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赤子与星斗(3)

　　然而，在服完母丧之后，沈葆桢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船政大臣的职位。本来他可以谋求更为高级的职务，一个大省的巡抚甚至辖制几省的总督。但是，他几乎是抱着牺牲仕途的决心，选择了这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央和地方给予的支持有限，则对他的行政管理是严重的冲击”。

　　他将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奉献给中国当时最大的、近代国防企业之一的福州马尾船厂，

　　当沈葆桢真正从左宗棠手中接过庞大的船厂时，他发现要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调动的知识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他昔日的想象。仅仅是协调两名在船厂任职的法国军官的敌对关系，就面临着法国领事治外法权的干涉。他意识到，光有先进的军舰而没有近代化的海军官兵是不行的，于是他开设了船政学堂，希望培养出第一流的海军人才。后来，从这所学堂走出来的有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和甲午海战的英雄邓世昌。但是，在学堂刚刚开办的时候，却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年轻人还是汲汲于科举考试，企图实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梦想。只有像严复这样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才不得已地进入船政学堂。许多学生无法接受崭新的训练科目和思维方式，一名外籍教官在回忆录中写到：“学员们不乐意于体力劳动，害怕弄脏了手。有时派他们爬上桅杆顶上，他们却是一副可怜的样子。”技术差异的背后，更加坚硬的还是观念的内核。这层内核是沈葆桢难以突破的。

　　沈葆桢知道，只有一所船厂不足以建立起近代化的国防体系来。他在四个领域企图拓展中国近代化的基础，这就是：培养新型海军人员和组织福州舰队、促进学科学、建设近代煤矿和铺设第一条电报线。

　　在煤矿、电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他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改革教育制度和财政制度这些更为关键的方面，他却遭到了无法避免的惨败。显然，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

　　就改革科举制度来说，虽然沈葆桢仅仅提出在考试内容中增添数学，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一修订将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庞百腾教授分析说，这一微妙的变化“将迫使修正科举制度的哲学基础，改变自理学兴起近千年以来被认为是学者和官员应有的基本品质”。同时，“这也会损害学者和士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皇帝坚决地否定了沈葆桢的建议。如果科举制度的取消，不是在三十多年之后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的时刻，而是在沈葆桢这批洋务派当政的、颇有“中兴”气象的时刻，清王朝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人们正是在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假设中，不断地获得严峻的思索与丰厚的智慧。

　　同样，沈葆桢改革财政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得以实践。依靠一套中世纪式的、中央与地方职权不明晰的、充斥着贪污腐败的财政税收制度，不可能支撑起耗资巨大的近代国防工业。学者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分析清廷落后的财政制度与巨大的现代军备开支的矛盾时指出：“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家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福州船政局从建立起，一直就面临着资金的困难。晚年的沈葆桢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了筹款上，依靠他的声望和官职只能暂时有效，更何况这种办法也陷入到了“人治”的怪圈之中。

　　沈的去世对于船厂来说，不亚于一场“地震”。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一八八四年，他苦苦经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沈葆桢在这之前去世，究竟是一种幸运呢，还是一种不幸？

　　沈葆桢失败了，但他已经做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所能够作出的最大的努力。他的悲剧仅仅在于他诞生在一个过渡时代。庞百腾教授在本书的结论中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属于那些为自己社会带来变革的人们。过渡人物就是这样的人。沈有能力同过去决裂，然而没有放弃它。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说他没有能力使中国变革到他所要求的程度，但他毕竟在引导中国向晚清改革的最后阶段靠拢。”历史不总是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同样是处在艰难的改革中的我们，有必要向沈葆桢这位不彻底的、也不可能彻底的改革者，表示我们作为后来者的敬意。

　　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我曾经听过一个关于李鸿章的笑话：李鸿章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首相要陪同他打一场网球。身穿黄马褂、脚蹬朝靴的李鸿章断然拒绝了，他勉强同意坐在看台上观看“这种野蛮人的运动”。英国首相只好跟外交大臣一起打了一局。当两人汗流浃背地跑上来询问这位大清国的重臣观看比赛有何感受时，李鸿章慢慢悠悠地说：“首相大人，你何必亲自受这个苦呢？在我们文明的大清国，这种粗活一般都交给下人们去干，有身份的绅士不会不体面地为了一个小球而跑来跑去。”

　　类似的笑话还有很多。对于李鸿章来说，最不幸的并不是身后有许多讽刺挖苦他的笑话，而是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官方史书中，他一直以相当负面的、“卖国贼”的形象出现。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著名的电影《甲午风云》中，与光彩照人的邓世昌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个衰老无能、怯懦卑劣的“李中堂”。然而，这种漫画式的形象，究竟能反映出几分的历史真实来呢？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是在海外享有盛誉的近代史学者刘广京、朱昌峻、康念德、庞百腾等人关于李鸿章的一本论文合集。这不是由一人之手执笔完成的、充满有趣的细节和故事的传记，而是略显枯燥的、却将原始材料与理性思辨融合在一起的论文集。以这种方式写成的“评传”，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除了导论和结论部分以外，中间的四编分别为“李鸿章的崛起”、“扮演全国性官员角色的李鸿章”、“作为外交家的李鸿章”、“作为近代化倡导者的李鸿章”，它们相互独立，却又全面地展示出李鸿章在中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在“作为近代化倡导者的李鸿章”这一编中，三位历史学家分别阐述了李鸿章与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和北洋海军的关系。它们正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成功的三项近代化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煤矿、铁路、电报、轮船、纺织、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以及信息企业，无不与李鸿章的推动和支持有关。虽然不能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一定会慢上好几拍。

　　在李鸿章一生的诸多事业之中，最受争议的是外交。他的最大的敌人既不是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者，也不是更难以对付的西方列强。他的最大的敌人在朝廷中——是心胸狭窄、见识短浅并挪用军费、开支无度的慈禧太后，是那些比他年轻气盛的清议派。刘广京教授指出：“清议批评者所理解的李鸿章，是一个因缺乏爱国心而不断向中国的外部敌人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李本人是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忠君爱国者。如果按照他的思路开展对日外交，给中国带来深刻耻辱的甲午战争就有可能避免；如果不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抱病与列强周旋，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灾难真不知道如何收场。因此，我同意刘广京的基本判断：“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同外国人的所有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外交场合，李鸿章几乎是唯一受到西方尊重的中枢重臣。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大师，在可能的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最小的让步。”尽管聪明过人，李鸿章手上掌握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外交是实力的推展，外交家一般是“多财”方能“善贾”、“长袖”方能“善舞”。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实力在背后支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落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后人对他的苛刻评价证实了这一点。

　　当清议派以僵化的爱国主义姿态打扮自己时，李鸿章却宁可采取微妙的方式方法，这样一种方式方法要求中国在特殊的情况下屈服让步，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中国尽快臻于自强，以便能够免遭外国的控制。然而，他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却不为清议派们所理解和认同。不幸的是，清议派们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也就掌握了舆论上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什么事情也不干、或者惹出漏子来让别人帮助弥补，他们却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理直气壮。他们给李鸿章及其近代化事业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评传》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与清议派的分歧，只有厘清这种分歧才有可能为李鸿章摘掉“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清议派提出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书基础上的僵化的思想意识作为参照框架。”他们对“外夷”强大的现实无知得可怜，他们选择的行动方针很少切实可行。作者对这些“正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由于他们设想中国可以在多选择中作出抉择，而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完整，中国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即使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在所不惜，他们就不仅盲目无知，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了。”

　　在致力于近代化的道路上，李鸿章的思想境界和实践经验都远远超过了跟他同代的官员们，甚至曾国藩、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都无法与之相比。梁启超评论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学者袁伟时指出，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就注意到了西方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力图从中汲取教益。李鸿章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低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复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同时，李鸿章的身边也聚集起了当时最有才华和创新能力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他给予他们巨大的支持和尽可能的保护。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支持和帮助，中国近代知识的传播与更新都将更难推进。

　　当然，李鸿章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时代局限性。他的思路和魄力都赶不上日本首相伊腾博文。袁伟时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他本人也不脱平庸。当他访问俄、德、法、英、美、加六国之后，虽然被欧美文明深深震撼，“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但他依然只关注西方的科技和军事，而没有意识到中西方在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民众信仰等方面的深层差异。他也不可能在这些方面作出任何卓有成效的尝试和努力。于是，他的曾经辉煌的事业，到最后都可悲地搁浅了。

　　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李鸿章心力交瘁地离开了他力图改变的、正在破碎的旧世界，他的遗憾比满足多，他的失败比成功多。然而，正如《评传》的作者所说：“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就令人瞩目。……尽管他有个人的弱点和众所周知的失败，他的全面纪录却是一个在他个人和他的国家都十分困难的时刻取得重大成就的纪录。”他的被丑化成的愚蠢的官僚和无耻的卖国贼的形象，理应得到重新的修正；而他的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的形象，理应得到积极的恢复。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

　　如果把北大比喻为中国现代文化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在它还是一棵小树苗的时候，给予它最多呵护和养料的就是蔡元培先生。可以这么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崇高声誉，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制度，而是来自于办学者们的信心、勇气、热忱和无私，来自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望。在中国这个迄今为止依然是以人治为主的国家里，这样的现象并不让人觉得意外。北大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这样一个伟大的校长，这是北大的幸运；蔡元培之后的北大几度风雨飘摇，随着时势的变化，校长的个人声望与操作余地皆无法与蔡元培相比，这又是北大的悲哀。

　　蔡元培性情内敛、雍容大度，既非冲锋陷阵的战士，又非长袖善舞的社会活动家。他既不似陈独秀、鲁迅般个性张扬凌厉，也不似胡适、蒋梦麟般热心于论政和参政，他的个人生活如同一线涓涓细流，少有波澜壮阔的时候。人们回忆起蔡先生，由于缺少趣闻轶事，便多半是“云雾缭绕”的感觉。因此，在后人心目中蔡先生的形象，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此前，出版过诸多蔡先生的传记，这些传记的写法跟蔡先生本人一样，严肃方正、不苟言笑。其实，后人更希望有一本蔡先生的“画传”，通过照片获得对蔡先生直观和感性的认识。郑勇编撰的《蔡元培影集》正是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填补空白的好书。

　　在《蔡元培影集》中，收入年代最早的蔡元培的照片，是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蔡元培，虽然年纪只有二十出头，却是一副凛然的神色，成熟得宛如已经步入中年的人士。这既体现出蔡先生本人的性格特点，也隐约蕴含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这名热血青年的沉重打击。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蔡元培彻底放弃了对满清政权的希望，他毅然辞去官职，南下献身于教育事业。而最后的一张照片，则是蔡先生逝世前夕在香港拍摄的。那时，日寇气焰无比嚣张，半壁河山沦陷敌手。蔡先生以老病穷愁之身避居孤岛，依然以十分的热情投入到抗日的事业之中，内心深处却日见寂寞。“斗笠绿蓑风雨里，淮南一例哭穷途”，照片上的蔡先生，嘴角带着一丝微笑，看得出来，那微笑却是凄苦的。

　　三四十年代之交，翻译大家朱生豪曾经在上海的《中美日报》上撰写时政随笔。他的这些“小言”雄放流畅、一针见血。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朱生豪即于次日写作了短文《悼蔡孑民先生》，他写道：“我们以最大的敬意与至深的沉痛，哀悼蔡孑民先生的溘世。蔡先生不但于党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稀有的人伦师表，的确可以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字而无愧。”朱生豪指出，我们应当在三个方面纪念蔡先生——这三个方面也正是郑勇在《蔡元培影集》中所重点凸现的，正所谓“英雄之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