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开学啦，今天同学们都回来了吧。春节、元宵节、情人节都过得好吧？跟父母家人都团团圆圆了吧，打工的哥哥回家过年了吧，乡里的白条都给咱还了吧，国外的姐姐电话拜年了吧，老舅三叔都给了压岁钱了吧？毕业论文也构思完了吧？那从明天开始，咱们就上弦了吧。
这两天准备课程，并且有几个文化聚会，例如今天去北京电视台谈博客现象，听说点击率猛增，我也没来得及细看。明天要起个大早去为学生选课，所以今晚就不多写了，也不答复留言了。转贴一篇有意思的文字，供语文爱好者学习。希望大家努力提高语文水平，看明白了全文再踊跃发言。做人第一要尊重别人的时间，第二要尊重别人的全文，不要以为民主就是红卫兵批斗老师也。诸如”电话就是用来打的“、”老师就是给学生打工的“一类至理名言，我并不看成是人格问题，只是看成语文问题。语文水平提高了，看明白了人家的话，许多误解就都避免了，那时再加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一个馒头的血案就不会再发生啦！
祝大家新学期快乐！
自由是一种气场
谢志浩发表于2006-2-615：40：00
2004年7月初，笔者从北京大学访学归来，一种淡淡的哀愁袭上心头，茶饭不香。
我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另外一种气场，在这种气场中，自由的呼吸，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北京大学从1989年以后，在原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后来的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治理整顿之下，在中共中央实行的从1989级北大学生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的政策之下，在有关部门连续三年的打击之下，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型。
曾几何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英姿勃发，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是，当我2003年9月3号来到未名湖畔，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不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
那种英姿勃发的北大气场，已经在新时代的学生脸上追寻不到了，满脸的冷漠、木然。
有两个小故事，非常有趣，都是我所亲身经历者。
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是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各种讲座、演讲，真是多如牛毛。这些讲座一般都在晚上举行。其中有一个名叫什么小平者，好像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此公对美国的民主自由，非常之向往，在讲座中，有时做赞美诗、有诗朗诵什么的，反正挺动感情的。在自由提问阶段，许多学生对这位先生极尽赞美之能事。这些，原本都是正常的。其中，有位同学站起来说：“好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养了许多枪手，你不会就是这样一种枪手吧？”讲座的先生，回答得也非常得体。但是，惹恼了一些北大学生，他们觉得这位同学怎么会这样提问题呢？
我瞅准机会，站起来，也向这位先生请教。因为，在整个讲座过程中，这位先生不承认中国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我当场就说：“我觉得，社会学的郑也夫先生、法学的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其实都是挺不错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一下子受不了了，不许你攻击给我们讲座的先生。我心里想，这都是什么毛病？
我听的讲座，说起来，真不少。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总想向这些出活的先生请教。有时候，还真能闻一两个出活的问题。北大的学生还有点意思，哪怕你问问题，问得尖锐，讲座结束之后，会向你问好。我觉得北大还是有点自由的风气。但是接下来，好玩的一幕便上演了。
一位同学，上来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先生，您的问题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敢问先生贵姓？”“免贵谢志浩”“你是博士？”“非也”“您是硕士？”“非也”，紧握着的手松开了，面容尴尬，消失在滚滚红尘中。
这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非常的可爱之处。
另外一次，是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参加陈平原先生主持的“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沈冬教授，报告“音乐双城记：台湾与上海”，讲述台湾被日本占领期间的音乐传播的故事。在报告中，沈冬教授常用台湾和中国来表示。引起坐在台下的一位北大女生的不满。在自由提问阶段，这位北大女生站起来：请问沈教授，您为什么不用台湾和大陆来表示？沈教授解释：那个时候，“大陆这个词是有特指的，他指的不是现在的大陆，而是当时的日本。”这位女生似有所悟。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真是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但是，由于信息员制度的实施，许多坚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老师，不得不离开未名湖，比如袁红兵先生、王天成先生。袁先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来到贵州大学，而迎接王天成先生的，是几年的牢狱之灾。周叶中的弟子抄袭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王天成先生。剩下的能够在北京大学讲课的先生，比方说孔庆东先生，在讲选修课的时候，直截了当指出：有些同学很不容易，我也知道，你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上面，上面会给你好处，比如说入党啊，提干啊，分配啊。你也是迫不得已啊。
但是，北京大学毕竟是北京大学，还是残存了一点自由的气场，就是这位孔庆东先生，因为讲得太好了，别看长得非常有趣，但是成为北大女生崇拜的老师，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北京大学以外的社区，自由的气场，可以说非常稀薄，我所在的石家庄市，像我这样一种人，真是货真价实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还可以得到一点照顾，而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得到的“关照”，是非常丰厚的。
在中国，还有一种任务，每一所大学成为一个自由的社区。
但是，在石家庄，首先是增加一点自由的气场。
（2006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
脍炙英雄口号万岁醉眼看金庸47楼万岁47楼207东博书院笑书神侠独立韩秋匹马西风这两天准备课程，并且有几个文化聚会，例如今天去北京电视台谈博客现象，听说点击率猛增，我也没来得及细看。明天要起个大早去为学生选课，所以今晚就不多写了，也不答复留言了。转贴一篇有意思的文字，供语文爱好者学习。希望大家努力提高语文水平，看明白了全文再踊跃发言。做人第一要尊重别人的时间，第二要尊重别人的全文，不要以为民主就是红卫兵批斗老师也。诸如”电话就是用来打的“、”老师就是给学生打工的“一类至理名言，我并不看成是人格问题，只是看成语文问题。语文水平提高了，看明白了人家的话，许多误解就都避免了，那时再加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一个馒头的血案就不会再发生啦！
祝大家新学期快乐！
自由是一种气场
谢志浩发表于2006-2-615：40：00
2004年7月初，笔者从北京大学访学归来，一种淡淡的哀愁袭上心头，茶饭不香。
我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另外一种气场，在这种气场中，自由的呼吸，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北京大学从1989年以后，在原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后来的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治理整顿之下，在中共中央实行的从1989级北大学生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的政策之下，在有关部门连续三年的打击之下，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型。
曾几何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英姿勃发，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是，当我2003年9月3号来到未名湖畔，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不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
那种英姿勃发的北大气场，已经在新时代的学生脸上追寻不到了，满脸的冷漠、木然。
有两个小故事，非常有趣，都是我所亲身经历者。
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是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各种讲座、演讲，真是多如牛毛。这些讲座一般都在晚上举行。其中有一个名叫什么小平者，好像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此公对美国的民主自由，非常之向往，在讲座中，有时做赞美诗、有诗朗诵什么的，反正挺动感情的。在自由提问阶段，许多学生对这位先生极尽赞美之能事。这些，原本都是正常的。其中，有位同学站起来说：“好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养了许多枪手，你不会就是这样一种枪手吧？”讲座的先生，回答得也非常得体。但是，惹恼了一些北大学生，他们觉得这位同学怎么会这样提问题呢？
我瞅准机会，站起来，也向这位先生请教。因为，在整个讲座过程中，这位先生不承认中国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我当场就说：“我觉得，社会学的郑也夫先生、法学的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其实都是挺不错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一下子受不了了，不许你攻击给我们讲座的先生。我心里想，这都是什么毛病？
我听的讲座，说起来，真不少。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总想向这些出活的先生请教。有时候，还真能闻一两个出活的问题。北大的学生还有点意思，哪怕你问问题，问得尖锐，讲座结束之后，会向你问好。我觉得北大还是有点自由的风气。但是接下来，好玩的一幕便上演了。
一位同学，上来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先生，您的问题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敢问先生贵姓？”“免贵谢志浩”“你是博士？”“非也”“您是硕士？”“非也”，紧握着的手松开了，面容尴尬，消失在滚滚红尘中。
这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非常的可爱之处。
另外一次，是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参加陈平原先生主持的“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沈冬教授，报告“音乐双城记：台湾与上海”，讲述台湾被日本占领期间的音乐传播的故事。在报告中，沈冬教授常用台湾和中国来表示。引起坐在台下的一位北大女生的不满。在自由提问阶段，这位北大女生站起来：请问沈教授，您为什么不用台湾和大陆来表示？沈教授解释：那个时候，“大陆这个词是有特指的，他指的不是现在的大陆，而是当时的日本。”这位女生似有所悟。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真是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但是，由于信息员制度的实施，许多坚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老师，不得不离开未名湖，比如袁红兵先生、王天成先生。袁先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来到贵州大学，而迎接王天成先生的，是几年的牢狱之灾。周叶中的弟子抄袭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王天成先生。剩下的能够在北京大学讲课的先生，比方说孔庆东先生，在讲选修课的时候，直截了当指出：有些同学很不容易，我也知道，你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上面，上面会给你好处，比如说入党啊，提干啊，分配啊。你也是迫不得已啊。
但是，北京大学毕竟是北京大学，还是残存了一点自由的气场，就是这位孔庆东先生，因为讲得太好了，别看长得非常有趣，但是成为北大女生崇拜的老师，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北京大学以外的社区，自由的气场，可以说非常稀薄，我所在的石家庄市，像我这样一种人，真是货真价实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还可以得到一点照顾，而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得到的“关照”，是非常丰厚的。
在中国，还有一种任务，每一所大学成为一个自由的社区。
但是，在石家庄，首先是增加一点自由的气场。
（2006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