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第”是大姐的乳名，一直被叫到六岁。
有了我以后，爷爷才给了大姐起了一个很女孩的名字：文娟。
后来，大姐见到了我们的一个叫Andy的美国朋友，异常兴奋地拉着人家的手，用中文说：“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国家的人，但我们俩的名字一样啊。”
大姐小的时候不常带妹妹玩，喜欢跟比她年长许多的姑姑们玩，弄得我跟二姐都很失落。
有时候我们也想蹭着跟她们一起玩，但却不知道该玩些什么，百无聊赖中姑姑说：“我来给你梳头吧。”
这下我可高兴坏了，感觉总算被姑姑疼爱了。立刻搬个小凳子，乖乖地坐在姑姑身前，递上梳子，闭上双眼。
突然，我的头发被毫不留情地连根拔起，像拔猪毛一样，疼得我龇牙咧嘴，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但是，那也不敢出声，不敢叫，生怕姑姑不高兴，以后再也不带我们玩了。
通常姐姐们到了姥爷家，都会很巴结我。
不然，我的一句：回你自己家去，就让她们灰溜溜地走了。
这是在爷爷奶奶的家，我得老实点儿，因为这儿不是我的地盘，要是到了姥爷家，我可没那么好欺负。
通常姐姐们到了姥爷家，都会很巴结我，不然，我的一句“回你们自己家去”，就让她们灰溜溜地走了。
那会儿，我们心里对“地盘”分得很清楚。“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直到现在，我们姐妹仨在一起说话，还会在爸爸、妈妈的前面加上“我”，一个说“我爸”，一个说“我妈”，弄得旁边的人以为我们不是一个爸妈生的。
因为姥爷对我的溺爱，所以我在姥爷家无法无天、飞扬跋扈，致使两个姐姐都对我“恨之入骨”。
有一天，两个姐姐密谋好，趁姥爷下午出门洗澡，她们俩合起来用很粗的绳子把我从头绑到脚，再在嘴里塞上布，很像那个时期的电影里对付敌人的做法。我也很像戏里的人，一边负隅顽抗，一边像鸽子一样喉咙里发出“咕噜”声，最后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而这时，我那两个姐姐，一边手舞足蹈地大吃特吃我的点心和糖果，一边历数我的罪状。我心想，有本事别放开我，等姥爷回来，看姥爷怎么收拾你们。
估计姥爷快洗澡回来了，她们俩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给我松绑，边松绑边威胁我：“不许告诉姥爷，如果说了，下次要更加严酷地惩罚你，听到了没有？”
我可顾不了下次了，从姥爷进门那一瞬间，我就开始号啕大哭。两个姐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大祸临头了，可是，拿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还是老规矩，姥爷让她们自己去拿戒尺，每人打她们手心三下，并郑重告诫：“以后，再也不许欺负妹妹了！”
可是在三个姊妹里，大姐最喜欢的是我，最器重的也是我。
大姐爱写诗，小时候写的第一首“诗”就是送给我的：
我们家的小文丽，
天真可爱又美丽；
说起话来响叮当，
做起事来真麻利。
啊！
当黎明的时候，
她像快乐的小鸟飞向学校；
当晚霞降临的时候，
她如欢快的小燕奔向体操房……
我只能记得这些了。可是我想，姐姐一定是过于夸奖我了。
我小的时候，说话结巴，所以就很少开口，怎么会“说话响叮当”？我小的时候，因为姥爷的宠爱，在家几乎不用做什么事，不像姐姐又得挑水又得做饭，怎么会“麻利”？我小的时候，因为自闭，所以很少会快乐，怎么会像“小鸟小燕”？
也是这个大姐，把妈妈去杭州出差买回来的一篮橘子，提到姥爷家院外的大树下，几乎全院的孩子都吃到了橘子，就是不给站在旁边望眼欲穿、流着哈喇子的我。
为什么折磨了我，又写诗赞美我？
姐姐对我，那真是爱和嫉妒，恨交织在一起了吧。
嫉妒我在姥爷家受宠。恨我最小，爸妈对我更偏爱。爱，我又是她最小的妹妹，那是来自血液里的爱。也因为这爱，而放飞了她对我的理想，希望我像小鸟，像燕子一样展翅飞翔。
老话说：长兄如父，长姊若母。
记得十岁那年，有一天，这位对我爱恨交织的大姐让我跟她走，去她同学的姐姐家，说是有个部队文工团来招舞蹈演员，而她同学的姐夫曾是那个文工团的，今晚，来招生的人在他家里聚餐。
部队文工团是个什么样？谁也没见过。
只知道奶奶住的大院里，有个漂亮姐姐被一个部队文工团录取了，每次放假回来，那一身军装就羡煞了所有的女孩，大家像望着天上的月亮一样望着她。
从此，比我大四岁的姐姐，便像个妈妈一样，考虑起了我的未来。
她认为这次是个绝好的机会，更何况还有她同学的这层关系。
于是，她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借给我穿（虽然大了点儿），那双绝对不会让二姐碰一碰的皮鞋也借给了我（走起路来晃荡），直到把我打扮成她心目中的“小公主”模样，端详了半天，满意了，才拉着我的手出门。
一路上，十四岁的大姐像个啰唆的老太婆一样，对我百般叮嘱：怎么站，怎么笑，怎么回答问题……她越说我越紧张，越害怕，就快成一个提线木偶了。
进了院子，看见几个很像“文艺工作者”的军人，正谈笑风生，我们两个小孩子进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在院子里四顾茫然地站了半天，才看到同学的姐姐从屋里出来，大姐连忙迎上去，把我介绍给她。然后那位大姐姐走到其中一位“文艺工作者”面前，指了指我们俩，低声耳语了几句，“文艺工作者”便向我走过来。我紧张地想着大姐刚才的叮嘱，努力想按她说的做，却力不从心，表情也很不自然，笑得像哭一样。
“文艺工作者”叔叔让我把双臂平举起来，又捏了捏我的肩膀，然后转过身去，说了一句：“胳膊太长了。”
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们是怎么离开那里的？我都不记得了。只有那句“胳膊太长了”，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以至于往后的十几年里，我都认为自己的胳膊比例不对，有残疾。
对于没有被选上，我是非常开心和庆幸的。
回到家，姥爷看着哗哗流泪的姐姐和欢天喜地的我，莫名其妙，以为这回是我欺负了她。问清缘由之后，姥爷便和我一样欢天喜地了：
“去文工团干吗？在姥爷身边待着比去哪儿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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