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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眉小札》 作者:徐志摩

第64章 附录三 纪念文集(四)

  吊诗哲——徐志摩先生

  唐二酉

  中国航空公司给了文学界一个炸弹!

  我们的诗哲——徐先生,谁能意料到他会死在空中呢?

  应当是上帝的不对,在他的领域中,竟不知道保佑我们贵重的诗人,摧残了人间的艺术!

  唉!我们的诗哲——徐先生死了!是中国文学界的不幸!是后进的诗人们的不幸!

  中国的诗,自适之攻破了固旧的壁垒之后,新诗人们蜂拥而进;在郭沫若胡适之刘大白汪静之徐志摩等之势下牢牢地占住了神圣,高洁的诗坛。

  适之占了诗之平凡,沫若占了诗之雄壮,大白占了诗之清丽,静之占了诗之悯感,我们的诗哲——徐志摩先生占了诗之真挚与畅快。

  然而现在啊!胡适之被哲学累住了;郭沫若转入社会学之道了;刘大白有些气馁;汪静之有些幼稚;只剩了徐先生来支撑中国诗之台架而现在又死了!我哭啊!不只哭徐先生,我哭中国的诗坛我哭中国的文学界!

  不好读诗之我,自看了章衣萍的《枕下随笔》上某段话说“俄国某人批评徐志摩的文章说‘有点糊涂,不大清楚’”之后脑之深处遂刻入了“徐志摩”三字,以后就渐渐看了些徐先生的作品;志摩的诗,现在约略还能背得几首。——于是,我才认识了徐志摩。

  我认识了徐志摩,是前年——中学时代的事了;到现在还不满三年,而我们的徐先生便真的升入了诗之国了!在诗人,死并非苦事,而苦者仅是我们这般求知若渴的青年呵!

  英国有雪莱,我国有徐君,这是我们自豪的地方;而且雪莱在人间也是活了三十年;然则徐先生之三十而亡,我们当作何想象?

  小曼君,请不要哀哭了吧,中国之徐先生正如英国之有雪莱。

  但是,我们诗坛上的明灯到那里去了呀?!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业广

  (原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天津《大公报》)

  我所认识的志摩

  张奚若

  志摩的惨死是中国新文艺界莫大的损失,这是人人知道的。中国新文艺界对于他的长逝将有许多哀悼和纪念,那也是不问可知的。我非文学家,也非艺术家,对于文艺家的徐志摩不敢有所论列。我所要说的只是关于“人”的方面的徐志摩,换句话说,就是志摩的人格,志摩的风度。

  第一,志摩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朋友。他的惨死消息传到各处后,知己的朋友无不为他落泪。许多朋友好几夜不能成寐,老在想着他和他的死。这一半固然是由于他死的情形太惨,引起人类的同情心,但大部分恐怕还是因为大家对于他感情太深的原故。志摩这个人很会交识朋友,他一见面就和你很熟。他那豪爽的态度,风雅的谈吐和热烈的情感,不由得你不一见倾心,不由得你不情愿和他接近。他的朋友恐怕一大半都是这样征服来的。熟的朋友对他更加喜欢,因为他那不拘形迹的地方使你认识他的天真,他那没有机心的地方使你相信他的纯洁,他那急公好义的地方使你佩服他的热诚,他那崇尚理想的地方使你敬慕他的高尚。除过这些以外,再加上他那到处的温存和永久和蔼,就不由你不永远屈服于他的魔力之下了。普通一个人,尤其是富于情感的人,生平大概总有几个最憎恶或最仇视的人;同时也被几个人所憎恶,所仇视。但是志摩却是一个例外。他一生是没有对头,没有仇人的。他对于人生一切小仇小怨概不置意,他是超乎这些以上的。因此,人人都相信他是好人,人人都和他过得来。别人不能拉拢的朋友,他能拉拢;别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别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书店,诗刊种种团体工作,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发酵素,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粘合物。这是他伟大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许多朋友敬他,爱他,永远不能忘他的地方。

  第二,志摩是一个学问极博,方面极多的人。一般人仅仅知道志摩是一个诗人,其实他对于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何尝限于诗的方面。他的散文有人以为还在他的诗以上,虽然他自己不是这样想。他的戏剧,他的小说,都有它们的特别价值和地位。这还只是指文学一方面言,若是他仅仅是一个诗人或一个文学家,那恐怕还不足以见他的气度的宏大,兴趣的宽博。文学而外,在美术方面,他对于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都有极浓的兴趣和很深的了解。我记得十年前在欧洲时,每次见面,他不是讲达文期(Da Vinci),拉福尔(Raphael),梅开安吉禄(Michael Angelo),席珊(Cézanne),马体斯(Matisse),皮卡叔(Picasso),就是谈贝多芬(Beethoven),瓦格纳(Wagner),杰考夫斯克(Tschaikowsky),再不然,就是鼓吹罗丹(Rodin)或赞赏Gothic建筑。我承认我对于这些东西,这些人物,所有的兴趣,都是由他引起的。他在遇难的前一日由南京写给北平一个友人的信中,还在大谈石涛的画和类似的题目。然而他的聪明,他的天才,当然也不限于美术方面,他对于科学有时也感很大的兴趣。当我一九二一年和他在伦敦重聚时,他因分手半年,一见面就很得意的向我说他近来作了一篇文章,料我无论如何也猜不着他作的是什么题目。我笑谓大概不是自由恋爱,就是布尔歇维克主义。他说都不是,原来他作了一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来这篇文章登在上海出版的《民铎》杂志上。据说梁任公先生对于相对论的最初认识还是由他这里来的。这虽然不能证明他对于相对论有甚高深的理解,但他的天才不肯为文学或艺术所束缚,他的兴趣方面之多,亦可窥见一斑了。他不但对于各种学问有极强烈的兴趣,对于人生本身也有极深切的认识。上自道德哲学,下至轮盘赌,他对之都有同样的兴致,都有同样的了解。因为他的方面特别多,所以他的交游特别广。旁人不能认识的人,他能认识;旁人不能了解的事,他能了解:秘诀全在此处。

  第三,志摩的理想。一个真诗人总有他的理想。雪莱有雪莱的理想,拜伦有拜伦的理想,志摩也有志摩的理想。倘使志摩没有他的理想,则他那多方面的天才均将减色,均将没有多大意义。志摩的理想,和他的人一样,是很广大,很不容易拿一两个字来形容。粗浅的说,他的理想是在希望人类品性的改良。因为他不满意于现在的人,同是又希望他能改良,所以他处处崇尚“纯洁”,崇尚“同情”,崇尚“勇敢”,所以他处处攻击“虚伪”,攻击“仇恨”,攻击“怯懦”。他有一首诗的末尾两行是:

  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

  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

  我们读此,可以想见他的理想在也胸中是如何的沸涌了。

  归结一句话,因为志摩的个性这样特殊,人格这样伟大,理想这样高尚,所以他死了,我们的损失也就特别大,也就特别无法补偿。他的死不但是中国新文艺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整个理智阶级的不幸,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大不幸!

  二十年十二月四日

  我们一天埋头报纸堆中,对于文艺界的事,知道的太少,许多有名著作,未曾读过。所以听见徐志摩先生的惨死,想写几句志悼,都不能着笔。

  徐先生的作品,从前见过一点,清新俊逸,感觉到不凡。泰戈尔到上海讲演,徐先生作翻译,我在场听的,认识到他的才调和趣味。其后在北平会见过,又常听见张奚若先生说他的为人,所以深信他是一个非凡的天才者!

  人生往往有当面错过的事,和徐先生同在平津间,平常以为总有见面畅谈的机会,不料竟然错过了!

  我平常偶然想起文艺界的前途,总觉着徐先生应该是一个有伟大前途的人,因为难得有这样天才和素养。所以认为徐先生还不是已成的文学家或思想家,定是一个有成功伟大的文学家或思想家资格的人。这些希望,现在竟然幻灭了,有多么可痛可惜!

  右载一文,是奚若应允我的请求,特别给本报作的。今天北平有许多徐先生的友人,给他开追悼会,所以将奚若的文,今天刊载出来,也借此表示我们的悼意。(记者志)

  (原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大公报》)

  狮子(悼志摩)

  胡适

  (狮子是志摩住我家时最爱的猫)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

  软绵绵的它总不肯走。

  我正要推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

  两滴眼泪湿了衣袖:

  “狮子,你好好的睡罢,

  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

  二十年,十二,四夜

  (原载: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〇五期)

  惜志摩

  烟波钓徒

  “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

  ——《自剖文集·迎上前去》

  在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记得,我夹着书向图书馆走,“到礼堂听讲演去!”“谁讲?”“徐志摩!”那时的我对于他丝毫没有加以注意——“paper还没做呢!谁有功夫去!”据说志摩在我们学校里讲演有过好几次了,但我相见这是第一次,不幸没耳眼福的我,连这First and Last可以一瞻他丰采和一味他风趣的机会都在毫不经意之中轻轻地错过,在我毕生的回忆中又添上了一个遗憾!

  噩耗传来以后,我哀他!但我哀的为的却不是他从百尺高的地所坠落下来的惨伤和重死。我惜他!但我惜的为的亦不是他是我所爱读的一个作者。我之哀他惜他为的是中国将来文艺的花园中又枯萎了一朵鲜明美丽的花!我相信他现在一切的作品不过是他天才发展的一个起首,譬如他是一朵正在绽蕊的花儿,骤然间遭了意外的摧折,这能不逗起任何有心人的哀痛和惋惜?

  蓦地里我想起了印度诗人的泰戈尔,英国写剧家兼小说家的萧伯纳和高斯华绥,及今年四月间逝世的本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独得者瑞典抒情诗人ErikAxelkarlfeldt,这几位哪一个不是白了头发的文豪,我常和同学们谈说:伟大作品的产生在乎作家有伟大的修养和伟大的生活,现在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家和文艺作品的质的贫穷,就是因为这步功夫还没有做到;中国文艺作家之中,志摩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如果上帝再给他二十年活着做文学上修养的功夫,谁敢说他不就是中国的哥德或丁尼生?

  以上决不是我一味的辜惜和臆测,他个人的本性便是一个明白的显示!他的思想,他的感情,都使我们看得出他是这么一个人!他,能不以小小的摧折而退缩,他,更能不以小小的痛苦而颓丧,冒险——痛苦——失败——失望,在他,却以为“存心冒险的就得打算他最后的失望”;但他更指明了“失望”和“绝望”决不相同!这他要具有多明晰的眼光!多伟大的思想!我再录下一节他在《自剖文集》的《迎上前去》一文中明示我们的坚确的见解:

  “我相信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

  叶公超在他悼志摩的文中——《志摩的风趣》——很能道着志摩的一语就是说他——志摩——相信“领略到人生的趣味就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假使人人事事都能和我们的理想一致,谁还能忍受这种凡俗?人生的兴趣还在哪里?我记得好像是Stevenson说过这么一句话:The joy of life is not in achievement but instruggle to achieve,志摩就信心这个,所以志摩作事能够“永不败兴”,能够“爱一切生活”,这在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生命的信徒”,他自己曾反复地承认过许多次,他在迎上前去中曾更加重地说:

  “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初起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他接着说:“我决不容忍性灵的颓唐,那是不可救药的堕落。”这一些思想——这一些感情——志摩的本性!岂不就是志摩将来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的一个明示?但,他死是一件事实!成功的光明从此永远被那死的阴影遮挡!中国文艺的园中这朵花儿——是玫瑰,是牡丹,是腊梅我可不认识——也就这样永远地枯萎再没有开枝的一天了!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十二月一日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六日天津《大公报》小公园)

  读杨丙辰先生在百科学会讲演辞

  韩文佑

  我读完这篇文章,觉得十分不平,十分难受。杨先生说:“徐志摩一生好玩,态度浮动,不深刻……他的离婚,他的交朋友,他的写文章,他的作诗,都是好玩。”这与我所见到的徐先生恰恰相反,我不知杨先生何所见而云然。

  我见到徐先生这样沉着而深刻的剖示他自己:“我不是诗人……‘我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原文见《翡冷翠的一夜》卷首)“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这次印行这第三诗集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猛虎集》序文)我见到他对于艺术是如此的挚爱:“……手持猛虎集,泥吾再三读。状其威声势,破彼音律梏……”(秋岳先生哀志摩见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北晨艺圃)他的态度又是如此的忠实而严肃:“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像的长须!”“我再没有话说……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猛虎集》序文)“天才的限制,我无可如何;但对于文章之艺术,我却永远在殚精竭虑的求它更能精工,更能美好。”(《轮盘》序文。手中无书,录其大意。)“将来把他的书信发表了,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朋友的通信里,他也是怎样的不苟且,不潦草,怎样的惨淡经营。”(追悼会中胡适先生致词大意)在译歌德的《四行诗》时,他说,“……这里这三道译文,我觉得都还有缺憾,我很盼望可以引起能手的兴趣,商量出一个不负原诗译本。”(现代评论第三十八期)在译波特莱尔的死尸时,他说,“我这里大胆也仿制了一朵恶的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所以也没有他那异样的香与毒……”(《语丝》第三期)

  杨先生说他的写文章,他的作诗,都是好玩,不知读了上面所示的他的自述,(原文,非引文。我的引文只在指示原文的出处。)将谓如何。他还说过,他的诗“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一年只淘成一首,”一见《猛虎集》序文及《翡冷翠的一夜》卷首)如此吝啬的给与,能说是好玩么?他觉得自己的诗的灵感已经消失,以后未必再能写作,就说“因此这一卷诗,大约是末一卷吧。’(翡冷翠的一夜卷首)这样的态度,能说是好玩么?我再随手举出几首他的诗:《问谁》,《难得》,《盖上几张油纸》,《翡冷翠的一夜》,《偶然》,《庐山石工歌》,《猛虎集之献词》,《我等候你》,《拜献》,《他眼里有你》,《再别康桥》,《杜鹃》,《黄鹂》,《山中》,——与他的任何一首诗,我请杨先生指出他的“好玩”之所在,只一句我也满意。杨先生批评他的诗“精神萎靡不振,气势散漫无归,而意旨晦涩难明”。说他作诗的态度是“好玩”但全篇那样的长却不曾举一句他的诗作为例证,示天下以大公,这是使我十分不能心服的。而且就在那篇文中,杨先生自己也有矛盾在,“过于追求腔调的铿锵”,“拼命在那里想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与说他“好玩”岂不是矛盾,好玩的人,只能写些游词,儿戏正业,岂肯勤勤恳恳,苦心焦思的去追求腔调的铿锵,去拼命为新诗立法则,找形式?

  举出他的诗已可不必再举他的散文,若必要举,则我觉得《追悼我的彼得》一篇已足说这篇文章也是出于“好玩”,我问杨先生忍心否?

  我不是徐先生的朋友,但我敢断言他对朋友的态度决没有一点的“好玩”。例如他的《难得》诗中说:“在冰冷的冬夜,朋友,在这冰冷的世界,人们方始珍重难得的炉薪;方始凝结了少数同情的心!”这是“好玩”么?他惨死之后,多少他的朋友,他的读者,为他痛哭流涕,为他发出深沉永久的哀思,这岂是“好玩”的人所可致?

  离婚(与第二次结婚)在他的一生中是最重大的事,杨先生说他“好玩”“轻薄的爱”。但我们看,他在离婚前致其夫人张女士信,说“故转夜为日,……皆在此矣。”(据胡适先生追悼志摩一文中所引。见二十年十二月六日北晨学园)离婚后致其师梁任公先生书,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夫岂得已而然哉?”(追悼志摩文中所引)这两段书信杨先生是读过的,胡先生文中又说:“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杨先生也读过的,而竟说他的离婚是“好玩”,我不知杨先生何所见,我不解杨先生之用心!

  他怎样严肃怎样苦辛的去追求爱?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追悼志摩文中所引)

  近年他的家庭生活大概是十分不幸,但我们读他的诗:“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大猛虎集献词)又“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我等候你》)这是何等的忠贞,何等的坚强与迫切!我愿问杨先生从那一单字之中见到他的“好玩”,他的“轻薄的爱!”

  杨先生可以不爱他的诗,可以分析的或悬出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诗,说他的诗不符标准所以不好,甚至于说他因此不是诗人,甚至于杨先生可以说他的死连追悼会也不值得开,这都可以,但是他的忠于艺术,忠于人生,由他自己的书信诗文中,天下后世,昭昭可见,杨先生却以莫须有的态度说他“一生好玩”,“如此的不厚道,如此的不公平,如此的厚诬死者,无论如何,我决不能为杨先生恕!”

  附言

  我觉得十分歉然,为征引的方便,不得不把徐先生的诗文割裂截取。限于篇幅,许多引文又不能全录,只能录出首尾两句,请读者自己寻读。更无暇多多列举,以我的浅见来解释诗人的各方面。——比如在拜献中,他说:“给他们,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我拜献,拜献我胸肋间的热,管里的血,灵性里的光明。”具这样普遍的同情,博大的挚爱者,在古今诗人中,我们能数几人?同样的人类的爱也肫挚的表现于盖上几张油纸、古怪的人间、在不知名的道旁……诸诗之中。又如在《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中,他说:“顺着我的指头看……辞别了人间,永远。”在《天国的消息》中,他说:“在这稚子的欢笑声里,想见了天国!”我们见到他对于天真与永生(其实这是一体)是如何的渴慕,如何热烈的奔赴。在他的诗里,处处见到他的对于人间丑秽与罪恶之愤怒与攻击,对于真善美的探求猛进,对于光明与永生之一心奔往。我切愿读者取来他的全部遗著,仔细的读几遍,庶几可以认识诗人的真纯与肫挚,并且视自己的天缘得到几分灵感。

  (二一十一年一月十七日,于清华园)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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