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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散文-生活卷》 作者:张中行

第26章 物 价

  我母亲年老耳聋。我继承这个传统,发白之后接着就是耳不聪,其后还进一步,加上目不明。依照我国祖传塞翁失马的人生哲理,耳不聪也有好处,那是语云:耳不听,心不烦。耳聋有等级之差,如我的老友周汝昌先生是上等,不闻雷声。我只能考个中等,窃窃私语自然不能闻,还常常人家说“演出”,我听作“念书”。但也奇怪,近来耳边总是回荡着“物价”“物价”的声音,问旁人,却没有听错。与不少人相比,物价跟我的关系并不密切,比如名烟吧,我不吸烟,就是涨到一万元一条也与我水米无干。当然,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因为,虽然我也一唱三叹地读过《史记·伯夷列传》,但读完是还要吃的。鱼虾吃不起,可无遗憾;如果连买烤白薯都要犹疑,心里就未免有点那个。这样说,是物价也给了我不小的影响。这影响还引来前思后想。老了,新事不注意,旧事却有些还记得,于是趁兴之所至,说说物价的旧事。

  这“价”是抽象物,身份要靠数字来表示,钱币来体现。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看到钱币当是皇清与民国之间。农民住在农村,家风还是十足的旧式。我随着母亲住在北房西间,室内西北角整齐地垛着约有二尺高的成串的黄铜制钱。后来听说,那时候买卖大件东西,如田地、房屋、车马之类,是已经用银元,有不少是墨西哥铸造的,一种正面图形是个鹰,一种是个握刀的海盗,俗呼为“站人儿”,重量都是库平七钱二分,我当然都没用过。就是制钱,记忆中也没有用过的痕迹,这原因是自己年幼,不能独立,而花钱是或多或少可以表示一些独立性的。到我上小学时期,共和体制已经积累了几年的历史,现在回想,就我的家乡说,变动最快的应该说是钱币,其次才是有些激进派的男人剪去发辫。制钱不用了,零星开销用不再有方孔的红铜币,俗名“铜子儿”。计有两种,一种小的,当十文,一种大的,当二十文,都比制钱大而厚,可是仍以制钱为尺度来衡量身价。

  铜币与银元的比价,是随着时间的前行而银元涨,铜币落,具体说是由一比一百左右逐渐增到一比四百多。就早年的一比一百左右说,以现在的钱币之名为尺度,那就彼时的一枚铜币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铜币的力量有多大呢?举我印象深的,亲友家有婚丧事,一般关系的礼是八枚或十枚,即现在的八分或一角。我清楚地记得拿当二十文的换当十文的事,因为八枚或十枚,如果用当二十文的,就只有四个或五个,不像八个或十个,往账桌上一放,好看。这是中青年的意识,多考虑脸面;至于老年人,就都在那里叹息世风不古,因为十枚铜币相当于制钱一百文,贺一次婚或吊一次丧,这还了得!再说一件,是上元节,家乡东南十五里的崔黄口镇(与《红楼梦》的曹家有些关系,那时候还不知道)富,有各种会,好看,我想去看。家里同意,而且给了饭钱和零用钱,共铜币十枚。我下午起程,在镇上吃一顿晚饭,记得用了六七枚,次日回来,还把袋里的剩余交了。

  小学念了几年,像所有的农家子弟一样,先找机会到外边闯闯,路不通再回家当农民。我就近考了省立的通县师范。学校很多,选这一个,是因为那时候,也许是尊师重道吧,这类学校是官费,住宿、学、杂等费不收之外,还管饭。记得初去是每人每月四元,以后增至四元五角。通县还有个女子师范,也是省立,待遇与男师范一样。饭由学生自己办,据非正式的调查,这四元或四元五角,男师范是多一半用于主食,女师范是多一半用于副食。其结果是我们吃得很平常,人家吃得很讲究。大概就从那时候起,对于宝二爷的女人是水做、男人是泥做的高论,我总是举双手表示赞成。还是回到本题说物价,记得一学期,家里只给银元约二十,要支出往返路费,要买书和笔墨本本毛巾肥皂等,但有时候实在馋得慌,还可以到学校附近张家小铺吃一顿肉饼或炸酱面,而总起来不过是面额十元的钞票两张而已。

  出入于北京大学红楼时期,虽然贫困一如往昔,但总是随着年事日长,独立性增加,与钱币打交道的机会增多了,因而又对于物价,印象的多而清楚就远远超过从前。印象多,宜于分类说。分类可以用传统的,曰衣食住行。穷学生,很少远行,近靠双腿,不花钱,所以行可以免,只说衣食住。衣食住,内容太多,所以宜于举一点以概全面。先说衣,只举一种。北京大学有不成文的规定,即风气,是不管内衣如何,外面总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自己做,用布十四尺,不如到东安市场新衣店,先试后买,一件大洋一元,可以穿一两年。那年头也是嘴厉害。省心而不费钱的办法是包饭,学校西斋包是每月六元,学校附近饭馆包是每月七元或八元,都是每日三餐,有菜有汤,不要粮票,管饱。

  如果欣赏灵活性而不惮烦,也可以不包饭,到附近小饭馆吃,那价钱就难得固定,但据耳闻的调查,也总是在六元和十元之间。这是学生生活的常规。依照什么什么规律,常中必有变,比如自己想换换口味或来了客人,那就可以到不很远的东安市场,饭馆很多,照顾哪一家都会受到笑脸的欢迎。最常吃的是东来顺,下酒之菜照例是酱腱子加酥鱼,都是一角六分一盘,味道很美。少数学生还有自己起火的。自己买柴米油盐,种类太多,只说其中尊贵的几位:最好的鲜猪肉(那时候还没有冷藏之说)一元四斤半;香油身价相同,也是一元四斤半;鸡蛋论个不论斤,春天生蛋旺季,记得一元是一百个,因而曾出现,一位同学李君,买一元钱的,放在抽屉里,慢慢吃,从抽屉里钻出小鸡的笑话。最后说住。学生住学校宿舍,东斋或西斋等,不收费,不足为训。专说租民房,租金以月计,大致是一元上下一间。旅馆呢,一般的,以房间计不以床位计,是一夜七八角,如果住三人,不过是一人两三角钱而已。

  离开北京大学,曾在保定某学校混了一年,有关物价,长记在心的只有食一项,也可以说说。食也太多,只说一项,那是督署(原直隶总督衙门)街路南,保定赫赫有名的马家老鸡铺,卖的酱牛肉和酱牛杂碎(肝、肠、肚儿等),一生所曾吃,我觉得那是最好的。价钱却不贵,肉,一斤二角五分,杂碎,一斤二角。有一次,同一位家在保定与石家庄之间的某君闲谈,说起马家老鸡铺的物美价廉,他说,物是美,价并不廉,因为到他的家乡,生牛羊肉都是一元十斤以上。

  以上所说物价都是常态的。所谓常是社会没有大变故,到商店去买,家家价钱一样,而且随时可以买到。有变故就不同了,如40年代之尾,凭我的记忆,是一袋面粉最高价曾到35000000元。这是向上钻的。还有向下坠的,如50年代即将成立人民公社,家家准备砸锅吃食堂的时期,据道听途说,出人民币数十元就可以使自己的住屋摆满紫檀红木家具,其中甚至还有明朝制的。向上钻,向下坠,都会粘连着一些人的眼泪,以少说为是。以下改为说另一类也不属于常的情况。但这不属于常,主要不是因为什么大变故,而是因为碰巧,周瑜打黄盖,买卖双方都愿意,于是成了交。为了避免重复,只说衣食住行以外,有它也不坏、没它也无妨的。

  这也不很少,只好仍用分类法,一类以举一种为限。书应该位最上,先说书。那是明汲古阁刻绿君亭本《苏米志林》,二册,一册苏,一册米,毛边纸大字,很爽目,因为是由乱书堆里拣出来的,价一角。再说书画的书,也举一种,是明代后期名书法家许初写的扇面,有宫子行收藏章,价三角。再说书画的画,也举一种,是清恽南田画的碧桃扇面,有徐颂阁收藏章,价也是三角。再说碑拓,也举一种,是原拓说罄本《砖塔铭》,有杨继振(收藏一百二十回抄本《红楼梦》那一位)收藏章,价八角。最后说砚,也举一种,是长方形歙砚,明清之际物,左侧有清书法家梁山舟题记。有意思的是砚盖上的题记,是:“咸丰五年春,从戎东下,购于王氏家藏。此龙尾歙也,石中妙品,诚不易得。携归,即属芑生镌之,以志鸿爪。”下有“刘氏伯子”印。这会使人想到太平天国时事,可以发些思古之幽情。与以上三件相比,这一件价冒了尖儿,是人民币二元。

  上面说买的这些,价不高,都是碰巧。其后还有巧,是,文物九死一生的大革命中,这些都有幸而混入一,没有混入九。再其后,国内因为九死,国际因为所谓发达国家暴发户太多,也许还有其他原因,竟刮起争买文物之风。《世说新语》所谓“长物”竟是一登龙门,声价万倍。日前过琉璃厂,一鼓作气走进文物店,绕场一周,发现一幅千真万确为伪品的八大山人画,价8000元。我只好笑一笑,走出来。看报,最近又添了新花样,是敦聘西方所谓拍卖专家来中国,以拍卖方式推销文物,据说今人写的几个字,也是增到以万元为计数单位,才啪的敲了一下,成交。“土”已经贵得吓人,又引来“洋”,像我这一生只有阮囊,以及跟我不相上下的人,如果还不能完全忘情于长物,当然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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