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太穷了。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4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7岁那年，我上学了，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用线捆在一根小棍上接着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干净，再接着用，妈妈心疼得有时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在妈妈的鼓励下，我越学越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会比读书更快乐。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小数分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也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1994年5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五县学生中唯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小孩。那年6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没想到，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已欠了1万多元的债。
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
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了，爷爷一急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里，每天跟着妈妈下田干活。过了两天，我和爸爸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
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你疯了，以后整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那天，妈妈哭了，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是独一无二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让他念下去。”捧着妈妈卖毛驴得来的600元，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我太爱念书，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为我吃多少苦？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的躺在炕上。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英文，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扩散的。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便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妈妈借了6 000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生要爸爸赶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没有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在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靠她一个人，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时一瘸一拐的……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呀……”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
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60元到80元，比起其他同学的200元到240元，实在少得可怜。可只有我才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钱。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儿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儿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带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6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给我做计算纸用）和一大瓶黄豆辣酱，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5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酱和咸菜吃；我也是唯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唯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母亲来的时候，我向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顾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能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儿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个学习障碍。
1996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只攻数学，一定能赢。
1997年1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竞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缴完报名费，我把必备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储藏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连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就是穿着它们去见美国总统也不怕。”
7月27日，奥赛正式开始。我们从早上8点30分到下午2点，整整做了5个半小时的试题。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一个，两个，第三个是我。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嘁道：“妈妈，您的儿子成功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灿烂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那天晚上10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开门的是爸爸，可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妈妈。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畅快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礼堂里座无虚席，妈妈和市教育局的官员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
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妈妈。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是，她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拖到40里外的县城去卖。到县城时，已快中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但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1角钱1斤成交。210斤白菜应该换来21元，买主只给了20元。
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18.25元，买完书只剩下1.75元。妈妈只给了我0.75元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1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虽然吃了两个烧饼，等我们娘俩快走完40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80里路的车。我后悔得想打自己耳刮子。
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你考哩。”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疲了……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
心路花语
生于清贫，长于清贫，清贫讲述了爱的真谛，道出了做人的真谛。
感恩清贫，感恩母亲。正是不甘清贫的母亲给了儿子最好的大学和享用一生的财富，为儿子撑起一片天，诠释了这段传奇母爱。
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了。……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蒂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捕了”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绝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
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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