缘分，比电影《罗马假日》的情节还要富于传奇性。本来我已经不相信二十世纪末还能够有这样的传奇，但它居然发生了。
妻子是我的读者。她大学时候学的是金融，毕业后在南方的一家香港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她喜欢文学远远甚于喜欢自己的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我的《火与冰》，便按照模糊的地址，尝试着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她在信中写道：
“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因为他就是我曾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的生活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我想，如果还有一双眼睛同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了。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立刻给她回了一封信。从这以后，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谈论的都是些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而不太像青年男女之间的通信。
就在我二十六岁生日的那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我好像在梦中听到过。对了，那声音来自于那些信件！
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她说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她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她刚刚拔掉一颗智齿，麻药失去药效后，伤口疼得厉害。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不知为什么就想给我打电话，只给我一个人打。
那天晚上，我们居然在电话中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她每天都与那些豪商巨贾打交道，在香港也见到过腰缠亿贯的商人。但是，金山银山也有散尽的那一天，而诗人的诗句永远在自己的心中。茫茫时空中，多少政客和富翁们灰飞烟灭，而穷困潦倒的诗人却能够以一句诗歌而获得永恒。
窗外，是北京已经很少见的满天的星光。几千里外的南方的天空呢？南方的星光一定比北方的还要亮。天空的星辰实际上对应着我们内心的星辰，正像康德说的那样，心中有星星的人，头上才会有星星。
那个晚上，星光把我们的心房照得好亮好亮。
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实际上很多年以前，上天早已经作了巧妙的安排。古语说得好：“水到渠成。”
几天以后，她获得了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们约好到北大校门前见面。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一名清秀的女孩站在寒风中，嘴唇冻得发白。我想，一定是她。
她来到我简陋的小屋，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新写的文章。她毫不客气地就在上面修改起来，好像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而一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文字的我，对她的这种“放肆”的行为，居然也没有生气。刚刚见面，一切礼仪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好像认识了几个世纪。后来，妻子说，当时她就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觉得这间小屋就好像是属于她自己的。
见了第一面，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她回了一趟南方，放弃了曾经拥有过的所有东西。老板提出给她加一倍的薪水，提出安排一套别墅给她自由使用。她微微一笑，拒绝了。
于是，她来到北京这座陌生而寒冷的城市，来到我这间时常停水停电的小屋，成了我风雨同舟的妻子。她曾经是时尚的都市白领，穿宝姿牌的衣服，用CD牌的化妆品，去女子健身俱乐部。如今，她舍弃了当初这些奢侈的消费习惯，因为她选择的人生伴侣是一个穷书生。同时，她也选择了一条颠沛坎坷的人生道路。我曾经很认真地问她：“假如有一天我像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那样，被残暴的皇帝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你怎么办？”她咬了咬小虎牙说：“我跟你一起去！在那冰天雪地中，我们互相温暖对方。”
我是幸运的，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奶奶、母亲和妻子，都给予我爱、信心和勇气。
我想，在感恩节的时候，男性是最需要感恩的，感谢白发苍苍、皱纹满面的奶奶与外婆，感谢未成年时候养育我们的母亲，感谢成年以后眷恋我们的妻子，感谢所有曾经、正在和即将给予我们关爱的伟大而平凡的女性。
沉重的石头
我是一个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儿歌长大的孩子。比我年幼的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也许不再拥有这种记忆与经验。但我想，那些比我年长的人们，大概都对这首歌曲耳熟能详。
天安门不仅是童年的记忆，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近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辛亥革命之后，皇帝逐渐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隐退，但是皇帝所代表的权威却残留在了几经整修的天安门。天安门迎接过走马灯般变换的新主人——军阀、政客、日本人以及革命领袖。对于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来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天安门后面的深宫大院里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幕幕的悲喜剧，正如他在《天安门》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天安门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的侵略面前的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天安门》这本富于激情的史学著作，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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