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一位大贤名弗兰克令（Benjamin Frank1in）的，曾说道：“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不值钱，生命仍然也不值钱了。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黑，至多不过得二百个钱，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茶叶店的伙计，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一个月平均只拿得两三块钱！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了。还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说了。人力那样不值钱，所以卫生也不讲究，医药也不讲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个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说了。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医死了人，也没有人怨恨，也没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
今译为：弗兰克林。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我有十几年没到内地去了，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学堂。学堂的课程表，看来何尝不完备？体操也有，图画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国文、修身之类，更不用说了。但是学堂的弊病，却正在这课程完备上。例如我们家乡的小学堂，经费自然不充足了，却也要每年花六十块钱去请一个中学堂学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块钱买一架风琴。我心想，这六十块一年的英文教习，能教什么英文？教的英文，在我们山里的小地方，又有什么用处？至于那音乐一科，更无道理了。请问那种学堂的音乐，还是可以增进“美感”呢？还是可以增进音乐知识呢？若果然要教音乐，为什么不去村乡里找一个会吹笛子唱昆腔的人来教。
为什么一定要用那实在不中听的二十块钱的风琴呢？那些穷人的子弟学了音乐回家，能买得起一架风琴来练习他所学的音乐知识吗？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内地常说：“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作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说的是小学堂。至于那些中学校的成绩，更可怕了。我遇见一位省立法政学堂的本科学生，谈了一会，他忽然问道：“听说东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这话可真吗？”我已经大诧异了。后来他听我说日本人总有些岛国习气，忽然问道：“原来日本也在海岛上吗？”……这个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所以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我说我的“归国杂感”，提起笔来，便写三四千字。说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观的话。但是我却并不是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所以这书叫做《翼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续编》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
1918年1月
“老章又反叛了!”
章士钊君在民国十二年八月间发表了他的《评新文化运动》。那时我在烟霞洞养病。有一天，潘大道君上山来玩，对我说：“行严说你许久没有作文章了，这回他给你出了题目，你总不能不作文章答他了。”我问他出了什么题目，潘君说是《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当时我对潘君说：“请你转告行严，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行严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驳。”潘君问：“‘不值一驳’这四个字可以老实告诉他吗？”我说：“请务必达到。”
但潘君终不曾把这四个字达到。后来我回到上海，有一个老朋友请章君和陈独秀君和我吃饭，我才把这句话当面告诉章君。
那一晚客散后，主人汪君说：“行严真有点雅量；你那样说，他居然没有生气。”我对主人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严只有小雅量，其实没有大雅量；他能装作不生气，而其实他的文章处处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汪君不明白我这句话，我解释道：“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却又虽落伍而不甘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蹉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行严却没有向前跑的兴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里，曾骂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天帝，以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其实行严自己，却真是梦想人人‘以秋桐为上帝，以长沙为上京，一味于《甲寅》杂志中求文章义法’！我们试翻开那篇文章看看。他骂我们作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伦敦小儿女之下’，‘以鄙俗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这不都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吗？这岂是‘雅量’的表现吗？”
汪君和章君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也说我这个判断不错。
我们观察章士钊君，不可不明白他的心理。他的心理就是，一个时代落伍者对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他受过英国社会的一点影响，学得一点吴稚晖先生说的“Gentleman的臭架子”，所以我当面说他不值一驳，他能全不生气。但他学的不彻底，他不知道一个真正 Gentleman必须有Sportsmanship，可译作豪爽、豪爽的一种表现，就是肯服输。一个人不肯服输，就使能隐忍于一时，终不免有悻悻然诟骂的一天的。
我再述一件事，更可以形容章君的心理。今年二月里，我有一天在撷英饭馆席上遇着章君，他说他那一天约了一家照相馆饭后给他照相，他邀我和他同拍一照。饭后我们同去照了一张相。相片印成之后，他题了一首白话诗给我，全诗如下：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这样豪爽的投降，几乎使我要信汪君说的“行严的雅量”了！他要我题一首文言诗答他，我就写了这样的四句：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然而“行严的雅量”终是很有限的，他终不免露出他那悻悻然生气的本色来。他的投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
我手下这员降将虽然还不曾对我直下攻击，然而他在《甲寅》周刊里，早已屡次对于白话文学下攻击了。他的广告里就说：
文字须求雅驯，
白话恕不刊布。
这真是悻悻然小丈夫的气度。再看看他攻击白话文学的话：
白话文字之不通。
陈源……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文以载道，先哲名言。漱冥之所著录，不为不精，断非白话芜词所能抒发。近年士气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不谓漱冥亦复不自检制，同然一辞。
计自白话文体怪行而后，髦士为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文事之鄙陋干枯，迥出寻常拟议之外。黄茅白苇，一往无余；诲盗诲淫，无所不至。此诚国命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
他这些话无一句不是悻悻的怒骂，无一句是平心静气研究的结果。有时候，他似乎气急了，连自己文字里的矛盾都顾不得了。例如他说陈源君“屡有佳文，愚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嘻嘻吗呢为之障也”。既“摈弗读，读亦弗卒”。章君又何以知是“佳文”呢？有“嘻嘻吗呢为之障”，而仍可得“佳文”的美称，章君又何以骂他作“恶滥之白话文”呢？这种地方都可以看出章君全失“雅量”，只闹意气，全不讲逻辑了。
林纾先生在十年前曾说：“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当时我读了这话，忍不住大笑。现在我们读章士钊君反对白话的文字，似乎字里行间都告诉我们道：“白话文之不当作，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苦哉！苦！他只好骂几句出出气罢！
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人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漫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漫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
我们要正告他：“愚摈弗读，读亦弗卒。”这八个字代表的态度完全是小丈夫悻悻然闹意气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对付一些造谣诬蔑的报章，而不能对付今日的白话运动。我虽不希望章君“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我却希望章君至少能于《胡适文存》中求一点白话运动所以能成立的理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很诚恳地欢迎反对派的批评，但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是万万不配反对白话的！
章君自己不曾说过吗？“愚所引为学界之大耻者，乃读书人不言理而言势。”我们请问章君：“愚摈弗读，读亦弗卒”，这是讲理的读书人的态度吗？
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我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件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譬舆榇，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
1923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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