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反抗者》阅读札记
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高的悲剧，而非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
——加缪
拒绝“革命”的反抗者
人如何对待“人”的遭遇？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阐述了人作为“存在”永远面临的困境：荒谬。具体现实总充满罪恶、迫害、压抑、疯狂、混乱（尤其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政治更加剧了这点）……而人性中又时刻活跃着对自由、价值、尊严、欢乐的无穷渴望，“荒谬”即生成了，生成于人的美好诉求与险恶境遇的巨大反差。一个人，只要基本做到了清醒，只要对自身存在稍加逼问，即会产生荒谬感。但关键是：荒谬之后，人的出路在哪？
这正是加缪出场的意义。
虽然在描述荒诞上，马尔罗、萨特甚至走得更远，但其理性显然受到了性格和心灵视线的阻碍，摆脱不了消极与绝望，在“荒谬”被证实后，几乎拿这个悲剧没办法了。比如马尔罗认为，“人可以接受荒谬，但不能在荒谬中生存”，甚至主张自杀。萨特也只把微渺的希望寄于“未来行动”（比如1968年巴黎学生风暴那样的剧烈运动），日常意义上，他没有方法论。
加缪不，他要反抗命运，他要寻找一种积极的力量，用一种崭新的理性维护人的尊严。其公式是：荒谬——觉醒——反抗——自救。在他这儿，“荒谬”仅是起点，而非终结，仅是对生存真相的披露与哲学实践的开始，而非宿命。在人生的价值诉求上，他维持古典主义的“自由”主张，但其自由不是萨特那种形而上的绝对自由，而是现实和理性的相对自由，他反对极端价值观和乌托邦政治，反对“绝对自由”名下的破坏性革命。
这位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孤儿，从小饱尝贫困、疾病和孤独，“我不是在马克思著作中学到自由的，而是在贫困中学到的。”但命运剥夺不了他对人间温情的体验和吸收，剥夺不了大自然对他的恩赐：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奔走于冷酷与温煦、阴霾与明亮、底层苦难和上天关爱之间，他很早懂得了人生“正反”的道理，这种生存体验决定了其哲学思维中丰富的辩证含量。
与只习惯于说“不”或“是”的哲学家不同，加缪以古希腊的自由精神为依托，提出了以追求“均衡”“相对自由”“和谐的自身完整”为核心价值的“正午的思想”。他对付荒谬的方法是和谐的反抗——对这个世界既说是又说不。他对“是”的解释是：在荒谬的世界上生活，本身就意味着反抗；承认荒谬并决意生存，在有限世界中带着伤痛生活，绝不放弃梦想和权利，本身就构成了“反抗者”的精神立场；说“是”，意味着选择积极和现实。那么，又如何实践“不”的主张呢？应恪守什么规则？
加缪是一个热爱生命并坚决抵制暴力的人，他既对荒谬的世界说“不”，又反对只会说“不”的虚无主义。为此他充分肯定生命的尊严与内在价值，顽强地反对自杀和他杀——西西弗斯和《鼠疫》中的里厄医生都彰显了这点。他反对暴力，反对任何名义的威胁生命的“历史的反抗”（即政治革命）。加缪认为，“反抗”不同于“革命”：反抗是生命自救，是在有限世界中选择自主的人生方式，坚持独立存在和清醒认知，反抗是有边界的，即只为人自身的权利和内在的价值完整而抗争——绝非对外部的掠夺和对他者的征服。“革命”则不同，它早早养成了只说“不”的习惯，坚持不择手段的行动纲领，主张以剥夺惩罚剥夺、以统治刷新统治、以掳掠填补己亏。加缪认为，“革命”的颠覆性源于“恨”而非“爱”，会导致无度的暴行，由反抗走向反抗的反面。
简言之，“反抗”使人成为自身，成为合理和健全的人，“革命”则要在推翻敌人的同时推翻自身，通过攻掠和夺取，实现社会角色的移动和转换（奴隶成为奴隶主，农民成为封建主）。反抗者是恪守人道并服务生命的人，革命者是渴望权力并投靠政治的人，彼此目的与手段皆殊异。加缪推崇古希腊的均衡思想，即“适度原则”和“相对自由”——在矛盾中坚守人生、坚持自我不被异化；而“绝对自由”属于过度自由，很容易越过矛盾的平衡界面，导致绝望、残暴与专制。在《反抗者》中，加缪尖锐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模式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
作为反抗者，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加缪最警惕的，这也是他与萨特的鸿沟所在。萨特是主张“绝对”并擅用“无限”逻辑的人，他认为“反抗”只是内在的、感情的，甚至带有自欺性，反抗没有硬度，低于革命，反抗的缺陷靠革命则迎刃而解。因此，萨特对中国“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法国“红五月”运动都予以狂热的吹捧——甚至不顾年老体衰，冲上巴黎街头抛撒传单，他赞誉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为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乍一看，你会觉得加缪不过是一种折衷主义，和激情万丈的萨特相比，明显透着“右”的味道。实则不然，他对待悲剧的严肃性和诚实性、对人类命运的负责精神，是任何一种自以为正义的革命浪漫主义无法比拟的。正出于对人类的大悲悯大关爱，他才主张“正午的思想”——“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却要尽力燃烧！反对悲观与虚无，反对极权与暴力，反对践踏人性和人道的行为——一切威胁人类的“鼠疫”。他颂扬爱和理性，认为它们暂时解决不了的，靠恨与征服更无济于事。
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斗争，你会蓦然惊醒：所有杀戮理论莫不以发誓取消矛盾的“对立面”为起点，莫不以“剥夺敌人一切权利”为手段——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把恐怖当成了美德，马拉以数学方式索取了27.3万颗头颅，夜以继日地高呼“用烙铁给他们打上耻印，砍下他们的姆指，割下他们的舌头”；罗伯斯庇尔更是血脉贲张，“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快速、严格和不屈不挠的公正，因为它是美德的表现！”可怜的是，这些英勇的刀斧手在累得胳膊发麻后，即被身后的刃斧削平了脖子。
半个世纪后，恩格斯对大革命作了反思，1870年9月4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干出来的。”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革命是历史的动力、暴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这些论调非但没受到尖锐质疑，反而变得更真理更权威了：希特勒把日耳曼之外的民族都列入了“邪恶”，斯大林则将一千万同胞划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还有红色东欧和东亚……
曾任苏联宣传部长的亚·尼·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中写道：“赫拉克利特说，‘不和’是万物之父。这个思想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拿来作武器，但他们却不想去发现，赫拉克利特还有一个对应的原则：和谐、和平是万物之母，没有这个‘母亲’，一切就不可能诞生。该原则向来无人注意，因为它同斗争理论相悖……黑格尔——马克思的精神之父，尽管喜欢古希腊人爱用的比喻，对赫拉克利特也有好感，但未注意到弓和琴的象征……弓是一个两极对立的系统，但弓弦可变成琴弦。弓会带来死亡，而琴会带来生命的喜悦。”（《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弓”与“父”，象征着威严与镇压，隐含“不”的杀机；而“琴”与“母”，是生存和繁衍的象征，孕育“是”的文明。前者显示了恨与仇，后者表达着爱与和。
是否可以说，加缪基于荒谬提出的“反抗”——正像两千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样——在“不和”的生存危机中尤感“和平”“和谐”的珍贵、发现了她作为“万物之母”的价值和美感？
1951年，主张和谐均衡、反对革命的《反抗者》出版。萨特恼羞成怒，发表《致加缪》长文，宣布与朋友决裂。
1960年，加缪在车祸中颈部折断，享年46岁。
他说过：“向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人心……我依随我的心灵行事，我毫无遗憾。”
为生命辩护
历史上，每次革命都是以实现“绝对自由”“无限利益”为动员令的，这种夸张性的许诺确实刺激，总能招募到大批渴望成为自身对立面（由“被统治”到“统治”）的民众，而斗争结果也往往由“以多胜寡”——这一算术逻辑给预定了。
问题是，革命究竟实现了什么？绝对自由的乌托邦真符合人类的生存理性吗？
尽管化妆师不断给“奴隶暴动”“农民造反”涂抹史诗光环与正义脸谱，但透过油彩，仍不难看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从一极走向另一极。为成为对手的那个样子而斗争！为成为贵族而杀死眼前的贵族！
斗争的原因自然是出于恨。何为“恨”？舍勒认为：人们往往羡慕自己不拥有的东西，正是这种欲望产生了“恨”——在封闭环境中因长期的无能为力而分泌的一种有毒的心理。该判断基本成立，中国的项羽“彼可取而代之”之嗟叹，1917年俄国街头对战利品的掳掠，都印证了这点。
加缪在《反抗者》中，对“革命”作了揭穿——
“理论上，‘革命’这个词保留着它天文学的意义，这是一种环形运动，这种运动经过完整的转移由一个政府过渡到另一政府。它的确切含义是：‘确信会出现新政府！’……普鲁东说：‘认为政府会是革命的，这说法自相矛盾，因为政府就是政府。’对此，还可再补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它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多数情况下必然是好战的政府，革命越发展，战争赌注就越大。1789年诞生的社会愿为整个欧洲而战，1917年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为统治全世界而战。整体的革命最终要求建立世界帝国。”
正因看清了“绝对自由”的真相，识破了政治乌托邦的不诚实性，加缪才反对任何形式的整体革命。他认为，从古罗马到现代俄国，“革命”从未贴近过人的自由，因为“革命”以对他者的征服为目标，其途径是暴力，其后果仅仅是权力转移。而在这场转移中，统治双方的诉求与手段同出一辙。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疑，“平等”具有天然的神圣性、合法性，但关键是和谁平等、如何平等？平等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若和奴隶主平等是为了自己当上奴隶主，那该诉求本身就有问题，就暗含伦理和逻辑的犯罪；若反抗迫害和暴行竟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他人施暴——即使对奴隶主和暴君，那只能说明，该奴隶骨子里就窝藏着奴隶主的卑鄙和污垢，他早就是灵魂意义的奴隶主了。
加缪以斯巴达克斯为例，“奴隶的军队解放了奴隶，又把过去的奴隶主供给这些奴隶奴役。起义军还把几百罗马公民组织起来角斗，奴隶们在看台上欣赏，狂欢作乐。然而，杀人只能导致更多的杀人……一个罗马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克拉苏以处死数千奴隶作回答。6000座十字架矗立在从卡布到罗马的公路上。奴隶主成倍地计算自己鲜血的代价。”
以血腥报复血腥，以残酷惩罚残酷。刘邦项羽们得手后，第一件事就是纵火烧宫殿，就是拿仇人头颅来祭祀。
萨特有过一句著名的话：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其实，加缪更彻底地诠释并履行了这一理念。“倘若他是一个彻底的反抗者,无论如何也不会要求毁灭存在和他人自由的权力。他所要求的那种自由，他为所有人去争取它；他所拒绝的那种自由，他禁止任何人去取得它。反抗追求的是生命而非死亡。它深刻的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反抗的行动是保持纯正。”（类似的话鲁迅也说过：革命是教人活而非教人死的。）
不侮辱任何人，不奴役任何生命；既反对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亦反对以多数的名义迫害少数；任何自由都不以剥夺他人自由为前提……这正是加缪赋予“反抗者”最醒目的行为准则、最高的道义律令。正像伏尔泰所言：“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人类最深刻的“自由”要义恐怕即于此了。据这样的准则，我们可断定，历史上的大部分革命都构不成“反抗”意义，不过是夺取利益的拚命而已。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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