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你之后的所有的人，在你教给他们的东西之后，他们都要用许多话才能说明你用极少的话就能说明白的事情。他们让我听得厌倦，也让我对听“讲故事”索然无味。你在我身上进行的教育，像亲昵的蜡烛的光辉一样。你不用强迫的态度去讲，也不是那样匆忙，而是对自己的女儿倾诉。你从不要求自己的女儿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坐在硬板凳上。我一边听你说话一边玩你的薄纱衫或者衣袖上的珠贝壳扣。母亲，这是我所熟悉的唯一的令人愉快的学习方式。
后来，我成了一个大姑娘。再后来，我成了一个女人。我独自行走，不再倚傍你的身体，并且知道，这种所谓的自由并不美。我的身影投射在原野上，身边没有你那小巧的身影，该是多么难看而忧伤。我说话也同样不需要你的帮助了。我还是渴望着，在我说的每一句话里都有你的帮助，让我说出的话，成为我们两个人的一个花环。
此刻，我闭着眼睛对你诉说，忘却了自己身在何方，也无须知道自己是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我闭紧双眼，以便看不到横亘在你我中间的那片辽阔的海洋。我和你交谈，就像是摸到了你的衣衫；我微微张开双手，我觉得你的手被我握住了。
这一点，我已对你说过：我带着你身体的赐予，用你给的双唇说话，用你给的双眼去注视神奇的大地。你同样能用我的这双眼看见热带的水果——散发着甜味的菠萝和光闪闪的橙子。你用我的眼睛欣赏这异国的山峦的是色，它们与我们那光秃秃的山峦是多么不同啊！在那座山脚下，你养育了我。你通过我的耳朵听到这些人的谈话，你会理解他们、爱他们，当对家乡的思念像一块伤疤，双眼睁开，除了墨西哥的景色，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你也会同样感到痛苦。
今天，直至永远，我都会感谢你赐予我的采撷大地之美的能力，像用双唇吸吮一滴露珠，也同样感激你给予我的那种痛苦的财富，这种痛苦在我的心灵深处可以承受，而不至于死去。
为了相信你在听我说话，我就垂下眼睑，把这儿的早晨从我的身边赶走、想象着。在你那儿，正是黄昏。而为了对你说一些其他不能用这些语言表达的东西，我渐渐地陷入了沉默……
心路花语
“母亲”，这是一个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字眼，充满了希望、爱、抚慰和人心灵中所有亲昵、甜蜜以及美好的感情。有母亲陪伴的人是幸福的，我们应尽量做到“父母在，不远游”。万一做不到，也一定要趁着妈妈还健在，常回家看看，陪她说说话，给她捶捶背，尽一尽孝心，让她享受人间最珍贵的天伦之乐，而不要等到妈妈不在了才追悔莫及。
本文感情细腻，情感真挚，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暖化人心，让人体味那母爱的力量！
父母的兄弟们／【英国】爱德华·维拉尔·卢卡斯
◎作者简介
爱德华·维拉尔·卢卡斯（1868—1938），英国作家、编辑家和出版家，对推动英国文学随笔这一体裁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的散文集有《炉边与阳光》、《人物与喜剧》、《闲逛者的收获》、《冒险与热情》等。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幽默小说。
我越来越坚信倘若一位哲学家愿意写一部人的怪僻或异想天开的念头和行为史，他没有比把他的调查对象控制在伯伯叔叔舅舅范围之内更恰当的了。父亲们，母亲们，姑母姨妈们，爷爷奶奶们，外公外婆们，堂表兄弟姊妹们，甚至亲兄弟姊妹们，都有可能是脾气古怪的，但最怪的是伯叔和舅舅。要是你问某人他有没有不寻常的亲戚，他听后（他会的）立刻轻轻一笑，这么以来，你可以肯定他想到了一个伯叔娘舅，甚至两个三个。再刨根问底，你将发现你猜测的不错。
当然，伯叔和舅舅首先得是你的父母的兄弟，但作为兄弟他们不显得那么引人注意。对他们自己那一代人来说。他们是讨厌的，甚至是可悲的，但那也就完了；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和怪僻只有下一代，也就是我们，他们的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才看得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们在心理上常常有所准备，把他们当古怪有趣的人考虑——他们的怪僻往往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注意时就一点一点灌输到我们的印象里来了——那是由他们的兄弟姊妹渗透的，虽然全部的好戏还没有得到充分表演。在早餐桌上打开一封信。“老天爷啊！你想想赫伯特如今在干什么？”或“我但愿葛莱哥里不这么完全发疯。”或“可怜的葛蕾丝！亚瑟又动身去中国了，这回是当传教士！唉，他可是个不信上帝的人啊！”这些确实是发人深省的材料：赫伯特伯父干了什么不为人知而又富于刺激性的事情；葛莱哥里叔叔头脑不清醒；亚瑟舅舅是一个头插羽毛、手拿弓箭的野蛮人。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把他们想成那样，但从此以后我们会有新的想法了。
我甚至走向这种极端，认为人们没有古怪的伯伯叔叔舅舅简直是不可能的。前些日子在一次晚宴上，当人们拿他们互相比较时，泄露了某些令人吃惊的例子。一位客人有一个伯伯，他从不起床。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他在床上躺了20年。后来一天早晨，事先没有透露一点他的意图，一下出现在早餐桌旁就再没有反常的举动了。在起床上的怪僻是他们的一个特征。我记得我的一位写小说的朋友，他描写起怪人来最有兴致，他告诉我他有一位叔叔，他的特点是把晚上当白天。当别人外出时他睡大觉。只要别人一上床他马上活跃起来。这不是因为必要而是选择。他是不是失过恋我不清楚，但是人们在谈论他们的怪僻时，暗示的原因每每是断肠的爱情。这大概是为什么一切古怪的伯伯叔叔舅舅当中最古怪的往往是单身汉的缘故之一，因为他们没有结过婚，一个实事求是的女人的潜移默化和安抚的影响也就从来无从起作用。
但是他们也是可以结婚的，要到他们成了鳏夫，他们的全部品质才表现出来。在这么一批结过婚的伯伯叔叔舅舅中就有这么一个例子。他有两个女儿，可是在老伴去世后他把自己关在阁楼上，他的房子是在斯屈里萨姆。如果说斯屈里萨姆多少有点乡村风味，他把自己永远关在那里就成了隐士。他再也不见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也见不到他，虽则他们都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的伙食是送到门口的擦鞋垫上，放在那里他自己去拿，吃完了，把餐具留下；结果只好不断买新的，到他临死时收集了好几千盘子和碟子。
即使结了婚并不妨碍伯叔舅舅们成为怪人。作为父亲他不大可能受到讥笑和非难，他自己的儿女不拿他说笑，可是他的兄弟姊妹的儿女们却免不了拿他开心。父亲们是悲剧性人物，伯叔娘舅们则是喜剧性的。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是天然有不小的吸引力的研究对象，因为是父母的亲属嘛。拿兄弟与兄弟或者兄弟与姊妹加以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的地方自有一种乐趣在内。再说发现某人对一位令人生畏的长辈不显得害怕，而且跟他的关系又那么熟悉，使幼小的旁观者紧张得哆嗦，那也是乐趣。问题在于如何掌握学会跟这个粗暴的人或这个严肃的人说话的方式——因为所有的伯伯叔叔舅舅不是前一种人就是后一种人——既避免嬉皮笑脸又避免过分友好同情。
同时，围坐在桌旁时我们还照样从内心亲切地称呼他们，包括还有一位不起床的。他一直躺在床上，靠饼干和一种叫芥辣菜的黄色辛辣调味品过活。他用一只汤盆盛着吃。后来一天他起床，叫人备车，穿着睡衣就开车走了。在每一家糕饼店门口都停下来，他闯进去，把半打不同馅的果酱饼都咬一口，然后又赶回；让男仆去解释和赔偿店家的损失。从这件事也许可以猜测到不单是怪僻这东西，而且没有人能像伯叔娘舅善于在神志不清与精神正常之间巧妙地走钢丝。还有一位叔叔一生中每天早晨都请理发师把他的头发烫成发卷；另一位舅舅是被流浪汉谋害的。但那没有什么：并不是探讨流浪汉的是非。
圣诞节在很大程度上是伯伯叔叔舅舅们的节日，虽则我们习惯说那是孩子们的节日，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的成功或失败每每取决于伯叔舅舅们，是一年中表现他们的个性的主要时刻。他们这时开口发言否则永远保持缄默，要让他们在圣诞节发挥口才，也正是在圣诞节他们的本色才可以尽可能被人看得清楚。平常364天基本上是传言，传到我们耳边的他们的怪僻全是传闻。在圣诞节，他们的真面目，朴朴实实的，古怪的，引起笑话的，全都如实地显露在我们眼前。
心路花语
亲人是我们生活的支柱与关怀，即便我们的伯叔娘舅都有怪癖，即便他们成功或是失败、高尚或是卑微。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他们的怪癖传闻也是我们的开胃剂，也是我们生活的乐趣。亲情是可贵的，是值得珍惜的。
看似日常生活中的怪例，其实无不渗透着作者的感情，尽显风趣与幽默。
归来的温馨／【智利】聂鲁达
◎作者简介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当代著名诗人，他的文学创作与世界的政治和人民的斗争紧密相关，也与他生活的环境密不可分。主要著作有《黄昏》、《20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葡萄园和风》等。
青年时代的记忆涌来，已经忘却的美好名字和美好时光，那轻轻抚摸过的纤手、高傲的琉角色双眸以及随着时光流逝已不再梳理的发辫，一起涌上心头，令我忘记身处何方。
我的院内树木繁茂，幽深宁静。阔别归来，住所的角角落落都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久别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散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在离家之前，曾在花园深处种下一株小小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直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的新叶不停地颤动着。
最后进入我视野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莫测高深和充满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躯干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利的春天。我每日都去看望它们，因为它们需要我去巡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凝视着。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头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就这样，我归来的消息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着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它们骄傲地向我致意，而且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
鸟儿仍然站在枝头重复着昨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
书房里弥漫着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地反映了我离家的迹象。
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这是因为遗亡——业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
透过书房那古老的窗子，可以直视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在我的背后，我感到春天的芬芳正在与这些书籍所散发的阵阵的亡魂气息进行搏斗。很显然，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春天身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
在我远游的这段时间，书籍给弄得散乱不堪。这倒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它们的位置给挪动了。在一卷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意大利作家萨尔加里的《尤卡坦旗舰》，尽管如此，它们的相处倒还是颇为和睦的。然而，当我拿起一册拜伦的诗集的时候，书皮却像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掉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脊和书皮缝上。当然，在做这事之前，我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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