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不在于一朝一夕，而在于年年月月；一个人有爱心只是一个光点，能团结一群人奉献爱心，那将是一片光明；献爱心不一定就是为了荣誉和名气，实际上很多献爱心的人是根本不留姓名，很多的爱是默默无闻的奉献；献爱心不一定要选择时间地点，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情况都可以。
汤水一生\/梅友
◎作者简介
梅友，作者资料不详。
重回母亲的家，是这个冬日的一个下午。进了门，就听见继父在厨房里招呼：“先坐下等一会儿，汤一会儿就好。”
长这么大了，就是喜欢冬日的那口汤。
以前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到冬天，必定要从打工三季的单位辞职，从大老远的地方回到以前生活的那个村庄，美其名曰：回家过冬。在冬日的暖阳中，依偎在父亲身边，看他把红枣、老鸡洗净下锅，做一个嘴馋的孩子，等着汤飘香。那时候，几季的辛苦，满身的疲惫，都会在父亲的一口汤里飘散，远离。而这个时候的父亲，是孩子眼里最亲切、最和蔼的时候。后来，父亲生病了。
住在医院里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叮嘱着母亲：“我去了以后，要好好善待自己。这辈子跟我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以后找个好人，孩子们都长大了，给自己找个家吧。”
那年，我20岁。
听完父亲的话，我和母亲哭得撕心裂肺。父亲就在那个晚上走了。
如今，父亲已经走了八年，母亲也在我和弟弟的支持下，有了自己的家。母亲挑选继父的条件是宽厚的，只要人好，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没权，什么都不重要，只求人家要善待我和弟弟，善待生活。母亲是幸运的，她挑到了继父。
这是个可以给人温暖的老头儿，虽然比母亲大了10岁。当初，母亲把他领回家让我和弟弟过目的时候，从他慈爱的眼光里，我感受到了父爱。弟弟说，他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他对母亲好。看着老人在弟弟面前唯唯诺诺地点头，我想，母亲总算是有个依靠了。母亲和继父在春天里，领着周围的亲戚朋友喝了喜酒，就算正式结婚了。
婚后，母亲和继父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周六的时候，母亲总是有电话来，让我们过去坐坐，不知道是怎么了，虽然知道继父对母亲很好，但是就是那短短的一段距离，我却总不愿意过去。或许，继父就是和父亲不一样吧，人啊，不是最亲的，心里总有那么一些疙瘩。虽然有时候也想去看看母亲，但是，就是不下了那份决心，就是不愿意踏入母亲的家门。
住我隔壁的张大爷，是父亲一生的朋友。父亲在世时，还时常托付他照顾我们。那天晚上，大爷敲了我的门。把张大爷让进了屋子，我有感觉，大爷要说些关于母亲的事。
果然，大爷说：“我晨练的时候常碰到你母亲。”
我点点头：“嗯。”
“她过得并不好。”
“啊？难道那老头儿对她不好？”
“不是，是你们对她不好。”
“我们？”我拒绝接受大爷的说法。
对于母亲，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虽然知道继父是个好人，但是我和弟弟还是坚持母亲和他结婚的时候做了财产公证。母亲一生清贫，但是我们不想她下辈子看别人的脸色吃饭，公证完，我和弟弟在母亲的户头里存下了足够她吃后半辈子的钱。我和大爷说，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大爷摇摇头：“你们啊，要知道你母亲要的不是钱。她都这把年纪了，还能花多少钱呢？你们要常去看看她。还有，那老李头也是个好人，而且你母亲选择他的时候，也是征得了你们同意的，你们现在却连他家门也不愿意进。”
老李头儿就是我的继父。
我知道，这个老头儿会对我母亲好的，否则，我也不可能把母亲那么放心地交给他。
大爷慢慢地啜着我为他冲的茶，半晌才说：“老李头儿现在学了一手煲汤的好本领，你妈说，你喜欢喝你父亲煲的汤，老李头儿这把年纪了，硬把棋瘾给戒了，跑遍了书店，找来好几十本菜谱，天天对着研究呢。为的就是你们哪天能开恩，想起来的时候能去一回，能让你妈高兴。”
送走了张大爷，我来到孩子的小房间里。孩子才4岁，正在上幼儿园中班，这个时候，他还没睡。我把孩子抱在怀里，问他：“我们明天去看姥姥姥爷好吗？”孩子挣脱我的怀抱雀跃起来：“好啊，好啊，每天姥姥和姥爷都在幼儿园的窗户外边看我呢。”
“啊？”
“妈妈，我告诉你，姥姥和姥爷每天都会在幼儿园的窗户外边看我们小朋友做游戏。我上回表演了‘小白兔白又白’，姥爷还夸我了呢。”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答应姥姥不告诉你的。你说了人要诚实，要遵守诺言。”
我有些想哭的冲动。抓起电话，打给母亲，告诉她我明天去看她和继父。母亲在那边半晌没做声，等了一会儿又连声地说好。我分明听见她那嗓子里有哽咽声。
带着孩子，穿越我那点儿卑微的心结，我敲响了母亲的门。看见我的刹那，母亲眼里有着惊喜，从我怀里接过孩子，忙对着厨房里的继父说：“老头子，我女儿来了。”
继父爽脆地应了一声：“先坐下等一会儿，汤马上就好。”
母亲的脸，笑成了像朵玫瑰：“这老头儿，天天盼着你们能来呢。学着做汤好久了，就想你们能过来尝尝，可是你们就是不来。”
我笑着回答母亲说：“这不是来了吗？以后会常来的，只要你们不嫌烦就可以了。”
继父已经从厨房里出来了：“怎么可能，盼你们来都盼不来呢，怎么会烦呢？只要你们来，我和你妈比什么都高兴。”
母亲忙着给孩子拿这拿那，兴奋地在房间里转进转出。
我拉继父的手让他坐下，或许是第一次和我离这么近的距离，继父有点儿不习惯，老是用手去拢那缕花白的头发，我试着拢老人的肩头，想让他感觉一点温暖，一点家庭的气氛，老人的肩头在我的臂弯里有点儿僵硬。我说：“爸爸，以后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继父说：“啊，好好好。”气氛一时有点儿尴尬。或许老人还不习惯我会离他们的生活这么近。我忙说：“爸爸，我想喝您煲的汤。”
“好啊，好啊，我这就去给你们盛。”
看着继父起身离去，我在背影里分明看见了父亲的影子。
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了继父盛来的汤水，抹抹嘴，告诉继父：“爸爸，我还想要一碗。”妈妈在一旁笑得开心，孩子在她的旁边已经玩得累了，睡着了。趁着继父去厨房的那一会儿，我告诉母亲：“妈，我会常来的，孩子您也可以接回家带。”
母亲说：“啊？我可以接孩子回家啊？”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不嫌他烦。”
母亲大声地对厨房里的继父说：“老头子，咱女儿说了，以后可以接孩子回家。”
继父又给我盛了一碗汤来。“那好啊，那好啊，那孩子就放在我们这儿吧。”
我一边喝汤，一边看着继父笑。
从母亲嫁给继父的那一刻起，我这是第一次踏进他们家门。看着这对快乐的老人，我想，或许我不是只爱那口汤吧，毕竟，父亲已经走了，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却是能照顾我母亲余生的人。就单单为他肯为我煲一锅汤，我也会爱他和母亲。
父亲已经离我远去了，继父就是我第二个父亲。小的时候，眷念父亲的汤水，以后，会在继父的疼爱中，继续过我的汤水一生。我想，我是幸福的吧，包括我的母亲。
心路花语
一位继父，因为妻子的子女喜欢喝汤，硬是戒了棋瘾买书学习煲汤，希望在子女来的时候能喝上汤；而子女却因为他不是自己亲生的父亲而无法解开那个心结，迟迟不肯去母亲的另一个家中做客。而当子女解开了那个卑微的心结，得到的是幸福，是浓浓的父爱，是与母亲一样的幸福。
继父给予的是人生的第二次亲情，是血缘之外浓浓的父爱。没有血脉的相承，没有基因的遗传，可是这一切是那么亲切自然。父亲和女儿所做的一切，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父女，最亲最真的一家人，他们的父女情深已经融入血液，感天动地了。
有一种亲情，不一定要有血脉的传承；有一种爱，不需要伟大的名称。
藤野先生\/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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