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人，是伟大的庄子为汉语贡献的一个名词。他认为这样的人，“畸于人而侔于天”；也就是说他们在人世间孤独无匹，却与天道完美契合。
我每每看见这个词，就想起故乡的莫逆之交老刘。在这个世界，我有幸结交过万千奇人，但是真正能当得起这个“畸人”称名的，似乎非他莫属。
最近的一次还乡，我们又坐到了一起。朋友们问我--为什么还不写老刘？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老刘自己便解释--他说要等我死了才写的，可是我偏生是个老不死的，看来诸位还得等了。
大家笑罢，我忽然内心涌出一丝歉疚和凄凉。难道我真的要到他坟前去焚稿，才能倾尽我们30年的交谊吗？我何不趁他健在，就给他朗读我积年的知遇和敬重呢？
是的，是朗读而不是给他看，他早已看不见我的文字了。他圆睁的双眼在这个世界始终像怒目金刚，可是却早已被黑暗遮蔽。他每天在孤老院里，拿着我的书去祈求那些识字的护理员读给他听，听着听着，那枯井般的眼眶就泉涌两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睁眼瞎，每天却拒绝策杖；他独自像明眼人一样横行于闹市通衢，而且总要高唱着自己所谱的歌曲，旁若无人地行走在他的江湖生涯中。
1977年我还在利川高中读书时，便认识了老刘。但是那时他不认识我，那时他在广场的戏台上被反绑着示众，然后我们这些集合去参会的学生，惊骇地看着他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8年，然后被恐怖呼啸的刑车带到了省城监狱。
1981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小城，浮躁孟浪地成为一个薄有姓名的诗人。一日，我和文化局长刘湘松在书店闲转，正在翻看新到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忽然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人急匆匆闯来，近乎无礼地直接从我们手中夺过该书开始翻阅。他一边看目录，一边嘀咕--牡丹亭怎么也收进了悲剧？
刘湘松是儒雅富学的人，便搭腔道--这个在学界也有争议，可算悲喜剧吧。他一听我们的议论接近内行，立马回眸打量问道--两位高姓大名啊？我们眼见此人古怪，寒暄着自报家门；他突然双手各自紧拽我俩，高声笑道--神交已久，缘悭一面。未曾想今日邂逅，请两位务必到寒舍小坐。
我们赶紧模拟他的古旧声腔，回问阁下怎么称呼；他爽朗答曰在下刘镇西便是。我们都记起了这个小城著名的政治犯，想到初识不便登门，便委婉客气曰改日拜访云云。哪知他完全不由分说，直接强拉着我们跟他进入一个歪斜的木楼。
上得楼来，他家却柴门深锁，我们又急忙托故说下次下次。他哪里肯听，直接将我们按进邻居的椅子，说他去去便来。只听他在院子里喊了几声老妻，便去敲隔壁一家的门借斧头。我们像遇见强人打劫一般，急忙出去拉住他说，千万别如此，我们改日一定再来。他已然利器在手，口中念念有词曰--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刀落，门锁已被他砍成两截。就这样，我们在他不足十平方米的暗室，杯茶订交，成了今生头颅相许的朋友。
老刘似乎是一个始终活在古代的人。他无论言谈举止，处处都透着古风。上面那些对话，外人以为我乃虚构明清小说的口吻，殊不知利川的百姓，但凡接近过老刘的人，皆知我所言非虚。
那时的他约略40多岁，皮肤黝黑，额上皱纹深刻如横写的川字。浓密的眉毛几乎要连接在一起，下面是一副宽边的高度近视眼镜。他自嘲说根据古代相术，他就是天生的苦相。我看他的形貌，不需要懂麻衣柳庄，那也是绝对可以看得出的悲苦。
那时他刚刚平反提前出狱，原本没有工作，故而也不存在补偿工资一说，三年多的深牢大狱那算是白坐了。问起案由，则才知道其中的荒诞。原来他早在1958年，就因同情“右派”乱说反动言论，曾经被劳教过三年。“两劳”人员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中的坏分子一角，属于要永远监督惩罚的对象。
但凡国家有大事，基层政权都要集中这些“五类分子”学习训话，观察反应。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自然是审看这些所谓反动派的最好时机。他被叫到了城关镇政府，问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老刘一生耿介磊落，反问主官是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骜不驯，自然窃喜说要听真话。他说--那你等我回去把后事安排一下，马上就来回答。
老刘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时坐牢是要自带被子的），妻问他干吗，他说明缘由--要去镇上讲真话，肯定就会坐牢。他把妻女托付给一家朋友看顾，妻是文盲，抱着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么国家的闲事。他是那种绝不屈服和畏惧的人，还是悲风扑面地走向了衙门。
他对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说--“四人帮”固然是“极左”，但华国锋也是“极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的作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断定……
此番高论在当时自然石破天惊，很快便获刑8年。求仁得仁，于他而言不过是换一个碗吃饭。但是历史却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言，于是他得以提前解脱桎梏。此后，他重操旧业，靠在搪瓷碗盆上烧字养活妻女。
烧字这一手艺，在今天已然绝迹。那时各个单位学校食堂，多是使用统一的搪瓷碗盆，为了防止被人偷窃，往往便要烧上某某食堂几个字做记号。学校毕业生或军队转业者，也都喜欢发一个某某纪念的碗盆。于是，操此手艺者就能勉强求食。
烧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种红色的瓷粉矿物质，在器皿上书法，然后再用高压煤油喷灯，像氧焊一样把那些字融进器皿，冷却之后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个单位烧过了，基本永远不会再有需要。也因此这一手艺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认识老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简单的木头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几个省的无数县镇。
他和那些江湖手艺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放着《楚辞》。那些异乡的青灯雨夜，屈子的骚赋一直伴随着他的自我放逐。没有人相信这个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辞》的横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辞古韵和名物的民间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这样越走越远的，赚来一点钱，路上便邮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车票。每半年左右回来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归来，首先便要到我处小坐，谈谈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见闻的国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几岁，萧条异代，我们却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时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盖。他在许多个夜晚踏雪而来，在我的斗室围炉长话；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江湖老男人，读完我的《致毛泽东》而掩面恸哭。他的青春在毛时代毁灭殆尽，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我则是他唯一信托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围棋迷，在我们那边远小城，那时熟稔这种玩意儿的不多几人。因此全县的棋赛，他也往往可以入围前三。有次我去，看见他正和一位老师手谈。他的妻子一会儿过来对他耳语--中午没米下锅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挥手不语。妻子眼看断炊，又来高声催促，希望对手封盘，下午再战。对手尴尬起身，却被老刘一把按住，只好接着迎战。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盘；老刘恼羞成怒，几乎要动手，终也还是被我劝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刘来我这羞涩地借钱，他说只要五块钱，够他上路的车票即可。我要多给，他却坚持不要。我只好将吃不完的粮票塞给了他，看他摸索着远行他乡。
老刘的妻子叫桂枝，我们没大没小地也就直叫老嫂子。嫂子也是那种苦相的人，没有工作，独自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女儿，每天依门守候着老刘的挂号信--那是他们母女赖以存活的唯一指望。
偶尔我会看见嫂子在街边嗑瓜子，年轻的我好恶分明，想到老刘终年流浪的辛苦和谋生的艰难，便有些郁郁不乐，觉得她不该这样好吃零食。
一次老刘归来，沉重地找我诉说--想要离婚。说这个女人太不理解他了，唯一的一点读书下棋爱好都要被剥夺。那时的我真是不谙世事，立马就表示支持，而且说这个女人太拖累他，希望他早日解脱。
老刘似乎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动力，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出门而去。几天之后，他又颓丧地来了，我以为他已经办完手续。哪知他沉痛地对我说--我不离了。我询之，他这才告诉我，关于他的婚姻与爱情--
老刘十几岁就被劳教，出来之后戴着“坏分子”的帽子，自然没有人敢嫁他。那时的他靠当泥瓦工在建筑队糊口，整个青春期完全与女人无缘。到了1975年左右，终于有媒人说合，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媒人只说是乡下农妇，守寡带着一个女孩，且女孩还是婆家在喂养。老刘正当年，却又寒促逼人，如何可以挑剔对方的条件，两人很快就结合了。
婚后未几，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结扎，再也不能生育。女儿是送给别家的，病了需要救治。老刘虽然有些憋屈，但立刻就答应把女儿接回来喂养。就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被老刘抚育到那时。
老刘泪眼蒙眬地对我说--我不能离，离了后这个孩子就失去了生活，肯定不是死就是被卖出去。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孩子，可是我把她养大，就是养个猫狗，那也养出了感情。再说这孩子心地善良，对我如亲父，我岂能看着她被遗弃啊。
当我知道这一深层原因之后，顿觉脸红；在老刘的善良高尚面前，我愧觉了自己的少不更事。他们夫妻此后再也没有什么纷争了，但是哀伤的故事却远远不只这一些。
我在这个国家，见过无数悲苦的女人。但是像老刘妻子这样的悲剧人物，我还真没见过超乎其上的苦命。有时不免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因缘啊，天地之间竟然把这样两个极端苦难的男女组合在一起。
老刘新婚未久，某天回家，突然看见高矮一顺溜多出了另外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样子，惊恐地看着他。妻子正在打骂那些孩子，看见他出现也一时手足无措，紧张地不知如何说起，只知道泪流满面。他把妻子拉到一边细问，这才捅开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桂枝在嫁给他以前，已经有过三次婚史和四个儿女。前面的三个男人，一个病逝，一个坐牢离婚，一个车祸身亡。她一个无助的女人，怎么也无法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况乎还在那样一个农村极端贫苦的年代。因此，寻求再嫁一个城里人，找一份供应粮，是她唯一求生的可能。于是，她把那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各自托付给他们不同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在媒婆的隐瞒下，找到了老刘这样一个忠厚人。
那个年代到处打零工的老刘，无论怎样善良，实际上都无法养活老婆和四个孩子。桂枝也深知这一点，不愿太拖累他，只敢带回最小的女儿，而继续隐瞒着前面的婚事和孩子。哪知道十多岁的大儿子，听说母亲嫁到了城里，知道弟妹们在各家都挨饿，便相约一起进城寻母，只为要吃一顿饱饭。
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自个儿打听，竟然饥肠辘辘地找到了母亲。贫穷的母亲看着瘦骨嶙峋的孩子们，垂泪不已，但是她实在没有能力和勇气抚养他们，也不敢让老刘知道她还有如此沉重的负担和卑微的历史，只好赶紧让他们吃一顿饱饭之后，催促他们回去。孩子们也渴望母爱，恋恋不舍磨蹭着想留下，想和小妹妹一样有人疼爱。母亲万般无奈流泪打骂他们，要他们赶紧趁天黑之前回家。这时，老刘疲惫地回来了。
突然知道这些情况，我想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毕竟一个女人似乎隐瞒了太多的往事，且无端添出了这么多的责任。老刘听罢妻子哭诉，二话不说，带着这群孩子就进了一个餐馆，他将当天收入的钱全部拿出，为孩子们点了一大盆红烧肉，看着他们饱餐。然后对他们说，他实在养不活全家，甚至唯一的一间房也住不下大家。孩子们还是得回到各自的爷爷奶奶家去，但是每月可以进城来打一顿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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