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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余秋雨讲文化》 作者:李铭

第34章 探索中国文人 (4)

  比前两者被贬之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要算是大文豪苏东坡了,他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风范,“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苏东坡一生都在积极入仕,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在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上著名的苏堤。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过“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

  中国古代文人在内在理念上追求着自我精神的升华与超越,实际上,他们对赖以批判现实的那种理想政制是相当模糊的。因此,他们始终不能找到一条真正可能实现善治的道路。在儒家思想的主宰之下,文人们即使不满足现实,但是他们能够希翼的,也只是有一个愿意施行仁政的君主。然而,在中国历史现实中,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君主及其治理的国家实现过文人们的愿望。

  余秋雨先生赞叹这些由于政治斗争而遭受陷害的文人,他说:“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于全然黯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在政治黑暗时,或者在某个政治低潮期,寻找自己精神上的乌托邦,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产生辉煌的一个因素。也正因如此,中国的文采华章就更有了张力。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

  但是,“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入仕的文人被政治的尔虞我诈所伤,忍受不了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政治官场,从此归隐,或隐于山水之间,或遁世宗教。他们确实承载着中国精神的一面旗帜,一代一代流传,他们的政治得到我们的认同,文化得到我们的认同,精神也同样得到我们的认同。

  灵感的不竭来源

  ◎纵情尽兴山水间

  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阳关雪》

  中国山水千姿百态,可谓得天独厚;中国又是文明古国,历代人文荟萃。这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特点,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山水文化。中国许多的名山胜水,不仅自然景观雄奇秀丽,而且沉积着深厚的文化,闪耀着灿烂的异彩。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提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从历史文化极为丰富的山山水水间,可以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可以发掘出古代文化的沉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在自然山水间孕育出来的。自然环境本身不是山水文化,而是它赖以生成的客观条件。山水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晶。庄子认为,人类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国古代文人对政治的逃避,绝大多数是因为对政治黑暗、腐败的憎恶,或是在官场被排挤。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文人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汉文帝时期,文人贾山这样描述皇权的恐怖:“雷霆之所击,无不摧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在这种无比强大的压力感的压迫之下,文人的心境往往从忧患被推向绝望。余秋雨先生在《为自己减刑》中说,人类的监狱有两种:有形的和无形的。人世间“把自己关进心造的监狱里”的人不少,这就是“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有人能够在有形的监狱中,即“不自由中寻找自由”。文人们虽然绝望,虽然痛苦,但内心是清醒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山水田园。于是许多文人便不得不把强烈的入世使命感藏起来,最终,离世俗越来越远,走向田园,步入山水。余秋雨先生在《阳关雪》中说过“一旦这种所谓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便不免会在自然的风景中寻找寄托”。

  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文人这样躲避现实,成为“隐者”。从《论语》中嘲笑孔子的老人到魏晋的孙登、陶渊明,再到风流天下的孟浩然,他们代表着天下圣贤淡薄心志的最终宿命。更多的人则把生命终老于山水田园,并且默默无闻地度过恬然一生。他们带着浓郁的绝望扼杀了自己的理想、志向与抱负,转而放任生命之水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流淌、终了。在那样一个扼杀人性的时代,只有超出方外,醉心于灵魂,才能在超然独立中解放自己,从而获得精神意义上的突围。

  有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涉世之初,我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与新鲜,用一种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事物,万事万物在我们眼中: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固执地相信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然而,尘世之中有太多的虚伪存在,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很容易在现实里迷失了方向,随之而来的是迷惑、彷徨、痛苦与挣扎,有的人就此沉沦在迷失的世界里,我们开始学会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对一切都多了一份理性与现实的思考,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山,水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了。第三重界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反璞归真,但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人生的经历积累到一定程度,不断地反省,对世事、对自己的追求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明白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这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另一种内涵在里面了。

  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够在这三重境界里由人修炼成龙,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到了,在踏遍千山万水,经历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雨露滋润后,更多的文人墨客,置身在禅意盎然的风景中,一颗颗被生活的尘埃所沾染的心变得越发纯洁,脸上僵硬的肌肉也变得越发柔和。回想起曾经的黯淡无光,如今的清新山水显得更具有永恒的价值。那是因为神奇的自然界,给予了人类太多的思考与感动。

  中国以山水之美著称,又以诗国名世。山水养育了诗歌,山水造就了文人的风采,文人增添了山水的灵性。没有山水的熏陶,文人便缺少了灵感与源泉;没有文人的妙笔,山水也缺少了精神和韵味。晋宋易代之际,人们的思想、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文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很精辟地指出山水诗取代玄言诗的发展趋势。那种寄情山水的放达洒脱情怀,曾感动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余秋雨先生评价他们“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也有人将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所特有的情怀,亲切的尊崇为“魏晋风度”。

  谢灵运可以说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作为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其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除诗文创作外,他还兼通史学,精通佛教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宋文帝刘义隆曾称赏他的诗和字为“二宝”。他跟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有深交,尽管慧远比他大五十来岁,两人还是很投缘。慧远圆寂后,他特地写了一篇祭吊的名文《庐山慧远法师诔》,一时洛阳纸贵。

  同时,谢灵运也是第一位见诸史册的大旅行家。他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有“脚着谢公屐,身蹬青云梯”。

  谢灵运其人其诗,可以用前人所说的“得罪于当时,得名于后世”(转引自黄节《谢康乐诗注》《登池上楼》下引“吴伯其曰”)十个字加以概括。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宋文帝命他出任临川内史,但他还是不理政事,终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弹,要治他的罪。谢灵运不服,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他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行为和言论,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广州。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公元433年)10月,谢灵运在广州被处弃市刑(当街斩首),死时仅49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余秋雨先生在《霜冷长河》中说:“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人生应以乐观的精神,开阔的胸襟,面对一切坎坷,获得自我解放。只要“舒一舒眉”,就能从心造的监狱中自我释放出来,于人于己,均有裨益,何乐而不为。漫漫人生路,飘忽天地间。古往今来,朝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仍动摇不了文人与山水所结下的不解之缘。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着文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天国,那它一定隐藏在连绵起伏、重重叠叠的千山万壑中,隐藏在每一个渴望山水的文人心里。

  ◎幽兰寂寞水自流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

  ——《庐山》

  孔子曾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总是投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怡情悦性、歌咏吟唱。灵秀的山水与多情的文人结合的结果,便是那一篇篇传诵千古的山水美文,山水凭借文人的笔墨,向世人述说着它们的感知。这其中溶进了历代多少文人雅士的灵魂,抑或打造了多少流传千古的佳话传说,从动到静,从有到无,这都是文人对山水神韵的一种体现。他们要的是一种清幽,而这种清幽只能在山与水之间寻得。

  山依旧伫立着,水依旧流淌着,唯独赏山观水的人变化着,他们用心去领略,用笔去书写。于是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了自己的灵魂,有了自己的历史。

  庐山,位于长江之滨、鄱阳湖畔。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巍峨挺拔的青峰秀峦、喷雪鸣雷的银泉飞瀑、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俊奇巧秀的园林建筑,一展庐山的无穷魅力。据说庐山一年中大约有一百九十二天左右要在云雾中渡过,雨水十分充沛。几千年来,庐山优美的自然景观,优越的地理环境,引来了无数文人墨客,高僧羽士。他们徜徉流连,兴之所至,泼墨挥毫,吟诗题咏,为庐山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也是庐山之所以成为我国著名的山水文化名山不同于其他名山的特点,庐山的这种特点更贴近于一种“人文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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