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老樊同志来看我。他是初进城时，天津日报的经理。工人出身，为人热情爽朗，对知识分子，能一见如故。我们并非来自一个山头，我从冀中来，他从冀东来，不久他就到湖南去了，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每次他来天津，总是来看望我。记得地震那年，他来了，仓促间，我请他吃了一碗小米粥，算是请了他的客。今天提到这件老事，还同声大笑起来。
我送给他一本新出的书，他很高兴。这也是我的一点世故；工人出身的同志，最看重知识分子送给他书。
我说：“我们一块进城的同志，有的死了，有的病了。当然，就目前说，活着的还是比死去的数目大。不过，好像轮到我们这一拨了，我一见那印着黑体字的大白信皮，就害怕。
所以送你一本书。留个纪念。”
他说：“这比什么纪念都好。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每次来，一定看望你。”
我说：“进城时，我们同在这个院里住，你是管分配房屋的。那时同住的人，现在就剩我一个了。别的人，都搬走了，有的是老人搬走，把房子留给孩子们。现在户主，都是第二代，院里跑的，都是第三代。院子外观有很大的变化，内观也有很大的变化。唯独我这里，还是抱残守缺，不改旧观。不过人老了，屋子也老了。”
老樊笑着说：“不错，不错。听说你身体比过去好了，文章比过去写得也多了。”
我说：
“我知道你是个乐天派，从来不发愁。我管保你能长寿，这从你的眼里就能看出来。”
送走老樊，我环顾了一下这座老屋，却没有什么新的感想，近几年，关于这个大院，我已经不只一次在文章里描写过了。
198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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