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乡情怯

　端庄如爱默生者原来也说段子的：“一位英国女士在莱茵河上听到一个德国人称她及其同伙是外国人，她就大声说道：‘不，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是英国人；你们才是外国人呢。’”(见《英国人的特征》)

英国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拎不清”，出自“没有什么止境的自负”。这想法，同时代的中国人也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吾国有识之士胸臆中的那个“天下”，根本就

不存在什么“外国”以及外国的“人”，遑论谁是谁不是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民族主义，并且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莱茵河上那位英国女士颠鸯倒凤，即不但视外国人为外国人，而且把自己也技术性地假定为外国人，或曰中国以“外”的中国人。

这事最好从爱国歌曲说起。我发现，在绝大部份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中，叙事及抒情主体都被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自从李谷一在中国最大的“文化想象共同体”——春节文艺晚会上用气声演唱了至今仍在荡气回肠的《乡恋》以来，“乡愁”的神话气息就越来越浓——那一次，抒情主体被假定在即将“出国”的古人王昭君身上。到了1984年春节晚会，香港人张明敏把“乡愁”推向了高潮。两年后，美籍华人费翔高歌一曲《故乡的云》，令无数华籍美人如痴如醉，那是后话。事实上，首本爱国名曲《我爱你中国》，也是电影《 海外赤子》的主题歌。

每一次走在北京的胡同里，耳边都会响起《教我如何不想他》——最近才知道，这也是一首爱国歌曲，歌词是刘半农在去法国的轮船上写的，曲子是旅居美国的赵元任谱的。共同的“离乡背井”背景赋予这些歌曲以强大的艺术表现力。距离产生美。去国之人思念祖国，的确比在国之人更具美感和张力。《我的祖国》之所以传唱至今，主要是因为异乡的上甘岭。当“距离美学”的移情作用愈演愈烈，“非典型体验”逐渐内化为典型体验， 爱国主义就开始带上某种异国情调了。这么说吧，至少在1984年，一个香港人和一群内地人同声高唱“洋装虽然穿在身”、“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以及“就算生在他乡”等等，听起来的差异并不只限于普通话的发音，至少在地理知识上不够诚实。再说，“洋装”在当时远不如今天那么普及，步鑫生的西装推向全国，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洋装”的全面流行与此歌之间倒是可能有一点关联)。那年春天，我毕业实习在贵州，满街都澎湃着这种声音，猛抬头，但见一重又一重山，感觉也一重又一重地诡谲起来。

再说唱红全球华人世界的《龙的传人》。七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先不去说它，虽然叙事主体当时的确置身于母体文化之外，但是这并不表示它的叙事角度就不存在某种值得分析的特殊精神现像。对于当时身在台湾校园里的侯德健和李建复们来说，黄河长江虽只能“梦游”，然而“东方”非但不像他们唱得那么遥远，甚至就在他们脚下。至于“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不仅地理概念混乱，那种把自己第三者化为“他们”的冲动，更是十足的童稚化行为。我们知道，幼儿主叙时，总是习惯于将自己“非第一人称”化。

如果你骂我“抠字眼”，我也无话可说，但相信比任何人都爱唱这些歌曲的“后殖民”理论家们绝不会赞同。彼等深信，“东方”之所以“遥远”，都是Oriental这个坏词惹的祸。Oriental与单纯在方位表示“东方”的east或eastern不同，其乃基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立场而把亚洲、新大陆以及非洲视为野蛮和未开化世界的一种“他者化”用语，乃妖魔化的“泛东方想象”。简言之，上海东方电视台和东方航空公司所乐意使用的Oriental，与张国荣纵身跃下的文华东方酒店之Oriental，原本是有本质差异的。同理，一个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比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更有理由使用“祖国”一词，对后者来说，还是称“国家”比较恰如其份。第一次读到一本由中国人用中国字办给中国人看并且在中国编辑印刷出版的杂志竟然叫做《母语》，那种惆怅，那种窘迫，实在不足与外人道。

当东方人的东方主义(Oriental Orientalism)成为习俗，我们便陶醉在这种美学意境当中难以自拔。当我们为异国他乡的生灵涂碳而如丧考妣，当那个伊拉克男孩天天准时在央视的屏幕上哭泣，就在距北京不远的辽宁海城，4000余小学生饮用不良豆奶集体中毒，那些严重中毒的中国孩子却只能蜷缩在病床上哭，不断抽搐，甚至昏厥。我当然不相信中国的电视台爱外国的儿童胜于爱本国的儿童，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这一点大家始终是清醒的。我只是怀疑，长期的自我异乡化使我们多少都有点近乡情怯。

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是一种多么大的“义”，教我们非礼到“灭亲”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