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缚
有了头脑就有我执，就有贪嗔痴慢疑，就有所知障和烦垴障，也就使我们永远在感官和知觉的领域中兜圈子了。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学佛呢？”我想，我是感觉到了人的无常，人的有限，人的束缚，希望能从里面
解脱出来。“束缚？什么束缚？”人的无常、人的有限是比较容易了解和感受的，可是人有什么束缚
呢？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作为一个人是束缚呢？又如何才是解脱之道？
束缚，在佛教里是比较特别的东西，也是有别于其他宗教对人身的观点，如果分析整个佛教的思想基础，“束缚”实际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束缚”才有“解脱”，因为“求解脱”才有了佛教。
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受到什么束缚呢？他受到了因果的束缚、业力的束缚、轮回的束缚，乃至于受到了身体的束缚、欲望的束缚、无知的束缚……可以说无一不是束缚。
人虽然自命为“万物之灵”，人却不像自己的想象那么高的。在飞行上，人比不上一只小鸟；在游泳上，人比不上一条小鱼；比寿命，人不如龟；比力气，人不如象；比速度，人不如豹；比灵敏，人也不如狗……人唯一可以超越动物的就是头脑，可是头脑也就是人最大的束缚。
有了头脑就有我执，就有贪嗔痴慢疑，就有所知障和烦恼障，也就使我们永远在感官和知觉的领域中兜圈子了。
觅心了不可得
佛陀深知身体与头脑都是束缚，所以，他说戒、说定、说慧、说信、说愿、说行。唯有透过戒定慧、信愿行，才能超越人世的束缚，迈向寂静的涅槃。
佛教到了中国以后，中国的禅师对于束缚的看法和观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透过智慧的开悟，为束缚找到一条更迅捷的解脱之道。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时候，是要来“单传心印，开示迷途”。后来他发现要找一个不受迷惑的人太难了，就自己跑到嵩山少林寺去，“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
达摩祖师后来把衣钵传给二祖慧可，他们见面的时候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慧可去参拜达摩，虽然早晚都去礼拜，但达摩只是面壁端坐不发一言。慧可求道之心非常坚决，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雪，他站立着不动一直到黎明，这时积雪已经掩过了他的膝盖。
他的诚心感动了达摩，达摩悲悯地问他：“你在雪里站了这么久，是要求什么呢？”
慧可听到达摩开口，不禁悲感交集而落下泪来：“请大师慈悲开甘露法门，给弟子一些度化开示。”
达摩说：“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
慧可听了达摩开示，下了大决心，回去取了利刀，切下自己的手臂放在达摩面前，达摩看到他的诚心，不禁感动地说：“诸佛在最初求道的时候，都是为了法而舍却自己的身躯，你今天在我面前断臂，也就可以了。”遂收慧可为徒。
接下来，他们的对话是：
慧可：“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达摩：“诸佛法印，匪从人得。”
慧可：“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达摩：“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我与汝安心竟。”
我们应该深思后面这四句话，慧可请达摩给他安心，达摩叫他拿心出来，慧可找不到心在何处，达摩说：“我已经为你安定心了。”这是后来中国禅门公案的一个“原型”，所谓禅门公案是从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也是从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
自求解脱是唯一的道路
慧可把衣钵传给僧璨，是为三祖。僧璨去拜见慧可，有这样的对话：“弟子身缠夙恙，请师忏罪。”“将罪来与汝忏！”“觅罪了不可得。”“吾与汝忏罪竟。”夙恙，就是我们现在佛教所说的“宿业”，是往昔所造的各种恶业，
作为佛弟子，对罪业的忏悔是很重要的，可是罪业在哪里呢？如果连罪业也一起放下，忏悔不也就终结了吗？放下，其实是一种束缚的解脱。这种对束缚的看法，到僧璨传给四祖道信的时候，更进一步了。道信
在十四岁的时候去参礼僧璨，有以下的对话：“乞和尚解脱法门！”（请师父教我解脱的法门！）“谁缚汝？”（谁束缚了你？）“无人缚。”（并没有人束缚我。）“何更求解脱乎？”
（那你干么还来求解脱呢？）
道信因此得到大大的彻悟，知道所有的束缚是自己造出来的，只有自求解脱才是唯一的道路。
祖师们的对话，几乎成为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其实就是束缚与解脱的对话，是执著与放舍的触机。
道信把衣钵传给五祖弘忍，他们的对话更是有趣了。这一次是道信在路上遇到一个七岁的孩童，骨相奇秀，根器不凡，和一般的孩子不同，他便问这孩子（就是弘忍五祖）：
“子何姓？”
（孩子，你姓什么？）
“姓即有，不是常姓。”
（我有姓，但不是普通的姓。）
“是何姓？”
（是什么姓？）
“是佛性。”
（我的姓是佛性。）
“汝无姓耶？”
（你难道没有姓吗？）
“姓空故。”
（我的性空，所以没有姓。）
这一段话，进一步指出，解除束缚的中心就是本性空寂，佛性觉醒，只有体悟到永恒的真我，才能突破俗世的缠缚。
体现本来湛然的佛性
六祖慧能求法的敌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以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超越了弘忍的首座弟子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这两首偈的高下，就是见性与未见性的差别，也就是解脱束缚中努力的不同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慧能从遥远的岭南，千里迢迢跑到黄梅去拜谒弘忍的对话，他走了三十几天到了黄梅，见到弘忍时拜了下去，弘忍说：“汝何方人？欲求何物？”（你是哪里人？想来求什么？）“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弟子是岭南新州人，跑这么远来礼拜师父，只求作佛，不求别的东西。）“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你是岭南人，又是粗人，怎么能作佛呢？）“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人虽有南北之分，佛性哪里有南北之分？粗人的身分和和尚的身分
虽不同，佛性有什么不同呢？）
六祖在还没有修行出家之前，早就看清了所有外在的束缚都是没有意义的，唯有剥开一切外在的形体现了本来湛然的佛性，才是真正的智慧。
历来许多人对六祖到底识不识字多所讨论，但这是不重要的，因为知识、逻辑、理解、思考……有时正是束缚的来源。
对佛教的修行者，尤其是禅宗，“束缚”不只是突破和挣扎，而是要放下！因为突破与挣扎到底是缓慢的，唯有放下才是当下、立即、彻底、明白、了悟的。
梵志到佛陀面前献花的故事，是一个最基本最明白的启示：
梵志到佛前献合欢梧桐花，佛陀对他说：“放下吧！”梵志放下左手的一株花，佛陀又说：“你放下吧！”梵志又放下右手的一株花，佛陀再说：“你放下吧！”
梵志说：“我现在两手都空了，还要放下什么呢？”
佛陀说：“我不是叫你放下花，而是教你放舍从外境来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从内心来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以及六尘与六根相应所生的识见，到全部舍却，再也没有可舍的地方，才是你安身的地方。”
梵志当下彻悟。
可见对治束缚，最直接的是放下，而知道放下，最猛利又莫过于禅定。
佛也有烦恼吗？
佛陀在大悟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如来的智慧德相就是佛性，而“妄想执著”就是束缚，当一个完全解除了一切的束缚，他是回到他的佛性，也就是成佛了。
因此觉悟到这个束缚，是一个人开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觉悟到人生的束缚，再回想佛陀开悟的时刻，真是令人感动的。他放下了外物的附庸，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没有开悟之苗的佛陀也和我们一样，他会为种种恐惧、沮丧、愁苦而痛苦，但当他看清了束缚的罗网是无始劫来的无明，于是他超越了束缚，彻见万法，到达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
“超越束缚”并不是说就没有身或心的纠缠，而是身心的变化不再做主，“我”却做了身心乃至一切外境的主人。
长久以来，佛教常被误以为是对人类没有积极贡献的虚无主义，那是因为抱持这种见解的人，被寂灭、圆寂、破灭、止息、寂静、涅槃、断欲、割断爱恨缠缚的表面意义所迷；其实佛教不是虚无主义，反而是教人能彻见生命流动的意义，是要认清如果我们将这个无常的世界认为是值得系着而贪恋执著，那么必然会因而沮丧绝望；如果我们运用般若智慧，认清了一般的人见不到的一面，就是同时见到“永恒的本身”（佛性）和无常的迁流，那我们才能真正地、更深刻地超越消极的人生。
因此，佛教强调的“灭爱”、“破烦恼”不应从消极否定的角度理解，佛教的修行在于转“爱”为“悲”，将自我中心的爱化为普遍的悲心，使肉欲的“小爱”变成精神的“大爱”，这才是超越了束缚更积极的意义。
超越束缚以后呢？
有人问赵州从谂禅师：“佛有烦恼吗？”
他说：“有。”
“那怎么会呢？他不是解脱一切烦恼的人吗？”
禅师说：“是的。但是，他的烦恼是要救度一切众生。”
我想到，佛经中所说：“如如”两字，如如不只是静止不动的，应该是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的；否则，“悲智双运”是怎么运起来的呢？对于觉悟的人，唯有众生才是他的烦恼，可叹的是，众生却不能认识自己的无常、有限和束缚！
―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
期待父亲的笑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
这是父亲典型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去市场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买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踬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所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是人生难得，因为那里面有父亲的爱。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他对母亲也非常的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不让母亲操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的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
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就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别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透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的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二十年后我到竹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二十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教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四十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呀！”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自以为在写作上十分用功，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省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时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拜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清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
他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两百斤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在。我还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摊开时像两个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还像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
在六十岁以前，父亲从未进过医院，这三年来却数度住院，虽然个性还是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硬朗了。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令人心痛难言。
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有孝了。”
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的渺小。
我后来从事报导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的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质素。
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我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进入中年，有许多知心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关怀、良善、进取的人生观。
我能给他们的实在太少了，这也是我常深自忏悔的。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
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割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假使有人，为于爹娘，亦以利刀，割其心肝，血流遍地，不辞痛苦，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假使有人，为于爹娘，百千刀戟，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
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泣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
母亲也是，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看你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他们的感情真是好。”为了看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她甚至还没有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
我每天每夜向菩萨祈求，保佑父亲的病早日康健，母亲能恢复以往的笑颜。
这个世界如果真有什么罪业，如果我的父亲有什么罪业，如果我的母亲有什么罪业，十方诸佛、各大菩萨，请把他们的罪业让我来承担吧，让我来背父母亲的业吧！
但愿，但愿，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会农事，他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了，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顾大笑，笑出了眼泪。
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
也期待再看父亲的笑。
至亲的人远离，乃是人间不可避免的苦痛，但假若我们不能令亡者在这一生中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么生者何堪？死者何欢？
父亲的佛事
幼年时代，参加过几次丧事，使我对台湾民间的丧葬形式感到一种可怖的、悲惨的气氛，尤其在夜半时分听司公道士的法螺，看在无边的黑暗中飘飞的冥纸，更是给人一种诡秘的感觉。
除了掌法的道士，还有许多来参与丧事的“罗汉脚”和“土公”，他们多数只穿着汗衫、趿着拖鞋，口中叼着一根烟，有时还嚼着槟榔，对于亡者有一种随便的态度。
这些，使我在刚刚知事的少年时代就在心底反抗着。我常想，中国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民族，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何时开始的？有没有改革的可能性呢？我的疑惑几乎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在乡间，不管是哪一个人过世，他的亲戚朋友马上会围拢来，然后每人发表一
套他所认识的，或者他所听来的形式，在丧家眷属手足无措的情况下，只好跟随着众人的意见，于是，社会虽然日益进化改革，丧葬反而繁复而落伍了。
例如，大家都认为死者逝去后灵魂一定先到阴间去，因此，刚一断气就在脚底摆鸡蛋、石头和米饭，而请来的道士作法，则先将死者的灵魂带到奈何桥、过刀山、赴水火、进入地狱，然后再借助道士的力量将他的灵魂救拔出来。例如，大家都相信亡者可以带一些东西到另一个地方使用，因此在他身上要穿七层衣服，要烧去无以数计的库银（冥纸），要耗资上万买一间纸厝，里面冰箱、电视、汽车、仆佣无不具备。又例如，认为只有热闹喧哗的葬式，才能表现出人子的孝思，也表现死者没有枉过一生，因此乐队、鼓吹阵，甚至五子哭墓、脱衣舞等已经见怪不怪了。
可是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吗？在中国传统里难道没有更庄严、更肃穆，更能表现一个人死亡的尊严的形式吗？不久前父亲重病的时候我时常思考着这些问题，而父亲不幸在住院二十一天后与世长辞了。作为父亲的儿子，在基本上，我希望为父亲选择一个最好的仪式，也希望对民间所认识的死后世界有一些改革。
我是个佛教徒，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现在民间信仰对死者所用的形式根本是无用的，也是错误的。那么如果让父亲也顺着民间信仰的葬式，说什么我都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在佛教的观念里，人的死亡虽是不可免的，但人死后的“神识”并不一定到阴间去，他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东方琉璃净土等诸佛国土，也可能上生天人、阿修罗，中生人间，或者下堕畜生、饿鬼、地狱诸道，下地狱的几率并不如民间信仰所想的那么大，而且人离开了尘世到另一世界，在这世界的东西就根本用不上，无着力之处了。
为了帮助死者往生净土，或者生在人天，为亡者所做的最殊胜的功德是为他诵经、拜忏，并且将他的财物布施，而家属共同发愿，为他守杀、盗、淫、妄、酒诸戒，然后将功德回向给他，借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护，使他不堕恶趣，往更好、更清净、更安乐的地方超拔。
由于这种信仰，父亲在医院病况危急之际，我们就将他带回家来，本来在医院中焦灼不安、饱受折磨的父亲，因为知道回到家里，而露出安心的笑容。这时我们的亲友都来参加意见，有的说要穿七层衣，有的说要扶他踩一下泥土，还有人已经去联络了专门包揽丧事的道士、土公等等。
我和兄弟们极力反对，因为父亲虽然病重，身体不能动弹，他的意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这时任何对身体的移动，必将为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实为我们所不忍见。我想到弘一大师说的一段话：“常人命终之前，身体不免痛苦。倘强为移动沐浴更衣，则痛苦将更加剧。世有发愿生西之人，临终为眷属等移动扰乱，破坏其正念，逐致不能往生者，甚多甚多。又有临终可生善道，乃为他人误触，逐起嗔心，而牵入恶道者，如经所载阿耆达五死堕蛇身，岂不可畏？”因而决定和兄弟轮流守护父亲，不让任何人移动他。
“临终前的正念”在佛教里是非常重要的，为使父亲有临终的正念，我急忙向佛光山的师父求助，请他们来为父亲助念佛号。我与佛光山的师父们素昧平生，幸得他们慈悲垂怜，在宗忍法师的率领下来了四位法师为父亲助念阿弥陀佛圣号。然后，我和大哥又到附近灵山寺的旗山念佛会求助，正好佛光山的慧军法师率领十一位师父在那里讲经开示，随后一并到了舍下，总共来了十五位师父和念佛会的在家居士，在他们庄严宏大的助念声中，平时没有接触佛法的父亲，也能一字一句随念阿弥陀佛圣号，满室生异香。
师父离去后，当天夜里兄弟们一起守护父亲，母亲和姊姊也在，全家人共同为父亲助念，夜里家中并未燃香，但异香一阵一阵不断飘来，使我们深信佛菩萨慈悲，真来接引父亲了。父亲已不能动弹，但仍勉力随着我们念佛号，这时我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您把一切都放下吧！只要看到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来接引您，就跟着他们的光明走，千万不要回头。”父亲含笑。
果然，父亲在清晨八点四十五分吐出他在这一世的最后一口气，离开了我们，表情安详，仿佛没有什么大的痛苦。亲友闻讯都来哀悼，有的说要为他更衣，有的要为他搬正身体，都被我们劝阻，还有忍不住哀哭的，我们也求他不要哭泣，以免影响父亲往生，因为我们深知人断气后并未完全死亡，他的神识要八个小时后才离开身体，所以仍不断为父亲唱念佛号，并再度请佛光山的师父来为父亲诵《阿弥陀经》和《往生咒》。
有一个亲戚愤愤地说：“你们现在不为他更衣，八个小时后身体僵硬了，根本不能穿衣，难道你们要他光着身子离开吗？”我们也不为所动。
果然，八个小时后，母亲掀开父亲脸上所覆的白布，发现父亲脸上的表情眉头舒展，面露微笑，表情愉悦，甚至与他断气时完全不同了。他的身体犹有余温，全身柔软，宛如生前，更衣毫无困难，这时连一直在哀伤中的母亲也为之动容，相信佛号不可思议，而我更相信我佛慈悲，所言不妄，更加确定了我们为父亲做佛事的心意。
父亲在断气二十四小时后入木，一直到这时，他的身体还是柔软的。佛光山的依忍法师来主持父亲入木的仪式，为父亲清棺，盖莲花被及写满了密咒的陀罗尼被，并在父亲身上遍洒光明沙和恒河沙，奇异的是，入木后父亲的表情笑得更开朗，好像他不是死去，而是为了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欣喜。使我们虽在哀伤之中，也为父亲能有如此平静地离去而庆幸。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佛事，在民间信仰中，把超度往者的法事叫“七巡”，在佛事里则叫“七七”，要连续做七场佛事。这种观念是从《地藏菩萨本愿经》来的，地藏经里说：“七七日内，如痴如声，或在诸司，辩论业果。审定之后，据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是命终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力救拔，过是日后，随业受报。”
在佛光山法务处宗忍师父的安排下，我们在头七为父亲诵《阿弥陀经》，二七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三七诵《金刚般若宝忏》，四七正逢地藏菩萨生日，全家到佛光山为父亲做“三时系念”，五七诵《金刚经》，六七诵《八十八佛洪名宝忏》，七七那天则在家里做三时系念，并做蒙山施食、焰口等普度众生。
佛教的法事不像民间信仰和道教都是在半夜进行，加上奇异的气氛，给人阴惨悲愁的感觉；而是在清晨进行，仪式光明庄严，道场的布置也是明朗伟大，让人心生赞叹，让人知道死亡虽不可免，但不是那么可怕愁惨的事。经过几场佛事，原来反对我们以佛事为父亲告别的亲友，这时也深受佛教的庄严肃穆的仪式感动，生起赞叹之心。而我们全家发心持齐念佛，把一切功德回向给父亲，使我们深信，父亲必可往生，假若他还有知，则一定欢喜我们所为他做的选择。
父亲出殡那天，由八位佛光山的师父引领，到墓地去下葬，没有铺张，没有排场，整个过程简单隆重，这种简单庄严的仪式虽不能杜悠悠众口，仍有人为我们不能给父亲办一个热闹的丧礼为憾，但更多的有理智、有认识的人则更深刻地认识了佛教的传统仪礼，是远远胜过一般民间所相信的形式。
至亲的人远离，乃是人间不可避免的苦痛，但假若我们不能令亡者在这一生中得到真正的安息，在往另一世的路途上有光明的指引，那么生者何堪？死者何欢？
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我们心中固有难抑的哀伤，但经过这一次的锻炼与启示，我更坚信了我长时来所沉浸的对佛菩萨的信仰，佛所说的话都是不谬的真理，而佛所留下的仪礼也是人间最值得崇敬的形式。
现在的一般人，他们宁可让自己的亡亲跟随口嚼槟榔、脚趿鞋的土公仔引导，宁可接受道士神秘的符咒，宁可相信死后的亲人都是到了阴曹地府，却不能相信智慧深刻的经典，不能追随有修有证的出家师父，不能有光明庄严的正念，这才是最让我忧心的。
父亲做佛事的同时，不远处也有一家人丧失至亲，却依传统礼俗，日夜祭拜三牲，一巡杀猪一头，半夜闻到道士的法螺都让我惊心，使我更深刻地想到《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早就指出的一段经文：
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及造恶缘，拜祭鬼神，求诸魍魍。何以故？尔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结罪缘，转增深重。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入天中。缘是临终被诸眷属造是恶因，亦令是命终人殃累对辩，晚生善处。何况临命终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据本业，自受恶趣，何忍眷属更为增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忽遇邻人，更附少物，以是之故，转复困重。
不禁抚卷长叹，为什么作为人子的我们，非但不能减轻父母的重负，还要在百斤之上，再加上沉重的负担呢？呜呼！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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