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0世纪这么一页既是波澜壮阔也是苦难深重、既是柳暗花明却仍旧前路漫漫的历史，作为我们每一位当事人和过来人，仅仅是“不悔”——无论“虽死不悔”或者“青春不悔”，也许是远远不够的。——“红”，如果作为一种人生理想，确是可以坚守的。由于父亲的一生从未处在权力的高位，甚至曾先后两次陷入冤狱困厄之中，他精神上始终高昂洋溢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之也确实很少受到权力和权势的腐蚀，反而在艰难、困厄中，成为支撑其腰杆脊梁的拯救性的精神力量。就此而言，父亲真的可以说是无愧于自己的“红”——一片爱国为民的赤心的。
但是，“红”，如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就无必要太“较真儿”了。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建没”和“创造”的“红”——“红彤彤”的“红世界”、“红海洋”之类，有可能会沦为无根无底、昏天黑地的“人祸”。当“权力”的话语远低于“权利”的话语、“主义”的话语远低于“民族”的话语，更低于“生命”的话语的时候，这个“红”，就要发生问题了。这一点，甚至连上一辈的革命领导人，在2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历程中，基本上都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建设和谐社会……”等等，已经从个别领导人的睿智，变成一种全社会的共识。——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不那么“红”了，晚年的父亲，其实也不那么“红”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社会变得相对祥和繁荣了，黎民百姓的生活变得相对安逸富足了，国家重新走上了建设、发展的轨道，父亲自己的晚年生涯，也充满了欢笑和诗兴，本来，这就适足以告慰自己奋斗颠扑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了。
在父亲的晚暮之年，我有时会感到默默的难过：以父亲如此真诚刚正、坦直热忱而广为亲友们爱戴敬重的个人品性，多年来，却形成某种似乎需要随时向某一个看不见的“方面”表白和表现“正确”，甚至有时带着一种下意识的表演状态的“公众性格”。比方，以父亲在古典诗词上根底沉酣的修养才情，他可以顺笔就写出“壮志似山心似海，诗怀如水梦如烟”，“塞北喜闻雁返早，江南怕听燕归迟”，“小园半角藏清淡，吟到兰花句也香”等那些广受文友称誉的清词丽句，他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晚年的诗词里，加进那么多表白“政治正确”的时潮套话。我曾想过：父亲那本被亲友一再传诵的诗集《春泥集》，如果去掉了那些生涩的套话，会是多么有分量的“旧诗新写”的好范本哪！（确有我的学写旧诗词的老友，拿来作范本的。）——但是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了《春泥集》，也就不像“苏翰彦”了！记得有一回，我曾“倚小卖小”（倚凭父亲晚年对我的“纵容”），委婉而坦率地对父亲说：以后最好不要把那么多的“时语套语”，写进诗词里去。父亲听罢皱了皱眉，淡淡说道：我已经这样写惯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却是隐隐透出沉痛的自白。
这两种“公”、“私”性情在父亲身上显得这么不和谐，这是我这个深爱父亲的儿子，在父亲已经完全两袖清风、后顾无忧的晚年，最感到迷惑、也最感到不忍的地方。——也许，真的无必要苛求它、改变它？因为，那已经成为了父辈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中最真实、也最难更易的部分。——只是，细细想来，理想主义的原初精神的变质与走调，最早就是从这种夸饰的“正确”，“正确”的道德化与无限化，以至变成一种表演性的虚假……所一步一步开始，一步步累积，一步步变异的啊。
我明白，谢炎叔叔的《落红护花》文稿，没有打算在父亲的人生欠缺和历史反思的层面作深刻的着墨。这或许是为文的难处，又或许是谢叔叔的宽厚。但无论如何，这却不能成为自己作为一位人文从业者的儿子，可以在这样一篇读后文字里“为先人讳”的理由。一如前述，那种真实人格中的两难扭曲，唯其因为其“普通而又普通”，变成了千千万万的现当代读书人的一种集体品格，一种民族性的心理积淀。当一种曲折的历史进程出现时，它不期然就会成为一种裹挟其中而为祸社会的巨大而负面的惯性堕力，并且在历史老人“谁之罪？”的责问之中难辞其咎，应该对这种种“不悔”的说法，保持清醒头脑的地方；也是自己在这样一篇本来应该怀念父亲的文字里，加进了审视的意蕴，意图更真实也更贴切地“走近父亲”的原因。只是我知道，即便是以“理想主义”作为切入点，自己谈的也还是相当肤浅、相当粗略的了。
回溯文学的童年
这一回，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论，似乎把许多人都吓着了。——又是“伟大”又是“中国”而且还是云里雾里的“小说”，多浅白多沉重多陌生多吓人哪！“唔？这年头，谁还会这么谈论——‘文学’呢？……”我感到哈金的反应，好像一个刚刚痛快洗过澡还穿着宽松浴袍，不小心就闯进了楼下大厅里穿戴披挂整齐的大人的筵席上，而有点不知所措的孩子，他不明白那些穿戴披挂的意义，这里面有什么好“抱怨”好“争议”的：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这么明白这么不言而喻的么？
我认识的哈金——从他的小说和他日常对文学保持的感受方式而言，确实就是这么“孩子气”的，始终带着一种清澈明晰、鲜活直白而又直奔就里、一言中的的童真视觉的。这里的“孩子气”、“童真视觉”都不是贬语。“在美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边缘化过。”“谁写出举足轻重的作品，谁就是重要作家。”“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一旦你决定写伟大的小说，你就会自然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伟大传统，这时你的眼光和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区区小利和雕虫小技上。”话说得明确、斩截，几乎没给自己留下多少退路和余地。
说哈金之见乃“文学的赤子之论”有点肉麻，但哈金的为文及为人，在我有限的阅历中，确实是最少功利化的“文学世故”与职业化的“文场病态”的。坦白说来，这也是我早时读到哈金此文，整个人忽然为之一惊、一震、一醒的地方。借用李陀的一个说法，我似乎忽然像是闻见了一缕久违了的文学的香气——那是一种清馨流亮、颗粒晶莹的香氢，也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精神化的、理想性的、形而上的香气。
我们，谁没有过这样“伟大”的梦想呢？那种像山溪流泉里出生长大必定要游向滔滔大江大洋的鲑鱼的梦想，那种像早晨的山峰一样让人仰望让人翘待的登山人的梦想，那种像茫茫寒夜中盼望着一星灯火一口热汤的路上人的梦想。“写出伟大的小说，做一位伟大的中国作家，一定要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我不相信，这竟然不是我们每一个做过“作家梦”的人，在自己文学的童年，都曾经拥有过的令自己热血贲张、闻鸡起舞的梦想！那时候，有方块字和罗马字的区别么？李白杜甫、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都是方块字的，也都是超越方块字的，它的共名就是自己梦想拥有的属于全体人类的“伟大”。那时候，吃糠嚼菜，以天地当书桌，为了看一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要翻过三道山粱。说边缘，其实最是身在人生和社会最真实的边缘了，可有谁担心过“边缘化”呢？“伟大小说”的梦想就是自我精神的中心，“我写故我在”就是人生和存在的最大中心！那时候，为了报刊能发出自己一篇报屁股文字就能兴奋得彻夜不眠，为了契诃夫伟大还是欧？亨利伟大可以邀出四山的豪杰齐齐出来打擂台。“写出伟大……”是明白写在我们每一个写作者脸上的花彩儿，连彼此较劲的“文人相轻”里都带着最大限度的惺惺相惜，谁在乎过“幼稚”和“露怯”呢？“写出伟大……”的理想感召，不但曾经启动了我们每个人身处困厄中的全部动能，成为我们在最卑微的人生里最高贵的精神光照；同时也成为看得见或许还够得着的，最可能改变自身命运一条真实的出路……
真是久违了啊，那种写作童年的“伟大”想望！
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远离了那道“伟大”的光照，只变成了彼此照面从头到脚心照不宣的利益权衡和名位攀比，以至变成职业化的“腹泻”或者“便秘”了呢？
哈金的似乎在汉语文场涉世未深的“童言无忌”，忽然让我有一种照影自惊之感：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为文学这么想过、这么说过了呀！
然而，即便说“童言无忌”，今天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之言，其实已经是历尽文学千山、啖尽创作百味之后的慨叹了。它抵及的，其实已是“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的境界。哈金短文让我感到一惊、一震、一醒的地方，就是它还原了、回归了很多以往也许被我们遗忘、也许被我们漠视、也许因为根源性的基本，反而被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也就是说，经过这么些年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文学总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各领风骚三五天”之后，哈金之言，剥落了这些年外在添加到文学身上的许多穿戴披挂，把“伟大小说”本来应该有的“眼睛”、“鼻子”重新显现出来了。
“一个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之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这是哈金此次引发讨论的“伟大的中国小说”所本的J．W．Deforest的“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定义。
让我们试着看看这几个关键词：“描述生活”，“广阔、真实、富有同情心”，“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浅显吗？是的，像日头、月光高悬在头顶散放着炽亮一样的明白、畅达。但是，日光、月华照耀着你，你却是未必感受得到、未必触摸得着的，更是需要把自己的精神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对于“日光”、“月华”来说，则就是天文学的、地球物理的高度了），才能把握其真意的。比如，要“广阔、真实、富有同情心”地描述生活，就是一个看似普通却具有难以企及的理想高度的高标准。在各种狭窄观念的约制下，在一种不但需要看菜吃饭、也需要看眼色裁衣的书写氛围里，面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文学书写要“广阔、真实”，谈何容易！当然，作家以写作为志业，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可以有不同的书写策略和叙述策略。但是，作为作家的观照点，却是首先要提升到理想高度而不是臣服于某个策略低点的。从这一个角度看，你可以看出许多创作者近年来的“作品”，更多就是为了迎合那个“策略低点”出发而进行的包装性、消遣性与安全性的写作。这，或许就给出了“大小说”与“小小说”、“大作家”与“小作家”，或者严肃文学与消费文学的一个基本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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