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与周星驰
继金庸登上了北大的讲坛之后，周星驰也登上了北大的讲坛。这两位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人物，被一向高不可攀的北大接纳，成为备受瞩目的新闻事件。有评论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星驰到北大比前几年金庸走进北大更有文化上的象征色彩。因为他比后者更能代表香港文化的商业性和艺术形态的市民化。”
北大学子对周星驰的崇敬超过了他们的校长、超过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超过了大多数到北大的世界各国政要。当他走上百年纪念讲堂的讲坛的时候，上千名青春学子已经翘首以待多时了。尽管周星驰的国语说得并不流利，他的口才也远远比不上电影中的那个配音演员，但是挑剔的学子们却原谅了这一切。应一名提问学生的要求，周星驰和学生们一起背诵被女生们称为“爱情圣经”的那一段《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意外的是，连周星驰本人也记不清楚这段“名言”，他刚说了第一句就接不上第二句。而台下的学生们却倒背如流，齐声朗诵，仿佛当年朗诵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香港的无厘头文化，能够在遥远的北大校园内激起波澜，的确出乎于严肃的学院派们的意料之外。
北大因为接纳周星驰而受到不少严厉的批评。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关于“北大堕落”的说法不绝于耳。然而，作为近年来一直对北大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北大学子之一，我却对这一次的批评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来，金庸与周星驰以自身的文化创造，已经成为通俗文化中的“经典”。不管某些“严肃人士”如何不以为然，他们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千家万户，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和观众。当然，并不能说读者和观众的数量就与作品的精神价值和艺术含量成正比，但是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人们在阅读和观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体现出了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这些都是应当关注和研究的文化课题。如果像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都以自命清高的姿态，拒绝面对传媒时代的诸多大众文化形态，学院与民间的沟通从何谈起呢？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那种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心理，才是对北大自身学术传统的背弃。
北大的学术传统是什么呢？蔡元培先生说，北大应当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的“大肚能容”，“容”的不仅仅是高深莫测的、故纸堆中的学问，而且应当包括对当下的、现实的、世俗的文化形态的关注、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时代，北大的一批人文学者就曾经致力于搜集和研究民间歌谣和通俗歌曲，并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那时候起，北大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化的研究就在全国学府之中独领风骚。今天，北大接纳以金庸和周星驰为代表的武侠作家和电影明星，也正是对自身传统的一种呼应和继承，体现了北大对中国目前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态的深切关注。与高高在上的严肃文化相比，通俗文化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另一极。对通俗文化的研究，对于透视民众的心理状况、把握时代的发展脉络、描绘一幅完整的当代文化“地图”，都是至关重要的。
你可以不喜欢金庸的小说，也可以不喜欢周星驰的电影，作为一名普通的受众，你可以对其不屑一顾；但是，作为文化研究重镇的北大，却不能对这类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视而不见。北大对金庸和周星驰的关注，是北大“拆除门槛、有容乃大”的表现。与之相似，美国的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也频频登上哈佛、耶鲁等名校的讲坛，他们并没有降低这些名校的学术水准、危害这些名校的学术声誉，相反，他们给大学带来的一股清新的空气，带来新奇的观察视角。打破象牙塔的封闭，改变俗与雅的对立，不仅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推动了观念的创新和思想的自由。
北大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思想库”、乃至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象征，正是因为它的自由、民主学术品格和宽容、多元的学术平台。真正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真正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化，是多元共生、相辅相成的文化。假如长期固守“精英”的姿态，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拒绝接受新兴的文化资源，北大不仅不会保持其“纯洁性”，反而会丧失其内在的发展动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源头的活水，哪里来汩汩的清泉？
近年来，北大确实遇到了危机和挑战。北大真正的问题是越来越忽略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虽然它们曾经给北大带来崇高的声誉，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们的研究成果暂时不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某些急功近利的教育官员一味强调“创业”——也就是立竿见影地赚到大钱。所以，他们大办工商管理、计算机、生物等学科，而让无法赚钱的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自生自灭”。然而，大师和大思想家都是在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中产生的，他们的出现，对于北大乃至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北大最大的危险在这里，在这“众生喧哗”的背后——对北大的批评，理应在这个层面上展开。
北大的讲坛上出现过金庸和周星驰，北大的学子迷恋这些通俗文化的“英雄”，只是几个热闹一时的新闻事件，给寂寞的媒体提供了“话题”，它们并不能改变北大深层的、内在的精神气质。
那年我高考
一转眼，高考对我来说已经是十年以前的陈年旧事了。在跨过高考门槛之后的十年里，我先后在北京大学念完本科和研究生，并且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今天的我与十年前的我相比，已经判若两人。然而，十年的时间并没有将我跟高考完全分割开来。高考之于我，宛如尘埃之于蚌——蚌分泌出眼泪将尘埃重重包裹起来，最后形成了一颗珍珠。尘埃固然是尘埃，但没有它也就没有珍珠，它也成为蚌的生命的一部分。同样的道理，没有高考、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没有北大给予我的丰厚的人文素养，又怎么会有今天的我呢？
当我看到央视“生活”栏目中“高考，你准备好了吗”的专题节目的时候，当我看到“新闻联播”中考生们走出考场的沉重或轻盈的步伐的时候，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十年以前厉兵秣马、烽烟四起的高考“战场”。每年的七月，我都会遭受一次“身临其境”般的高考体验。今年，“生活”栏目的专题片制作得细致而贴心，对考生早、午、晚的食谱也作了精心的研究和安排，每一餐的营养成分计算得精确到多少多少“克”的地步。联想起当年我自己的高考来，我并没有享受到这种“总统级”的待遇。高考那三天，父母照常上班，餐桌上没有特别的变化。当然，还是增添了两个我喜欢吃的菜——回锅肉和油淋鸭。
我所经历的高考，倒没有多少“黑色七月”、“一卷定终身”的悲壮意味。我从小成绩优秀，轻轻松松就能够得到全班第一名，在学习上从来没有让父母担心过，自然也不会感觉到来自父母或老师的任何压力。父亲只对我说过两句话：第一，考试是你自己的事情；第二，考试就好像平常做其他事情一样，不做则已，要做的话一定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得最好。除了家庭气氛的宽松以外，我之所以能够将高考“日常生活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跟一般考生不同，我“有幸”经历了两次高考——并不是第一年没有考上、第二年复读再考，而是在念高二的时候，我就跃跃欲试，在征得老师和学校的同意之后，“半合法半非法”地提前一年参加了一次高考。
在高二的下半学期，离高考还有三个月的时候，我匆匆地从高二的教室来到高三的教室，也就是从教学楼的二楼来到一楼——校方为了节省高三学生的时间，特意将高三的教室安排在一楼。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专门给我安排了一个靠前的座位，于是我便开始跟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师姐们一起上复习课了。相对于理科来说，文科的复习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历史、地理、政治这样的一些科目，更多的是记忆力的较量，而记忆力向来是我引以为自豪的强项。因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没有“成王败寇”的紧迫感，在拥挤而局促的教室中显得像一条自由的小鱼。听课之余，我以旁观者的姿态观察着高三同学们的喜怒哀乐：一张模拟试卷，可以让一个女孩微笑或者流泪；黑板旁边的“倒记时”牌，每天都在警示着高考的日渐临近；下课铃响了之后，老师“拖堂”的时间越来越长；体育课取消了，大家羡慕地张望着操场上生龙活虎的低年级同学。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加班加点到深夜，睡眠普遍都不足，到了炎热的下午，“瞌睡虫”们便倾巢而出，意志稍微薄弱一点的人便被它们俘虏了。这时，老师少不了要猛拍几下“惊堂木”（一般是黑板刷子），同学们这才睡眼惺忪地清醒过来，继续听讲、继续做题、继续背书。
那是一个漫长的夏天，那也是一个短暂的夏天。人对时间的感受，在漫长与短暂之间游动着。有时候盼望高考推迟一点来到，这样使自己可以复习得更充分一些；有时候却又希望高考早一点来到，早日考完，早日结束这颗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
高考那天终于来临了，而我的复习计划并没有得以“天衣无缝”地实施——复习和考试永远是一项令人遗憾的“艺术”。但是，高考既是一场智力和体力的比赛，又是一场心理素质的比拼。我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参与，一开始便比其他人领先了一步。这几天的考试，我都显得轻松自如，虽然也遇到过不会做的难题，但我并没有紧张出一身冷汗来。
后来，高考的成绩公布了。比我预想的分数好点，但还不足以进入我梦想中的北大——参考前，我与中学就有“君子协定”，我保证只在志愿表上填“重点大学”的第一栏。我们中学当然不希望像我这样的优秀学生考进二流、三流的大学。我没有被录取，但我的成绩已经让许多高三的同学眼红了。
度过一个暑假，我又“背着书包上学堂”了。在这一年“正式”的高三里，我把每一本课本都背得滚瓜烂熟，各式各样的模拟题也做完了上百套。现在，总算能够“成竹在胸”了。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当我再次走进高考考场时，心中不禁暗暗发笑：一样表情严肃的监考老师，一样长长的、雪白的试卷，一样削得尖尖的特种铅笔，一样脸色发白的一群同学。不一样的，是我这个颇有沙场经验的“老将”。这是我的“二进宫”。
这一年的天气，比前一年更加炎热。我的位置在教室的边上，下午明晃晃的阳光照射进来，真有些挥汗如雨的味道，不过我的心中却宁静如水。
不出我所料，我自己很得意的那篇高考作文，被评为该年四川省仅有的几份满分作文之一，并作为“标准卷”印发给阅卷场上的老师们参考。
其他科目的成绩也发挥得很正常，总成绩比“牛刀小试”的前一年提高了几十分。
我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跨过高考的门槛，一条“光荣荆棘路”在我的面前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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