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生命的足迹——自述性散文(11)

　　四

　　先是一九五五年全年，我在大华晚报上连载译出斯通的《凡高传》（LustforLife），深深受到凡高那种为艺术殉道且热爱生命，勇于生命的精神的感召。凡高的画，在初看时，确予我“丑恶”的印象，我觉得他的主题低级，技巧拙劣。然而你不能否认他的作品是诚实的，洋溢着生命的，沉重而庞大得几乎等于现实全部的压力。于是我在半迎半拒的心情下看下去，直到我张臂欢迎他。这一点在艺术欣赏上非常重要。一件作品，无论你第一印象是喜悦还是厌恶，只要你直觉它是“诚实的”，你就会继续看下去，直到你的“忍受”变成了“享受”；接受现代诗与现代画的情形，尤其是如此。许多读者或观众，由于不能经历忍受的阶段，也永远达不到享受的境地。现代文艺往往是深刻而含蓄的，究竟不是流行小调一听就入耳可比，你必须克服一些惰性，改变一些观念，换一个角度，甚至重新调整你的呼吸与脉搏的节奏，始能扩大你的美感视域，丰富你的美感经验。这情形，在我读艾略特、杰佛斯、康明思、叶芝的诗，与看克利、米罗的画时，都是亲身经历的。

　　译完了《凡高传》，我的美学观念起了重大的变化。我重新为美下定义，且重新规划美丑的界限。同时我正着力翻译美国女诗人狄瑾荪（通译狄金森——编者注）的诗，更欣赏到她那种神秘而浓缩的表现手法，以及突出而跃动的意象。同时我也结婚了。新生命中的“她”是敏感的动物与精致的灵魂，她的敏感刺激了我的敏感。在这种综合的灵感下，我的现代开始了。

　　另一间接的亦正亦反的因素来自当时诗坛的论战。先是联合报上有人写一连串批评的文章，我也是攻击的目标之一。尽管其人骂得并不很对，却使我警惕了起来。然后是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的现代化运动的全盛期，许多优秀的新人陆续出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如何一个接一个地认识了夏菁、吴望尧、黄用，以及他们周末在我厦门街的寓所谈诗（或者争吵）的情形。我一面编《蓝星周刊》与《文学》、《文星》的话，一而投入这现代化的主流，其结果是《钟乳石》中那些过渡时期的作品。不久我便去了美国。

　　五

　　离别台湾，我陷入很重的乡愁里；母亲在我出发前夕死去，一个小女孩几乎是同时生了下来。这一切蒙太奇式地交叠发生，使我一时吞不下去。在新大陆的一年中，我病着，神经质地病着，而且梦游着。在时空失调的幻觉下，我写着诗。回台时，我带回来一卷《万圣节》和减轻了十二磅的身体。当吴望尧、黄用、方思、林泠、向明诸先生出岛而无诗（或极少创作）时，我是颇以自己之有诗而自豪的。

　　可是岛内文坛的气候颇不春天。攻击现代诗的声音像印第安人的战鼓一般响亮。且具威胁性。覃子豪先生与苏雪林女士论争于先，已启战端。大规模的“蓬车浴血”已经无法避免。新诗论战迄今，不过两年，那段战史，记忆犹新，不必赘述了。此处我只略略追溯战后的情况。

　　大致上说来，这次的论战对现代诗作者是一种打击。有的丧失了自信心，停止了写作。有的暂时搁笔，思索现代的种种问题。有的以反抗的姿态，朝虚无的方向走。接受且主持这次论战的，是蓝星诗社的作者；继续创作以迄于今的，也大半是蓝星诗社的作者。

　　但是自去年春天，我的《天狼星》长诗出版后，现代诗作者之间，又展开了对内的自我检讨，因而分成两种态度，一种是所谓彻底反传统的，一种是要只认识传统的。前者走上了达达与超现实的迷路，后者则主张的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之后，对传统进行再认识、再估价、再吸收的工作。洛夫先生在《现代文学》第九卷上发表了他那长逾万字的《天狼星论》。这是一篇颇严肃的批评文字，但也暴露了某些现代诗作者的错误观点。大致上说来，洛夫先生不满意《天狼星》者有两点：第一，它要反映现实，批评生活，不够虚无；第二，它面目爽朗，意象清晰，节奏明快，不够超现实。在这第二次的比较深刻的对内论战中，蓝星诗社和现代诗社都站在反虚无的一边。《纵横诗刊》提出了现代诗明朗化的主张，抗议现代诗日趋晦涩的倾向。我的《幼稚的“现代病”》发表后，激起了现代诗激进派的“公怒”。他们写信骂我，写文章骂我，称我为“复辟派”。甚至覃子豪先生也认为我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化。

　　六

　　在新大陆时，我大量地吸收西洋的现代艺术，并普遍接触到西洋音乐，作品的有“抽象”的趋势。回台后，重归故土的现实，抽象化乃告缓和，继之而来的是反映现实，表现幻灭，批评工业文明，且作今古对照的那种作品。《气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天狼星》是一个总结。到了《天狼星》，我已经畅所欲言，且生完了现代的麻疹，总之我已经免疫了。我再也不怕达达和超现实的细菌了。洛夫先生的批评反而予我正面的积极的信心。我看透了以存在主义（他们所认识的存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以超现实主义为其表现手法的那种恶魔，那种面目模糊、语言含混、节奏破碎的“自我虐待狂”。这种否定一切的虚无太可怕了，也太危险了。我终于向它说再见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和这种作风成为朋友。《吐鲁番》是我的“虚无边缘”。可是《坐看云起时》、《圆通寺》、《六角亭》等，已经作蜕变的准备：《莲池边》、《莲的联想》、《狂诗人》、《啊，春天来了》等诗，无异是我宣告脱离狭义的现代主义的声明。我自由了，我回到阳光中自由呼吸了。

　　目前“表弟们”那种“恶魔派”的现代诗（我称之为TheNightmareSchoolofModernPoetry）业已危机重重，前途渺渺。这里我对它的命运作一预言式的分析。第一，恶魔派必然崩溃，因为它的哲学是否定的，它的题材日趋狭窄，态度日趋偏差，趣味日趋薄弱。这一派的作品，大致上说来，只能处理人性的变态，不能处理人性的常态；只见生活的丑恶面，不见生活的美好面；只见人生的冲突与矛盾，不见人生的和谐。理论上说来，任何个别的生物都不是完全正常的。我并不觉得我比恶魔派的作者们“正常”，可是，如果他们的钢笔尖只指着反常的一面，则他们的表现面将愈来愈小，终至题材枯竭而死。他们几乎不敢（也不屑）处理正常的灵的恋爱，只能破碎地暗示一些性的动作。我敢向他们挑战，说他们现在不敢写（也写不出）像我的《蜜月》那种正面歌颂恋爱的作品。同样地，《怀乡》、《思亲》、《春天》、《怀友》等等也被认为传统而且非诗。洛夫先生《天狼星论》中说《圆通寺》一章“只是抒作者个人孝思之私情”，言下不胜鄙夷。我对此有强烈的反感。难道我应该学加谬笔下的那位儿子？我不在乎别人对母亲的死反应如何，至少我的反应是强烈的，悲恸的，如欲随之俱亡的。恶魔派指责我干涉他们的私生活，我在此也指控他们干涉我的。英国作家蔡斯德敦（G．K．Chesterton）曾批评此类诗人，说他们如果写海，恐怕只能写写晕船的经验，这并不是笑话。

　　第二，在如此狭窄的题材限制下，恶魔派的作品复倡导暧昧与晦涩，这当然是互为表里的。他们否定经验内在的意义，更支离经验外在的面貌。由于相信人没有意义，他们进一步认为经验是不连贯的，破碎的；因为连贯而完整的经验适足以构成人的意义。准乎此，这一派的作品的一大特点，便是充满了纷然杂陈，虽甚强烈，却皆孤立的意象。读者但觉目迷五色，耳充万籁，如坠五里雾中，恍兮惚兮，莫知所从。恶魔派对此会感到意外吗？不！他们是有意如此，乐于如此的。张默先生在《现代诗语言》（《野火》创刊号）一文中曾说：“现代诗人的世界不是传统的，而是绝对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精微的，而是混乱的。”原来恶魔派的世界“不是精微的，而是混乱的”！既是混乱的世界，还有什么好研究的？我不否认，这一派的作品确是混乱的，他们的所谓“理论”尤其混乱不堪。可是我坚决否认，一切现代诗人的世界皆是混乱的，至少我的绝非如此。

　　张默先生不懂任何西洋文字，尤其欠缺直接的原文认识，仅凭东抄西袭的翻译。胡凑成文，结果其“理论”前后矛盾，文字亦似通不通。在《现代诗的语言》中，他先则认为现代诗人的世界“不是精微的，而是混乱的”，继则大谈什么“必须有一条贯穿的线索”，什么“最精练的语言”等等，我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想些什么，也不知道他（至少在同一篇文字之中）有没有任何理论系统。现在再看看另一恶魔派的作品《慢车厢中》：

　　守望。

　　此外是

　　迷惘

　　此外是

　　怔忡

　　此外是

　　做梦

　　此外是

　　厌倦以及无声的叫喊

　　（灵魂，远远地，在前方呼吸

　　此外是枯萎的头颅

　　以及可笑的肢体）

　　任谁都是一团模糊。

　　这首诗实在应该改名为《车祸》。《一团模糊》正是恶魔派的口头禅与商标，这种现代诗人的“混乱的世界”，除了“一团模糊”以外，还有什么？再看看同一作者的《鹭鸶》的末段吧：

　　犹之一个意志

　　在不宁的，未之分明的

　　回忆中

　　（一种烦倦）

　　“烦倦”，加上“一团模糊”，不管表现上有没有必要，随意呼一声口号，挥一个手势，便成了现代诗。至于“未之分明”的不通和咬文嚼字，就不必研究了。恶魔派的诗发展到此，已经是绝路了。这种幼稚的现代病再不治疗，即将成为现代诗的癌症，导致现代诗的死亡。这些诗人愈写愈无题材，愈写愈晦涩，也愈不快乐。希望他们快从现代诗最后的恶魔中醒来。

　　七

　　痖弦先生曾称我为“复辟派”。覃子豪先生以为我在向后转。我今年已经三十四岁了，自信在艺术的世界已经长大，且有一定的看法。我今后的方向如何，目前的作品如何，寸心了然，誉之不喜，毁之何忧，在对外的论战中，我一直站在最前线，从不退却。在对内的讨论中，我也是顽固的；我从不怕犯“众怒”，因为我知道，只有自知理屈且被命中要害的人才会“怒”；今日他怒，明日他便气消而怀疑而心服的。

　　关于传统，在对外论战期间，我从未主张彻底加以反叛。我是有所选择有所摈弃的，这是我和黄用先生不同之处；在对内的讨论之中，我主张扩大现代诗的领域，采取广义的现代主义：我坚决反对晦涩与虚无，反对以存在与达达相为表里的恶魔派。我认为，用现代手法处理现代化题材的作品固然是现代诗，用现代手法处理传统题材的作品也是现代诗，且更广阔而有前途。我认为现代诗可以调和口语、文言和欧化各种语法，且认为必要时可以恢复脚韵，事实上我在近作《大度山》中已经如此做了。我认为，一位诗人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之后，应该炼成一种点金术，把任何传统的东西都点成现代，他不必绕着弯子去逃避传统，也不必武装起来去反叛传统。

　　我认为，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狭窄的现代诗人但见传统与现代之异，不见两者之同，但见两者之分，不见两者之合。对于传统，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应该知道如何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自由出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

　　焚鹤人

　　一连三个下午，他守在后院子里那丛月季花的旁边，聚精会神做那只风筝。全家都很兴奋。全家，那就是说，包括他，雅雅，真真，和佩佩。一放学回家，三个女孩子等不及卸下书包，立刻奔到后院子里来，围住工作中的爸爸。三个孩子对这只能飞的东西寄托很高的幻想。它已经成为她们的话题，甚至争论的中心。对于她们，这件事的重要性不下于太阳神八号的访月之行，而爸爸，满身纸屑，左手糨糊右手剪刀的那个爸爸，简直有点太空人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