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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散文-人物卷》 作者:张中行

第5章 邓 之 诚

  我上学时期,学生界有个流传的韵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这个半玩笑话有言外之意,是,如果有条件,最好上燕京大学。因为那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所谓条件,主要是金钱,因为花费多,出身于寒家的上不起。其次是体貌不能很差,因为差的不够格,就会与阔气、洋气不协调。也许还有再其次,可以不管。且说我自己,自知条件不行,所以宁可取北大之老。走了这条路,正如走其他什么路一样,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失之一是竟没有见到邓之诚先生,因为邓先生是燕京大学教授,而没有到北大兼过课。

  不过对于邓先生,虽然只是由于“闻”,我还是有所知的。他字文如,南京人,著作主要是《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和《桑园读书记》。由读他的著作而得的印象,用旧话说是“博雅”。我尤其喜欢读他的《骨董琐记》,随便翻翻就会感到,他读书多,五方四部,三教九流,由正经正史以至杂记小说,几乎无所不读。所读多的结果自然是知识渊博,纵贯古今,由军政大事以至里巷琐闻,也几乎是无所不知。更可贵的是有见识,记录旧闻能够严去取,精剪裁,即使照抄也能使读者领会褒贬,分辨得失。还有行文方面,虽然看似末节,也应该说一说,是用文言,确是地道的文言。“五四”前后,有些人用文言写,或者由于受早期的梁启超“新民丛报体”的影响,或者由于受晚期的白话文的影响,或者由于想用文言而底子不厚,结果写出来是既像文言又不像文言。既像又不像,给人的印象是不协调,就说是老框框吧,总之是缺少雅驯气。邓先生就不然,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博雅的印象,还有不是来自他的著作的。手头有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后扩大为十种),抄其中的两处为证。一处见第54页:

  《鹪鹩庵笔麈》手稿十三则原为邓之诚先生所藏。一九五四年夏,邓先生把它送给我了。影印本《四松堂集》卷末所附的《鹪鹩庵笔麈》就是借我的原稿影印的。

  另一处见第100页:

  《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年当在嘉庆十二年之后。作者生平,迄今不可详考,惟知其乾隆五十七年(复年三十岁)与其妻芸居于扬州鲁璋之萧爽楼,以书画绣绩为生。又于嘉庆二年至四年(复年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赋闲家居,与程墨安设书画铺于其家门之侧。(即苏州沧浪亭畔)然其所鬻之书画未闻流传。一九三六年八月邓文如之诚先生告余,彼于某次南旋时,于吴县冷摊,以二饼金购得一帧。是年八月末,余将远之英伦,仓卒竟未往观。一九五四年,访文如先生于其海淀寓舍,知此画已贻高名凯君,然允为索回一阅。后由高君许,知又转存他友处,竟不获一观。

  《鹪鹩庵笔麈》是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是有关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也是世间所仅见,邓先生本诸宝剑赠与烈士之义,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了。

  大概是1960年左右,听说邓先生作古了。他富于收藏,推想还有未刊著作,会怎么样妥善处理呢?因为没有积极探询,终于不知道下文。记得是60年代前期,有一天我路过西单商场,顺便到文物店看看,店员拿出几方新收的砚,其中一方竟是邓先生的。虽然价不低,因为怀念邓先生,也就买了。砚淡墨色,非端石,高市尺五寸余,宽将及四寸,厚一寸,池作簸箕形,背平。两侧有隶书铭,右侧是:

  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从,惟吾与汝。

  左侧是:

  庚戌(案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闱后得于琉璃厂肆。莹润若璧,真佳物也。子受谭光祜记。

  谭光祜是乾隆年间高官谭尚忠的儿子,江西南丰人,字子受,号铁箫。有才,能诗能文,精书法,善骑射,还作过红楼梦曲,并且上演过(见吴云《红楼梦传奇序》)。他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写砚铭时19岁。砚背有行书铭,是:

  微雨乍凉,偕香圃过子受寓,共饮,醉后索书册页数十幅。兴犹未尽,见文具中有雨过天青石砚,因洒余渖戏题之。子受其能以此为润笔否?乙卯(案为乾隆六十年,1795)秋七月,船山醉笔。

  船山是写《船山诗草》并“揭发”《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其妹婿高兰墅所补的大名人张问陶。他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写砚铭时32岁。香圃是张问陶的朋友王麟生,《船山诗草》曾经提到他。

  以上的铭辞和人物会引起一些遐想。之一是:谭光祜和张问陶是好友,并且写过红楼梦曲,他会不会同高兰墅有关系?之二是,据吴锡麒《南归记》说,嘉庆二年(1797)张问陶因丧父离家,行前曾以砚赠别,砚铭是自作自刻的。这醉笔的砚铭,书法和刻工都很精,会不会是张问陶自刻的?可惜难于考实了。

  铭的最后一则刻在砚盒上,是:

  张船山雨过天青砚(篆书大字,以下行草小字)

  先外舅庄云生先生得此砚于蜀中,随内子宛如夫人来归,已二十有一年矣。己巳八月,文如题于旧京五石斋。

  可知砚是陪嫁物,己巳为民国十八年(1929),它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邓先生结婚时随着新娘过来的。可叹的是,邓先生下世不久,也随着其他遗物流落到市场上了。

  60年代末,因为不得安居,仓促把起卧之地移到西郊北京大学女儿家。这是燕京大学旧地,出小东门,东西一条街是成府的蒋家胡同。久住成府的人告诉我,街北偏东有两所大宅院,邓之诚先生多年住在靠东的一所。我有时从那里过,总要向里望望。院子很大,古槐阴森,坐北一排房陈旧而安静,推想那就是写《骨董琐记》的处所。十几年过去了,还有什么痕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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