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邻坟庵时期的我，也许是最自在而发愤的一段岁月。其时，以大学校友为基本班底的一拨朋人，相议设立了一个诗社，取为“剥枣”。因建于八月，用《诗经》“八月剥枣”之典。社中同人皆性情中人，极重义气又都不乏文气，大学相继毕业后分散在各个乡村中学执教，显得穷愁潦倒，偏又愤世嫉俗。只有我在城里有这么一套单身公寓，大伙儿周末纷纷从各个乡村赶来雅集。多半是饮酒狂歌，微醉时便讨论读书方面的各种见识。这样一来，邻坟庵反而真的成了鬼市，仿佛时常聚会着一帮牛鬼蛇神在那儿高谈阔论，不免让周边社会为之侧目。剥枣社一直坚持了数年之久，当年的一批同仁现在人各天涯，沉浮不一，但提起邻坟庵，大伙仍不免怀念，那标志着我们共同的快乐时代。尤其对我而言，那种稳定的读书生活、发狂的写作，都是不复再有的了。
在那以后，为了所谓前途，我走出了那个深山小城，结束了我那颇近中古风格的书斋生活。现在想来，竟有些不明所以的哀伤。事实上，那种市隐式的名士生活，率性恣意，平淡从容，高朋往返之间所曾拥有的愉悦和轻松，都是我最适应和向往的生存方式。然而，现在没有了，一切都似乎封存在一座坟墓里了。
三、也是家
时隔数年，一番乱离之后，客寓海南的记忆业已支离破碎，也许是人往往习惯于淡化那些伤心的故事，就像此际的我，南望天涯，空见暮霭沉沉，曾经块垒于胸的那些凹凸往事，只剩得一天星斗还依然如昨了。
没有什么可以不被光阴抹平。在思路的废墟上，对那一年海客的回顾，似乎仅存一间斗室还贮藏着零星眷恋。
1988年夏天，我作为海南建省后第一批引进的所谓人才，分到了该省会的公安局。这一安置的幽默效果，令我所有的故友都不免抚掌一笑。而我，别无选择，因为仅此一处可望得到一间单身宿舍。这在当时，算是最奢侈的愿望了。
而实际上，那只是一户人家的附属房，包含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餐厅一个阳台，就是没有一间正房。多么荣耀啊，在那四季如夏的南方岛城，拥有这样一间可以随时冲浴的卫生间，以及那时刻召唤海风的阳台，我足以在那些流离失所的求职大军面前矜然自得了。然而，令人发愁的是这套接近完美的居室竟没有一个区域可以置放一张单人床，哪怕是折叠式的。最后，只能在那不足四平方米的餐室铺上一层地板胶隔潮，然后席地而卧。
就这样，面对高的天阔的海，我又有了这么个栖身的巢。
房虽褊狭，却得天独厚；出门数十步便是南渡江的入海口。每到黄昏，往江边漫步而去，便可望见沧海落日的悲壮画面。而渔归的樯帆如林，泊满了江湾，仿佛打开了无数巨大的折扇。隔江即海甸岛，林木葱郁中掩映着一些旧式房屋，俨然还是渔村模样，并无特区洋场之状。海面上刮来徐徐轻风，吹面欲潮；而沿岸的椰树依旧静如处子，只那凤凰花热烈地摇曳着满枝烂红。
夜凉时分，独自回到小室，冷水浴罢，即可裸裎打坐于地，或依一隅，乱翻几叶闲书。想到魏晋名士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也不过如此，便不禁哑然失笑。
南迁本为下海赶潮，原不曾想到在那天涯海角做一安分守己的读书人，故而未尝携书前往。到了其处，却发现凡能形成生意的事皆有捷足先登者，身着警服，反觉备加寒碜。百无聊赖，仍只是躲进小楼，寒泉配食，自命书生了。遂一任旧习，关饷即往书肆，渐渐地又依墙砌起书城来。
之后，内地的友人去得多了，小小斗室竟成了江湖游子的兴隆客栈。相识或不相识的多有慕名或转介而来借一枝栖者，念及同是天涯沦落之客，皆一并接纳，隐然有当年及时雨宋家庄之风。惜乎阮囊羞涩，无法做到樽中酒不空，然而水泡即食面，却不致有断顿之虞。大家乐得有此危巢，免了流寓街头，便戏称为“也是家”。想到人生逆旅，得心安处即是家之理，便借了这句戏言移做斋名。
“也是家”中四壁萧然，别无长物，却偏多蟑螂壁虎。由于只能席地而卧，往往这些尤物便惊扰了许多客梦。不得已，大开杀戒，几至尸横遍野，渐渐算是肃清了“君侧”，可以高枕无忧地读书了。
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大兴开发的喧嚣岛城中，人们无往不为商，开口即谈钱，是怎样容忍了我在那些台风海雨的呼啸之夜，去静心地读《夜航船》之类闲书的。当现在再重新翻阅其时在当地报纸上所开的“海客野语”专栏上那些闲文，自觉曾是怎样的不合时宜呀。然而在当时，确确乎是在那邻海小楼上，几卷书一壶酒，压住了心头多少浮躁，也淡化了多少浪迹天涯的朋友的客愁。
那个著名的龙年的清明节，我曾只身独往岛中儋县的一个僻乡中，去凭吊东坡书院的遗迹。想到千年前那个流放的诗人，亦曾艰难地在此穷荒之地筑起一座书巢，交游野老，取火传薪，其乐也并不减于那些游宦神京的日子，便有了异代知己之感。书生命蹇，蓬转萍飘，原是自古而然的。但我知道，在那仆仆风尘中，在那一担行囊里，只要（也肯定）还携着几卷诗书，那么，无论怎样遥远而寂寞的驿程，也终不至于太过难堪了。然而，换个角度而论，一代一代行脚万里的文化人，最终却走不出他的书斋，也实不知是幸抑或不幸？
未几便是辞职，我又不得不悄悄揖别“也是家”了。在那个夏日黄昏，我站在渐行渐远的海轮甲板上，回望南渡江口椰影丛中仍闪烁着灯光的小窗时，不禁怆然泣下。“也是家”终于也毁于一场时代的风暴了，而哪里又是我的家园呢？在那夜色浸黑的海面上，我隐约感到正立足于一片动荡龟裂且在塌陷的土地上，新的流放仿佛已经开始。
四、握火亭
80年代末年的记忆充满了乱离，其兵荒马乱的印象似乎接近龙应台笔下的1949年。我单人一骑关河千里地赶回鄂省。那时多没有电话，投亲靠友也无须预约。一些老友至今记得我当时的常态是--上衣袋里插一把牙刷，两手空空，兀然就来了；次日留下几件脏衣服，穿着主人的衣服就走了。那时，哥们儿之间，连短裤都是可以互换的。古人所说的“望门投止”，大抵就是这样的温暖和仓皇了。
次年，我不好意思再辗转于友人沙发，便在武昌的黄鹤古肆街首，租下了一个亭子间。这原本是鹤楼下的一条仿古商街，建在蛇山之麓，紧邻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抱冰堂。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典出古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取的是其茹苦自励之意。我这间砖房楼下乃铺面不能住人，悬空吊了半层搁板，可以席地坐卧，起身几可触瓦。可以想象，在炎都江城，那确有握火之感。遂名此斋曰“握火亭”，也有附骥励志的自诩。
阁楼铺上廉价地毯，起居待客都在其上了。每次还山，都要搬来积年的藏书，渐渐满地书墙可以坐拥；仿佛置身于时代狂飙的风眼之中，竟有一番意外的宁静。
萧窗风雨之际，不免亦有独居者的惶恐。那时我的枕下，伴随着一柄藏刀。想起书剑飘零枕戈待旦的一些词来，便不免长夜苦笑。某夜捶门声急，却是熊红伉俪来访。他们怀抱一个婴儿惊疑道--你门前谁扔下一个孩子？我顿时疑惧，以为必有骗局陷阱。色变，抢过孩子端详，觉得面目姣好，慢慢竟看出哥们儿李斯的模样。待这丫大笑闪身出来，才知道他们合谋戏弄老夫。
作为烟厂采购员的我，那时悠闲得近乎无聊。一群同事拿着一张晚报的征婚启事来和我打赌，说我要是能追到此主，可以输我一席大酒。我看那条件，确实不凡，争强好胜之心顿起，便修书一封让他们寄去。未久，得复函相约某日于汉口舞厅门前。窃喜，传告诸友。众皆潜随，我按约定办法手持诗刊傻等，果见一女高头大马而来。对上暗号，她不要我买票带我直入舞厅，门卫见之恭称大姐来了。我心下肃然。
入座，经理又来献茶寒暄。之后我们彼此拿出证件验明正身，看是否如信中所言。我接过她那眼熟的印着国徽的派司，翻开果然是市局某处的警员。她坦承接到上千情书，选择五个见面，我是其一。她是认真的，我却盘算着如何从这场赌局里抽身而逃。当夜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结束，我无奈被要走座机号之后便去吃哥们儿的大酒了，哪敢再续这场危险的游戏。
几天后，她和另一女警突然敲响了握火亭的木门。我并未告诉她地址，惊疑询问，她笑曰--有你电话就够了。我调阅了你的资料，觉得你没有说假话；你这人还不错，带朋友顺路来看看你。
当夜，俩着装女警借走了我的两本书，以便再来有借口。之后，家父来住院，吾母移来小驻。再之后，我被密捕于大街上。而书，她们还没来得及还。
之后不久，大姐就接走了父母，搬走了我残存的书籍杂物；又一个书斋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朋友后来来信说，我失踪之后，他曾经路过我的门前，他说“看见你的母亲在斜阳下磨刀，白发枯槁，似乎有泪水滴落在磨刀石上。我不忍去打扰她，便默默走了”。
记得那年秋望寒山，我曾经填词怀念这个鹤楼下的短暂客居--小街画栋，记青琐邀月，当年曾住。红毯朱帘书四壁，高卧独听风雨。席地谈诗，拈花赌酒，斗室留佳侣。黄昏吹笛，有人尝识清趣。倏尔鹤往云飞，曲犹未散，迁客无归路。瞩目青山秋色里，掩映旧时门户。灯火阑珊，笙歌缥缈，槛外空凝伫。凭篱惊问，百年身寄何处？
那时在阁楼上，最爱来席地对卧的是李斯。这厮经常三更半夜和嫂子一言不合，便私奔来此，且奇怪地要和我酒后笛箫对奏。我们少年时都是在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待过的，乡下孩子胡乱会一点民乐也是常事。但手艺荒疏已久，这会儿再来深宵吹笛引鹤，确确乎太杀风景。派出所只有在此际，实在听怕了我们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才会来拍门求饶。
关于握火亭的故事，还有个结尾。那个女警后来又通过我的一个警界哥们儿找到了我，请我去吃麦当劳，并带回了当年借走的书籍。我抱歉地玩笑说，当年确实不是想打进敌人内部而接近你的，只是朋友们的一个赌局。她也豁达开朗，笑说我现在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先生就是当初那五封信的主人之一。
尘世间的际遇，于我算是略显一点奇特的。冥冥之中我和一些房屋的缘分，似乎始终难以久长。只有朋友和书，磕磕绊绊地总能伴随终生。虽然也会走丢一些，散佚一些，但留下的绝大多数，都是要白头偕老互送花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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