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七十年代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陈德曦老师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奥布隆斯基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瘁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十四岁——1976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但找不到准确的词。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10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颌趁势抽搐，几秒种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伯特?德?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德?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1976年9月9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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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历年关于“文革”的回顾，很不少，内容大多指涉党政高层人物，属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大事记，其中千般机密，当年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1971年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勉强、短促，拍了一小会儿就停止了，与“文革”时期动辄爆响的“热烈掌声”完全不同——林副统帅跑了？死了？！那一瞬，没人来得及接受这是可以鼓掌庆贺的事——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副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几乎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副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记忆随时饥渴，眼睛会自动核查往事的物证：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1976年春“四五运动”在这里发生时，“毛主席纪念堂”尚未建成，现在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纪录片《中国》。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2004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曲。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记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纪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1966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绝决，预备挥霍权力，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纪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靠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涎。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逾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被音乐感动着，安抚着，我总会闪过有罪的一念：还要等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尼克松、布托、金日成、胡志明……布托死于绞刑，齐奥塞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科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科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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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1971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雇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良”，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丧命。1934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我们从小在电影中看见红军穿着青色的军装，八角帽，多年后在域外发现当年的历史照片，那些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挑着铁锅、枪械，一身赣南耕夫的粗布衣。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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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籽，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肥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洒向菜园——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群狗，一拥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