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其中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则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时候不早了，就此结束了。
鲁迅
三月十八日
五
鲁迅先生吾师左右：
今日——二十——接读先生十九来的那信，关于“兄”字的解释，敬闻命矣。“‘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与“较为生疏，较需客气”者有别，二年受教，确不算“生疏”，师生之间，更无须乎“客气”而仍取其“略胜一筹”者，此先生之虚以待人欤？此社会之一种形式之必有存在价值欤？敬博一笑。这种“兄”字的称法，若属别人给我的，或者真个“大惊”，惟其是“鲁迅先生”给我的，我实不觉得有什么“可惊”，更不要什么“力争”，所以我说“此鲁迅先生之所以为‘鲁迅先生’吾师也欤”的话。姑无论前信那套话是废话与否，然而这回给我的复信于“闻……闻……”之外，又闻先生的“自己制定的，沿用下来的例子”，我是多么荣幸呀！而且称谓的“讲义”无论如何编法，总是主笔人一种“无限制权”，不必他人费辞的，现在我再说别的吧。
如果现世界的教育“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那么，在非如“桮棬”如“水”之“性”的状况之下的我，天生就一种崛〔倔〕强，落落难与人合的我，“将来”二字走到面前变成“现在”时，那其间——我便是一个时代环境的落伍者，虽然“将来”是极无把握、不可信任的，但是老是这样“品性难移”，经验先生告诉我们，事实一定如此的，末了还是离不了“奋激”和“仇视”以至“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所以我绝不“怀念‘过去’”，也不“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个题目，自己的处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车坐车，有飞机也不妨坐飞机，如果走到山东，我也坐坐独轮车，在西湖我也坐坐瓜皮艇和肩舆，如果什么车轿……都没在眼前，我也不妨骑起我的风火轮，在云头中腾驾起来，但我绝不在乡村中希望坐电车，也更不愿在地球里希望到火星上。简单一句，我的处方，就以现在治现在；以现在的我，治我的现在。一步步的现在过去，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但是这个“我”还是含有原来的“我”的成分，有似细胞在体中渐渐变换代谢一样。这也许太不打算，过于颓废吧！染有青年人一般的普通病吧！其实我上面所说“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仍脱不了“交白卷”的公例，这有什么法子呢。随它去吧！
现在实讲不到“黄金世界”时代，而孙文一死，教次立刻下台，《民国日报》立即关门——或者以为与孙死无关——以后的把戏也许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呢。姑无论“叛徒”所“叛”的对不对，但是这种对待“叛徒”的办法，实在不高明，而大家深以为是“黄金世界”所应有的事。像这样“黑色的染缸”，如何能容得下去，令它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我想待遇这个黑缸，索性拿个大砖头打破它，或者拿铁钉钢片密封它，但是相当的砖头和钢片铁钉之属，这时还未预备出来，可奈何？！
虽则先生处处给与青年一种前进，悲观中未曾无乐观之诱导，如“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就是进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先生真是对于青年苦口婆心极了！在先生何常〔尝〕不晓得“黑暗与虚无”所“实有”者，乃是“黑暗与虚无”。非“非‘黑暗与虚无’”，而先生仍必给与青年以一种“不悲观”不绝望，且先生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仍自往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自后当避免些“无须必践”的“荆棘”，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
我所看见的子路是勇而无谋，不能待三鼓而进的一方面，如果叫他生于欧洲，住在“壕堑”里等待敌人，他必定不奈〔耐〕久候挺身而出的。关公止是关公，孔明止是孔明，曹操止是曹操，三人个性不同，行径亦异。我表同情于子路之“率尔而对”而不表赞同于避名求实的伪君子“方……如五六十……以待君子”之冉求。虽则圣门中许之，但子路虽在圣门而仍不能改其素性，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至于他“结缨而死”自然与“肉不正不食”一样的“迂”得有趣，但这似乎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只要晓得，当然不会上当的。
在纸面上得先生的教训比读书听书好得多了，可惜我自己太浅薄，找不出许多要说的话充分的吐露出来，贡献于先生之前求教。但是我相信如果有话要请益时，先生一定不客气的，可是时时在先生最有用最经济的时间中，夹入我一个小鬼在中捣乱，先生写两个“山”字那小鬼也不去，烧符也没用，先生还是没奈何的破费点光阴吧！小子惭愧则个。
鲁迅先生的学生许广平上
三月二十日
六
广平兄：
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但是今天才能写回信。
“一步步的现在过去”，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但“现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来的我”，而这“我”又有不满于时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不过能够随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则比起幻想太多的人们来，可以稍为安稳，能够敷衍下去而已。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就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说，“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来信之所谓“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
来信所说“时代环境的落伍者”的定义，是不对的。时代环境全都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进步，这才谓之“落伍者”。倘是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望它更好，待较好时，又望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低〔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这回教次的下台，我以为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否则，不至于此的。至于妨碍《民国日报》，乃是北京官场的老手段，实在可笑。停止一种报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就好玩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就是准备。
我如果有所知道，当然不至于客气的，但这种满纸“将来”和“准备”的“教训”，其实不过是空言，恐怕于“小鬼”无甚好处。至于时间，那倒不要紧的，因为我即不写信，也并不做着什么了不得的事。
鲁迅
三月廿三日
七
鲁迅师：
昨日——二十五——上午接到先生的一封信，下午帮哲教系游艺会一点忙，直至今日的现在才拿起笔来谈述所想说的一些话。
听说昨夕未演《爱情与世仇》之前，先生在九点多就去了——想又是被人唆的罢？先去也好，其实演的〔得〕实不高明，排演的人，常不一律出席，有的练习一二次，有的或多些，但是批评的人——《晨报》所指的“大可悲”——对剧本简直没有事前的研究——临时也未十分了解——同学也不见得有多大研究，对于剧情，当时的风俗习尚、衣饰……一概门外汉，更加演员多是各班约请充数，共同练习的时间更多牵扯，所以失败之处，实是预料所及，简单一句，就是一群小孩子在空地耍耍玩意，骗两个钱——人不多，恐怕骗钱的目的有点靠不住——真是不怕当场出采〔彩〕，好笑极了，可怜极了！
近来满肚子的不平——多半是因着校事。年假中，及以前，我以为对校长事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态度。开学后，目见拥杨的和杨的本身的行径，实在不由得不叫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彩在内，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因此除于前期《妇女周刊》上以持平名义投《北京女界一部分的问题》一文外，复于十五期《现代评论》有一个女读者的一篇《女师大的风潮》，她也许是本校的一位牧羊者，但是她既承认是“局外人”，我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放肆的反驳她一番，用正言的名义——我向来投稿恒不喜重复用一名字。我自知文甚卑浅，裁夺之权，一任编章者，我绝不以什么女士……等妄冀主笔者垂青，所以我的稿子常常也白费心血，附〔付〕之虚掷，但是总改不了我不好用重复名字的毛病——自己下笔以后也觉着该稿或不合于“壕堑战”，然勃勃之气，不能自已，拟先呈先生批阅，复以久稽恐成明日黄花，因此急急附〔付〕邮，觉骨梗〔鲠〕略吐，稍为舒快，其实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脾〔裨〕补？学生历世不久，但南北人士，同学相遇，亦不乏人，求其头脑清醒者有几？明白大势者有几？数人聚首，不是谈衣饰，便谈宴会，谈出入剧场，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差，学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踢也踢不动，每一问题发生，聚众讨论时，或托故远去，或看人多举手，亦从而举手之赞成反对，意见毫无也，或功则攘诸身，过则诿诸人，真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心死莫大之哀。今日青年，尚复何望？！！暗沉沉天日无光，惨淡淡神州陆沉。同志同志！天壤何处寻？学生肄业小学，时适光复，家中长兄，因负笈南京，在校鼓吹种族思想最力之人，故对于光复民国时对幼小的我辈，恒演解大义，甚悔年幼未能尽力国事，失一良机，勉解识字，大意尚未十分了了时，即在家浸润于最新思想之《平民报》——革命后民党人组织——中。当民元时，复有一种妇女刊物，亦灌输女权，解放精神身体诸束缚之言论——俱在粤出版——妇女刊物须亲往购取，故每星期我辄与小妹同走十余里至城外购归阅览，以不得为憾。粤地思想较先，故近时所倡之妇女解放，在民元时该处已畅发无余，因之个人亦大受影响，加之先人性俱豪直，故学生亦不免粗犷，又好读飞檐走壁，朱家郭解，助弱锄强，草上霜……之流，更幻想得作剑仙其人者，以杀尽天下不平事。当洪宪复辟，以为时机不可失，正效命于国之时，乃窃发书于女革命者庄君，卒以不密为家人所阻，年幼磋砣〔蹉跎〕，直至如今衰颓过甚矣！且近来年较长，社会内幕较有所知，见同侪中实不易得与共事可畅论一切者，相接以虚伪，相处以机械，非不足谋，即不可谋，不能谋，茫茫天壤，荆棘满涂〔途〕，狐貉一丘，何时扫净？吾师来书既云“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先生吾师，这是真的吗？我喜极欲狂矣！不知他——准备破坏者——如何结合法，是否即吾师所称的“做土匪去”呢？我不自量度，才浅力薄，不足与言大事，但愿作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忠于一种我以为对的主义之下，不管这团体是直接间接，成立与未？总之建设与努力，学生是十分仰望于先生，尤其愿得作一个“马前卒”，以冲锋陷阵，小镂锣〔喽啰〕虽然没大用，也不防〔妨〕令他摇几下旗子。先生能鉴谅他么？不胜急切之至！
承先生“不客气”的一封封给我回信，于“小鬼”实在是好比处在盂兰节，食饱袋足，笑的〔得〕皮开眼合，得未曾有了！谨谢“循循善诱”。
学生许广平
三月廿六晚
八
广平兄：
现在才有写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写回信。那一回演剧时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实与剧的好坏无关，我在群集里面，向来坐不久的。那天观众似乎不少，筹款目的，该可以达到一点了罢。好在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批评家，鉴赏家，给看那样的戏剧，已经尽够了，严格的说起来，则那天的看客，什么也不懂而胡闹的很多，都应该用大批的蚊烟，将它们熏出的。
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但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要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就是其一，倘细细剖析，真要为中国前途万分悲哀。虽至小事，亦复如是，即如《现代评论》的“一个女读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语，总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许不确。世上的鬼蜮是多极了。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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