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争相高呼“建成像纽约那样的国际大都市”的同时，中国的有志知识份子也在为“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而孜孜不倦地努力。与那些的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相比，知识份子这一次倒是干了点实事，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本除刊名和语种之外，从面目到栏目，从字体到文体，从气质到纸质都高度疑似《纽约客》的杂志。
可大伙儿依然余兴未了。我也看出来了，谈《纽约客》和办《纽约客》是两码事，那么
，我也说两句吧。上星期，有个老朋友从洛杉矶回广州，出来吃饭时，扔给我一叠《纽约客》：“在飞机上翻了翻，都是近期的，扔了可惜。”此友居美十多年，在加州一所名校做终身教授，之所以是《纽约客》的老订户，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年度订阅每本可省两块九毛五，而是因为他发现这是一本“有用”的杂志，“ 有用”倒也不完全在于《纽约客》里的文字，而文字也不完全是因为写得精彩，而是这些文字里的“话题”和谈资。加州的主流知识份子圈里，各种名目的聚会不少，但缺的就是话题和谈资。
“政治正确”(PC)是造成“缺话题”的主因。性别，不好谈；宗教，不方便；政治——正是最容易导致“政治不正确”的高危话题。倒也不是知识份子一见面就非谈这些不可，原因恰恰是这些基本因素构成了知识份子话题的核心，就像我们用“ 拳头加枕头”来概括色情和暴力电影的共同本质一样。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无论观点还是用词，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歧视”——“区别对待”，这是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退而求其次，八卦新闻，加州从来不缺，但是知识份子不屑；谈篮球吧，一面倒都是湖人的拥趸，不可能出现“歧视”， 然而观点上不搞“区别对待”，谈话便索然无味。当然，若有个纽约客在场，至少篮球会谈得比较有趣。
既然如此，最安全、最不容易犯错误的事，就是谈谈近期《纽约客》里的话题，《纽约客》在知识份子里的作用，大概像一位无产者可以凭《国际歌》在全世界找到自己的同志那样。除此之外，围绕《纽约客》展开谈话还是双保险的——第一，其中所有话题皆经过东岸资深同行的严格把关，政治大方向基本正确，可以放心畅谈；第二，即使有政治问题，东岸的同行应负全责。《纽约客》的权威性及其做为“工具书”的“必要性”，盖在于此。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纽约客》改成月刊，美国知识份子的社交习惯则可能受到直接影响。就我的老朋友的个案而言，一旦回到祖国怀抱，“工具书”就可以暂时扔到一边，或者赠予我这种《纽约客》的崇拜者。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PC虽不至于夏虫语冰，不过《经济学人》曾经郑重提醒过欧洲同行，其实美国有一座“不自由女神像”：“美国人享有的自由并不如人们想象多。法律和限制几乎无所不在，交通号志不断提醒人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食品标签上的说明足以满足以位科学家；阿斯匹灵的瓶盖紧到让老人家拧不开……美国的个人主义只能在限制中放纵，这都是宪法和民权法的功劳……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美国人打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被各种法规限制。早期的淘金辟土并非如漫画和卡通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受限制，除了电影中让人崇拜的游侠，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纽约客》？朱伟先生曾经这样解释：“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消费指南、有文字特别讲究的小说、报道、专栏与幽默，不仅有思想，还有趣味与较宽的信息面。而我们好象很难把作为知识分子的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知识分子总是高高在上，不屑于人间烟火，于是凡宣扬自己高品质的刊物，好象总得不到大众认同。”朱伟还引用洪晃的话：“中国有那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北京上海是纽约吗？”
我就没这幺悲观。笃于时也，到那时，思想会有的，趣味也会有的，知识分子终将被“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纽约会有的，还会有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及东村，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别说北京上海，就连广州也有机会以“三年大变样”的速度把自己弄成一个比纽约更牛的“约”。不过，届时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或中国人届时需不需《纽约客》)仍是另一回事。中国知识份子也爱聚会，也爱聊，只是跟美国的知识份子相比，他们实在太不需要选择话题和寻找谈资了——我认识的“美国主流知识份子”实在不多，除了上面那位，绝大多数属于有知识、有美国身份，定居纽约，坚持以纽约“客”自居并且从来不看《纽约客》的中国同胞。受到这一限制，以上意见可能无任何参考价值，谨为各位在把酒大谈《纽约客》时提供一点谈资，虽然我们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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