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就失去了集体。
我，正如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成员，从小在集体的怀抱里长大。小学的时候，小朋友们一起去包干区大扫除并且集体做早操。中学的时候，同学们一起彩排晚会节目并且集体做早操。大学的时候，大伙儿一起军训一起参加一二九合唱并且集体做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再也没有了集体早操可做。
先是在国内某大学做研究人员，不用坐班，不用教书，项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国读书，没有班级的概念，没有集体宿舍，没有一二九大合唱，更没有集体早操。后来开始写论文了，再后来又博士后了，更是成了一个学术的孤魂野鬼，自己看书，自己写东西，既没人搭理，也不用搭理谁。
对于一个口口声声热爱自由的学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梦寐以求的吗？
有时候，我的确对别人不得不过一种摩肩接踵的生活深感同情。那些不得不经常在领导面前点头称是的人，那些为了公司业务在客户面前强颜欢笑的人，那些要用精确到分钟的方式跟丈夫或者妻子汇报每日行踪的人。每当我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没有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动物园，没有丈夫吵着让我给他做晚饭，没有领导吵着让我做某个报表，没有同屋的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我的确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
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
集体生活中的“强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独处的时候不得不面对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往下扫名字，并且自言自语：这个人有空吗？他呢？她呢？他？她？他？上次是我主动约他吃饭的，这次再约人家会不会觉得很烦？而且，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吃一餐饭，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岭。哪像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不管他有没有空，不管他烦不烦，不管对他有没有什么可说的，都会稀里糊涂的聚到一起。辩证法这事，可真叫人伤脑筋。
我已经31岁，但是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起来了，做早操了！
然后我骂骂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脸，走廊上碰见老大和老二，水房里碰见老三和老四，回到宿舍，看见在梳妆打扮的老五。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万人，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就算我是厌烦这一切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凡是令你烦躁的，其实帮助你防止抑郁。当然抑郁和烦躁谁比谁更可恶，好比自杀与他杀谁比谁更可怕，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今天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她行色匆匆，没说两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赶紧走了，我们有一个学习小组，每周一下午有一个聚会，轮流主持案例讨论，这么冷的天，烦死了，又不能不去！
我才不同情她呢。我嫉妒她还来不及呢。因为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人群，没有什么聚会不能够不去。我站在广场上，人很多，声音很多，但是没有广播在播放：第一节，伸展运动——
煽情的艺术
我的朋友Micha，以色列人，在欧洲长大，现在住在美国，拍了一个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这样的人，大约也只能在纽约碰上。
几年前，他想拍一个纪录片，关于广东某个生产出口牛仔裤的血汗工厂的。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认识了我。我当时帮他翻译过一点东西，后来一直保持似有若无的e-mail联系。前一段，他突然e-mail我，说电影已经拍完了，周五在某某地方放映，让我一定要去看。之前他一直叮嘱我，让我一定要“honestly”告诉他，我怎么看这个电影。
我昨天去了。看了之后，很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煽情了。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里，感觉他都在摇晃着观众的胳膊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可怜啊，太可怜了……反而给人一种压迫感。让我想起以前在人大天桥上，几个要饭的小女孩冲过来，抱住我的腿大喊大叫。我可能本来想给钱的，经那么一抱一缠，反而失去了同情心。
他事先告诉过我，为了让这个电影的含义清晰强烈，他甚至“超越了纪录片和虚构片之间的界限”。比如，片中的女主角小丽本来是不写日记的，但是为了让她们生活中的某些信息传递出来，他安排小丽做“写日记状”，然后，日记里的内容，从头到尾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声声泪，字字血．感觉不像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写的，倒像是恩格斯写的。如此之假，仿佛海绵胸罩垫出来的高度，我看得难为情。
Micha啊Micha，我是多么支持你的事业，可是，面对这高耸的海绵胸罩，我实在是难为情。
最受不了的，是他选的音乐。凄凄惨惨切切，恨不得长出一只手来，从你眼里挤眼泪，还反反复复地响起。我真想告诉他，这样的音乐，在中国的电影里，一般只有在地主逼死了某个贫农，他的遗孀带着女孩坐在冬天的窗前，在如豆烛光里落泪时才会响起的。用在这里，实在是杀鸡用牛刀。
煽情这个东西，正如其他很多东西，遵循物极必反的道理。煽情过度正如化妆过度，便是好看的一张脸，也因为过于自我强调而形成压迫感。这一点，N万个网民签名让朱军下台，就是一个证明。另一个证明，就是至今很多人想起倪萍，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想哭而哭不出来的生理反应，可见当年她那闪烁着盈盈泪光的眼睛，给全国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创伤。
其实聪明一点的电影，早就不煸情了。事实上，反煽情才是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反煽情的方式上，又有两个套路。一个是无厘头套路，看谁假正经，就跑过去撞它一下，看它摔得四脚朝天，然后逃之天天，像胡戈同学那样。另一个就是冷煽情法，比如那些艺术电影，人人都绷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半天不吱一声。该哭了是吧，我偏不哭。该笑了是吧，我也偏不笑。我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我让你们这些批评家一个批评的把柄都抓不到。
说实话，其实“反煽情”这个东西，走到一定程度，也很无聊。生活中的确没有那么多“倪萍时刻”，但是有时候被有些人、有些事感动或者打动，也是人之常情。什么东西都给解构了，下一步就是去解构“解构主义”了。更要不得的是，为了讨好主流的娱乐精神，愣是要成天做“一点正经也没有”状，也挺累的。不能因为“感动”这种情绪不太酷，就把它藏着掖着。就算它是农村来的二舅，土点，也是家庭一员吧。
以前看贾樟柯的《世界》，里面有一段，一个民工出了工伤，临死前把自己欠账的名字都记了下来，让自己家人去还。后来看完电影出来，我一个一向热爱贾樟柯的朋友就说：哎呀，太煽情了，贾樟柯不应该这样煽情啊。仿佛因为贾樟柯让观众哭了出来，所以他就堕落了。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可能啊，我的朋友X和Y，还有那个Z，都可能做得出来。既然可能，为什么一定要藏着掖着呢？仅仅因为观众看了可能会哭，而哭这件事不够酷，所以一定要扼杀掉？人类对自己的感情戒备到这个地步，似乎也不必要。
不过，话又说回来，像Micha这样使劲煽，我还是害怕．所以昨天出了电影院，赶紧逃乏天天，甚至没有跟Micha honcstly交代我的感受，只支支吾吾地说：l like it…Eh，I've got to go，Talk to you later。
Micha一抬眉梢，看着我可疑的表情，说：Really?
诗坛风乍起
坦率地说，韩寒跟沈浩波吵架，比韩寒跟白烨吵架，好看多了。韩寒骂白烨，那纯粹是以强凌弱，我都不忍心看。韩寒跟沈浩波掐，这才是棋逢对手。我看得津津有味。
当然不能把粉丝的力量算进去，道理跟人数没关系。
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我不同意。我觉得，写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就像其他一切游戏一样，比如下棋，比如打牌，比如唱歌。人类的进化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些大同小异的游戏。饱暖思游戏，也算是人类的一个高级本能。
说诗歌是文字游戏，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做游戏，就像是制造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世界各地大约都有文以载道的美好追求，尤其是中国。但是诗歌在各种文体中，可能是“道”的成分最少的。它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通过词语的衔接与错位，把文字变成魔术，而魔术是会给人带来惊喜的。就算是写诗机器写出来的诗（本质上还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套用了一些已有诗歌的格式）。比如“请张三吃月亮”这样的诗句，还是会给人带来惊喜。就是说，相对而言，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形式主义，最接近音乐，最少依赖“内容”、“情节”、“意义”、“道德”的力量——我们知道，“意义”、“道德’’这些东西，总是被某个集体绑架，也就是很容易变成政治。
所以，在各种文体中，诗歌很可能最考验一个写作者的才华。
当然，诗歌能体现才华，并不等于写诗的人都有才华。这么简单的道理，沈同学似乎没有拎清。不认同赵丽华就是不认同诗人，不认同诗人就是不认同诗歌，不认同诗歌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就这样，我们仅仅因为无法欣赏赵丽华老师在衣阿华制作的馅饼而被判定为一群无可救药的暴民。
本来，赵丽华写完全没有修辞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试验，无可厚非。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实在是吃饱了撑的，不喜欢不读呗，也没人逼你。但同样可气的是捍卫丽华体的人，非要说你们欣赏不了这种诗歌，是因为你们太蠢。这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你明明端了一个空盘子出来，还要别人做吃得“津津有味”状，如果不做津津有味状，就说你味觉有问题。据说，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需要普通网民自备干粮、长途跋涉去探索。
这个这个……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探索其中的哲学深度，这个买卖好像有点不大公平。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哲学深度这种东西，不是“学院派”货色的玩意儿吗？怎么下半身一急，就急成上半身了呢？
据说赵丽华老师的诗歌因为突破了修辞的条条框框而实现了语言的重大突破。我不知道作为一个诗人，为什么要对修辞这么恨之入骨。我想诗人需要修辞，就像厨师需要把肉做成红烧肉、水煮肉、梅菜肉、回锅肉而不是把它端出来让人生吃一样，是人类味觉多样性的天然需要。抓起一块生羊腿血淋淋地就啃，这事很牛逼吗，也就是耸人听闻吧。没
准只是因为她根本不会做红烧肉水煮肉梅菜肉回锅肉呢。把不会的说成不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这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同学似乎爱以民间派诗人自居，结果网民的表现，直接把他从民间派打成了自作多情派。当然，也可以说，网民不代表民间，不知道街上的菜农、民工、流氓地痞算不算民间，但我疑心，让大街上的民间们在赵丽华老师和汪国真老师之间二选一，汪老师很可能会占上风。
当然，我不觉得菜农、民工、流氓地痞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就像我不觉得教授、文学批评家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一样。我只是觉得，扛着民间大旗狐假虎威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任贤齐老师说了，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其实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作为诗人，大家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搞什么派系斗争，不如大家一起回到文字本身。至于群众接不接受，网民接不接受，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我想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文字的奥妙，与世界达成和解。不一定是那种“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种“接受不被接受”的和解。
说实话，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是诗，就是好诗。只要是以写诗为爱好的人，就是时代的先锋。因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让群众夹道欢迎，我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跟出身论、血统论异曲同工。至于把诗歌写得一文不值还要命令整个社会对它顶礼膜拜，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个时代的堕落，其实是在恶化它。
周末读物
1．卡夫卡
出于要跟自己大脑的各个部分搞好关系的愿望，长期只读新闻和社科读物的我，星期六下午在书店转悠时，决定读小说。要读就读小说里的珠穆朗玛峰：卡夫卡。
多年以前试图读卡夫卡的《城堡》，结果只攀登到海拔第50页左右，就摔下山来。
觉得大师他太、太、太啰嗦了。一句话扯成两句话，两句话扯成四句话，四句话扯成十六句话，卡老师要是去做兰州拉面，肯定是一把好手。
随手拿一本卡夫卡短篇小说集，到咖啡座坐下，随手翻开一篇，In the Penal Colony，咬紧牙关，读啊读，终于以熬过一节化学课的心情，熬完了这篇小说。
还是喜欢不起来，还是一如既往地啰嗦。情节也生硬：“官员”跟“探索者”介绍一台刺字杀人机，本来要杀死一个“罪犯”的，但最后官员自己自杀了。
要象征主义也隐晦一点嘛！这样的象征主义，简直跟《投名状》里李连杰踩在冰上宣称自己如履薄冰一样。
2．Talof the Evrl
一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与各国独裁者遭遇的经历，目前只读了前两章，关于乌干达的阿明和关于中非的博卡萨。
这两章写得很好看，一股浓郁的原始社会气息扑面而来。
博卡萨说：“我是为了非洲人民才下台的，我要捍卫非洲人民的利益，因此西方殖民者把我赶下了台。”
独裁者们是不是都上过同一座修辞大学呢。
博卡萨有一个罗马尼亚老婆，一个越南老婆，一个中国台湾老婆，一个加蓬老婆，一个中非老婆，一个土耳其老婆……他甚至有两个越南女儿。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他把两个越南女儿嫁了出去。其中一个女婿被他自己杀死，一个女婿被他的敌人杀死，一个女儿被他的保镖杀死，一个女儿现在在巴黎开了一家越南餐馆。
去巴黎的话，我很想去拜访那家餐馆。
3．学生的作业
英国的学生大多都很“左”，三篇作业，两篇控诉西方帝国主义如何毁了发展中国家，一篇为斯大林主义唱赞歌。
就斯大林主义，该学生深情地写道：许多人说革命极权主义仅仅是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君主专制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对斯大林时期的文化部，他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苏联的文化部鼓励人们浸淫到各种文化中去，所以Kotkin才会说斯大林主义是启蒙运动的继续。
嗯，这是21世纪，英国，剑桥大学，是在我们以为古拉格的幽灵已经消散很久之后。
历史是一个无限且循环小数。
学习焦虑
我订了—份《经济学人》杂志，已经订了两年了。但是仔细想起来，发现除了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看这个杂志。那为什么要订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订《经济学人》这件事，至少从形式上缓解了我的“学习焦虑”。
作为一个文科博士生，我承认，我有学习焦虑。
据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
又据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这就注定了我的“学习焦虑”还将是不治之症。我刚学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最近的和平协议，结果它们又打起来了。我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的经济典范，立马就又传出那个国家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一千的消息。这边刚开一个威尼斯电影节，那边又要开多伦多电影节……就这么—个小破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小姐我踮起脚尖往前看，也只能看到舞台角落里花旦的那双鞋子。
多少次，半夜醒来，我睁着空空的双眼，为自己不了解巴西的政党制度、不了解东欧的私有化模式、不了解新浪潮电影是怎么回事而吓出一身冷汗。黑暗中，我听见群众愤慨地谴责我：还文科博士呢，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我抖抖瑟瑟嗫嚅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那天给朋友×打电话。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在纽约一个大公司工作写程序，说是要跳槽。
你们公司待遇不是很好吗？我惊讶地问。
不行啊，学不到新东西，现在当然还混得下去，但是有一天万一失业，不懂市场上的新技术，那就完了，他说。
看来，有学习焦虑的，还不仅仅是文科博士。
打开某著名门户网站，其主页最显眼的位置上，全都是这样的广告“北大总裁EMBA班！、国贸研究生班两年1.9万！、 2006年夏季学习风暴！……瞧，整个社会都染上了学习焦虑症。各处的江湖郎中纷纷出马，兜售猛药。总裁EMBA班都出来了，得病的，治病的，全都不知道害臊。
学习总归是一件好事吧，我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成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强迫症了呢，人人都赶着去看急诊。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多么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和一个魅力四射的丈夫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被甩掉，所以每天处心积虑地往脸上涂日霜夜霜眼霜防晒霜，一直涂到脸上所有毛孔都被堵塞为止。
上次我回家，就在我所住的城市广场上，看见触目惊心的一行大字：把××市建设成一个学习型城市!估计现在“学习”这个词，就跟口香糖似的，嚼在嘴里，是很酷的一件事。
也是，“三讲”里面，有一讲就是“讲学习”。
为了响应号召，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翻阅桌上那本崭新的《经济学人》，从智利的教育改革看起，北爱尔兰的出口业近况也行。
对猪头肉的乡愁
以前余光中好像写过一首诗，叫《乡愁》，邮票船票什么的。我的乡愁没那么诗意，都很具体，比如中友百货的夏季打折，比如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比如中关村附近的盗版光盘，当然，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吃猪头肉。
以前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吃饭很困难，要排长队，而且去晚了，什么都没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振作精神冲向食堂的话，就是橱窗后面那一盘子晶莹剔透的猪头肉。
要吃到猪头肉，并不容易。第一个障碍就是它的价钱，1块6一两，很贵族。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才“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跟男朋友分手了，郁闷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和好了，高兴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既没有分手又没有和好，无聊得去吃猪头肉。第二个困难就是，猪头肉似乎并不是很高雅的食物，听起来简直像骂人，而我，还是自视为一个窈窕淑女的，在别人眼里，没准还是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呢。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是要维护自己一个窈窕淑女的声誉，还是要满足自己恶俗的口福？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来到卖小菜的窗口，先四处张望一下有没有熟人，然后非常小声、含糊地说：来二两猪头肉。买到猪头肉后，我立刻把它盖起来，低着头匆匆从食堂后门出去。比起毒品交易，就差没戴墨镜和使用暗号了。
我在朋友圈子里，以喜欢各种恶俗的食物而出名。以前一个好朋友快结婚了，要把她先生介绍给我们几个女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点的菜都挺高雅，因为在生人面前嘛。清蒸鲈鱼、海鲜豆腐煲什么的，最俗的也就是酸辣土豆丝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抬起头，豪迈地说：火爆腰花！
人大西门外，有一个老陈麻辣烫火锅。那个时候，我有个男朋友，我们经常去吃。我不能吃辣的，一吃就三把鼻涕一把泪的，第二天还拉肚子。但是一提到麻辣烫，我就视死如归，势不可挡。每次要决定去哪吃饭的时候，我的前男朋友就故意装作很困惑的样子，问：那，咱们上哪儿去吃呢？果然，我会嗫嚅地说：咱们再去吃麻辣烫火锅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大笑起来。这个细节，成了他一个屡试不爽的娱乐项目。
我对猪头肉之流的爱好，除了使我小小地丢过几次人以外，对我的人生还是颇有进益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觉得，一切低俗的东西在高雅的东西面前，有它自己的奥妙。比如说，我虽然是“做学问的”，但是我对术语缺乏迷信，不至于听到一个“政权内卷化”就荷尔蒙分泌加速。又比如说，谁要跟我吹他开的车多高级，我可以气定神闲地伸出脚来，说我脚上的鞋子才花了18块5。又比如说，刚从第五大道的名品店出来，走在破破烂烂的中国城，我还是会从那拥挤破烂中体会出一种古怪的魅力。这些，我以为，或多或少都和我对猪头肉的爱好有种隐秘的联系。
到了国外，当然就很难吃到猪头肉了。虽然偶尔也能在中餐馆见到“豆腐肥肠”、“小椒鸭舌”什么，但猪头肉却是难觅芳踪。这不禁让我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初秋的纽约，有了一丝惆怅的乡愁。啊，我还是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只不过让我深深地、深深地徘徊的，是人大食堂橱窗里的那二两猪头肉。
过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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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看话剧，至少我爱这样说。
有一段时间，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做一个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
那大约是在我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萨特的剧本，1997年，在北京。看完之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一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的，之后，我觉得女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我喜欢话剧剧场的那种小，那种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到彼此呼吸的紧凑、温暖和一点点压迫感，这和电影院是多么不同啊。电影院那么大，人心涣散，还隔着一个银幕，演员和观众之间貌合神离。我还喜欢话剧没有花哨的特技，没有复杂的镜头切换，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说说而已。在我四处宣扬自己将要成为一个话剧导演之后，我看不出在自己，一个国际政治系的女研究生，和一个话剧导演，这两点之间如何能够联成一条线。于是我就沿着女研究生的道路一路走了下去。硕士，博士，博士后，老师，直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当一个话剧导演。
其实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的，但是创造机会，多么辛苦啊，要翻山越岭吧，要四渡赤水吧，哪像眼前这铺好的高速公路，可以畅通无阻地开下去。
谁年轻的时候没个理想啊，只有杨丽娟才真以为自己可以跟刘德华搞上一腿。
更早的时候，大学时代的一年冬天，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门口等一位同学。他编导了一个学生话剧，该剧深入探讨了生死、爱情、诗歌等戏剧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如此之深入，它深深感动了一颗19岁女大学生的心。为了表达赞美，我坐在大礼堂门口等他的话剧散场。
话剧散场了，所有人都走光了，他也出来了。我鼓起勇气跑过去说恭喜演出成功。他说谢谢再见。然后我默默地沿着学校的林荫道上走了回去。一个晚上，一个月，一年，几年，都不能从那个夜晚的寒冷里走出去。
到了纽约之后，总是告诫自己，要多看话剧，这里是戏剧之都，不要浪费啊。
却一直没怎么看，七年才看三四个话剧。
昨天突然意识到没有机会了，很快就要走了，这么一个宝藏在眼皮底下，竟然不去弯一下腰，多么地傲慢。
然后就去看了，“No End of Blame”是我想看的那类戏呢，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19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口味。
走出剧院，我感到充实。不是因为这个剧，而是因为我看了一场话剧这个事实。走在大街上，10年前的那种激动重新在眼前闪现。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我还有一个那样的构思……啊，我有那么多的构思。但是很快我就走到了地铁站，很快2路地铁就来了，很快我就随着人群挤了上去。
干一行恨—行
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干一行，爱一行。
我被吓着了。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呢？我，我自己，简直是干一行，恨一行。
比如做学问，以前远看时，就觉得这事多优雅多清高啊。坐在烟雾缭绕的书房里，紧皱着眉头读那些没什么用的书，用具有游戏精神的“无意义”去抵抗毫无游戏精神的“无意义”在所有种类的精神病中，无疑这是最纯洁的一种。可是近距离接触以后，发现这事一点不优雅不清高，一条工业流水线而已。不过人家生产出来的是家电是饮料，我们生产出来的是书籍是文章。人家生产出来的东西还可以用来给别人穿给别人吃，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是用来给自己评职称而已。
我还在电视台实习过。1998年的夏天，我，还有露同学，去电视台的某栏目实习。任务是圈新闻选题，就是拿着一堆报纸杂志还有读者来信，挖掘“线索”。我就记得，每天从人大去电视台的公共汽车上，我都无比沮丧，想下车，想回家。每天早上，露同学都要花费大量口舌才能说服我跟她一起去上班。后来我就不去了。后来她也不去了。
我还做过促销、家教、兼职的行政工作……它们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难以忍受，一个比一个更像大街上那些美女的背影，从后面看那么美，可是一转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我不喜欢某个工作，可能是那个工作的错。可是如果我不喜欢所有的工作，那是不是我的错呢？当然我可以从批判现代分工体系对人的“异化”这个角度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为了给自己的乖戾一个动听的名目，不惜佯装成新马克思主义者。啊不，因为那又是一份工作。
现在，为了生计，我不得不继续“做学问”，按说是个不错的职业，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有的时候，尤其是坐在“学术会议”当中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特别想尖叫。
我经常幻想那些更适合我的工作，我能想到的包括：话剧导演、熊猫饲养员、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研究大脑的科学家，给外星人当间谍……可是，我多么了解自己啊。那个清醒的我只想对那个想入非非的我说：同学，千万别从背后拍美女的肩膀，她会回头的，她真的会。
有时候我还暗暗地嫉妒那些家庭主妇。但是当有人自告奋勇说：你不用工作，我可以养你啊！我又嗫嚅起来，我虚荣心这么强，怎么能忍受当家庭主妇。
于是我嫉妒那个可能的自己。
再说了，既然干一行恨一行，我敢打赌自己会飞快地就会恨上家庭主妇这一行。
为了论证工作的必要性，一个朋友说，Evrery living is obliged to earn his living。每一个活着的事物都有义务去养活自己。这说法多么正确，但是对于我，对于那些热爱趴在草原上晒太阳的狮子，对于那些已经两个月没有吃上任何东西的企鹅，又是多么的无情。
谢谢收看
我人生中最急中生智的一刻，可能是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那天我又在邻居杨丽丽家看了一晚上电视。先是杨丽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是她妹妹杨萍萍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杨爸爸杨妈妈杨奶奶全都睡觉去了。只有我，一个人，6岁的邻居小朋友，还死皮赖脸地坐在他们家客厅的小板凳上，在黑暗中看着一闪一闪的屏幕，目不转睛地看完了
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电视都困了，深夜的屏幕上猝不及防地打出四个大字：谢谢收看。
我只好恋恋不舍的回家去了，一边钻进被窝一边意犹未尽地回味着电视屏幕上的一切。这时候爸爸问我：你在杨丽丽家都看了什么电视片啊？我思绪翻滚，我想说我看了这个，我想说我看了那个，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看了些什么，于是脑子里灵光一闪，郑重地告诉爸爸：谢谢收看。
这件事情说明：第一，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是相对贫困的，还有很多家庭买不起电视，造成很多家庭间的电视移民；第二，一个小朋友是先学会念字后学会理解它的含义的——她也许已经能够拼读谢谢收看四个字了，但是她不知道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就像她被强迫背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但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第三，小时候的我，非常热爱看电视。
后来通过我的两个小侄子，我看到了儿童看电视的那种眼神。那个闪亮的方盒子，像个巫师一样在发功，而他们则像被催眠了一样，灵魂一点一点被吸走。目不转睛、目不转睛、目不转睛。你往他们的左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右边一偏，你往他们右边一挡，他们的脑袋就齐刷刷地往左边一偏，甚至没工夫跟你交涉你所站的位置是否合理。动画片当然最好，但是古装电视剧也行，甚至经济台的生猪市场价格变动都能看得下去。啊，关键是整个美好世界在那个盒子里色彩缤纷地一闪、一闪、一闪。
初中时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苍老的时候。那时候，为了学习，为了争当三好，为了传说中金灿灿的未来，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一这个变态的哲学。灭人欲的表现之一当然是消灭一切恋爱的细菌，将一切男生给我抛的媚眼写的纸条，以及我对一切男同学产生的情绪波动都毫不犹豫地扼杀在摇篮中，并踩上一万只脚！表现之二就是用非常严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穿着打扮。披头散发是不行的。高跟鞋，那简直骇人听闻。超短裙？我30岁以前从来没有穿过！有一天王勇琴披着头发来上学，我当场质问她为什么不梳辫子，她说她中午洗的头发干不了，我简直气愤填膺，你就不能早点儿洗头或者晚点儿洗头吗？你为什么要中午洗头呢，骗人！肯定是骗人的！
啊！21世纪的青年们原谅我吧。那时候我想在一切动词前面加上“秋风扫落叶般地”这个状语，那时候我的床头还贴着一个小标语，叫“战胜自我”。一个少女被她所处的时代都给逼得在床头贴出“战胜自我”了，那不但是可原谅，甚至是可心疼的吧。
“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重大表现就是不看电视。我不需要爸妈告诫我不要看电视，也没有学会用这件事作为砝码去讨价还价得到一些东西（真是太缺乏生意头脑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啪，落入书桌前。啪，开始看书做习题。啪啪啪，做完了一切变态题之后心满意足地睡去。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房间里《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笑傲江湖》、《六个梦》等经典电视剧在如泣如诉地上映．我虽然看不到，但我知道《星星知我心》那个感人的妈妈有5个小孩，分别叫秀秀、东东、弯弯、佩佩、彬彬，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佩佩”，因为她的名字用台湾腔念起来是那样的，佩——佩——。另外我还知道它的主题曲是那样的：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啊，不对，那个是《昨夜星辰》。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变态哲学导致自己错失了多少东西。上大学以后，在别人都能够搞清楚刘雪华、林青霞、吕秀菱都演过谁谁谁，以及萧峰令狐冲韦小宝都出现在哪部电视剧里时，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我就这样错过了通过电视剧接受宝贵的爱国主义教育、正确的恋爱观教育以及八荣八耻道德观教育的机会。
上大学以后住宿舍，听电视都不可能了。我的电视时代就这样中断了，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一断就是八年。期间电视上再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每年寒暑假回去，隐约看到刘蓓、张国立、徐帆等人不停地在电视上晃。噢，对了，还有“小燕子”风暴．一群疯疯癫癫的男男女女穿着古装在电视上或发嗲或咆哮，对于当时已经暗暗自诩文化精英的我，真是风乍起，吹皱一身鸡皮疙瘩。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剧里一个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给劈了个窟窿，我就接近崩溃了。什么呀，不就是个“武林至尊”地位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电视剧了，这么多演员了，还没分出高下啊。别打了，都热兵器时代了，各个门派提高一下研发经费好不好。再说这些长衣飘飘的美男美女整天在山水田野——也就是江湖上——马不停蹄地奔跑，到处搞串联，不用上班啊，不用交税啊，福利国家啊。
等到2000年末，在一个纽约的小公寓里再打开电视时，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不爱看电视了。外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不好看。美剧分为午间的和晚间的两类。午间的就是美式琼瑶剧——总有一个男青年的爸爸不是他亲爸爸，总有一个女青年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总有一个好人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总有一个坏人最后变成好人。晚间的电视剧就是美式武打剧——破案。每个城市，纽约，芝加哥，迈阿密，洛杉矶，都有自己的破案系列，每次节目都以发现一具尸体开始，以人民警察光荣破案终了。当然了，美式疑案剧比中式武打剧还是稍微人道一点。基本上没有考验神经的“嚎啕”片段，而中国的电视剧，无论武打剧家庭剧疑案剧历史剧，都有阵发性嚎啕防不胜防地出现，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珠小珠落玉盘。不过，美剧在这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美式疑案剧里，基本上人人都胸有成竹，面无表情，语气冰冷，那些办案人员，人人都似乎见识过大世面，看到一具惨死的尸体，就像看到一块石头一样无动于衷。我就不信了，死成那样还面无表情？头给锯下来还给劈成了两半了，装得很辛苦吧。
让我恢复对电视爱好的，是发现了各类情景喜剧和脱口秀。好看的情景喜剧包括（排名分先后）：Seinfeld；That 70s Show；Will and Grace；Everybody Loves Raymond；Simpons Two and Half Man……排在最后的，就是那个最流行的Friends。有一个据说很好看的动画情景喜剧叫South Park，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怎么看到电视上演。最好看的脱口秀是Jay Lcno和Connar O'Brien。还有几个据说很有名的脱口秀比如Stephen Colbert之类，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太左了，我这个反动派实在看不下去。老是抓着布什不放，既没有新意，又安全无比，柿子专找软的捏，太没劲了，有本事你骂奥巴马试试看！
我之所以喜爱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是因为其中的对话特别聪明，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地聪明，那小机智小幽默，那线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杀，比乒乓球冠军决赛还好看。前一段有朋友给我发周立波的单口相声视频，说是特别好玩，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我看了之后，就觉得中国人真可怜，这不让说，那不让讲，一会儿有关部门很生气，一会儿广大群众很受伤，那么一点蹑手蹑脚的小玩笑，大家就迫不及待奔走相告了。
到了英国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英国人的电视节目里几乎没有情景喜剧和脱口秀。而英国的电视剧真不好看，既没有中国式波澜壮阔的嚎啕，也没有美国式胸有成竹的紧凑，他们的故事无色无味无盐无糖。怎么说呢——我从来不能坚持连续看10分钟以上，所以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也有一两个类似脱口秀的节目，一群喜剧演员聚在一起损政治家、电影明星、体育明星。聪明也是真聪明，可是特别特别残酷！连我这么邪恶的人，都看不下去。而且那些残酷的笑话，明显卖弄的成分大大超过了娱乐的成分，所以我不爱看。英式幽默比起美式幽默，那是要颜色深很多，如果说美式幽默是帮观众抓痒，英式幽默则是一把匕首飞过来，躲得过算你命大，躲不过算你倒霉。
英国的电视节目相对好看的是纪录片和时政新闻。比如Panorama，就是通过这个纪录片系列，我了解到日本的贫困阶层有多穷，中国的贩卖儿童业现状，苏丹的近况，联合国的腐败……时政新闻的好看之处在于，任何一个问题，主持人都会请正反两方表达意见，但是英国的国内政治，大多是鸡毛蒜皮的争执，正方反方似乎都是无聊方。
好在还有《老友记》，我在英国的两年里，BBC 4+1在重放美剧《老友记》。这个曾经在我的排名中名列最后的情景喜剧，在与自己的竞争中一举跃为第一名。每天晚上6-7点，Rachel，Phoebe，Nlonica，Ross，Joey，Chandler准时出现。6-7点大约是我每天回家的时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调到《老友记》。其实我也不总在看，有时候就是开着电视，让欢声笑语充满公寓。
出国时间长，对国内与时俱进的电视业发展已经无法追踪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汉武大帝》、《雍正王朝》、《新少林传奇》、《少年包青天》、《可爱的你》、《潜伏》……每年回家，发现嚎啕的还在嚷啕，劈大山的还在劈大山，韩剧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个喷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纸巾来。一个新现象是近几年突然涌现出许多歌颂“我军官兵”的电视剧，我想这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百思不得其解之后，而我家的电视基本上永远是停留在中央二台，我不看电视剧不看综艺节目不看时政新闻就看看经济新闻总可以吧。当然有时候我也看看新闻联播，我主要是想研究研究我国的“领导排坐学”、“领导表情学”、“领导视察学”等领域近年有没有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堆家里没有电视的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有文化。作为文化人，他们很清高，而电视则是很低俗的东西，为了避免被低俗文化污染，于是他们毅然放弃了电视。对此我很困惑：第一，他们家来客人又没话说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往哪里投放呢？第二，在他们怀疑人生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更倒霉的人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呢？第三，在他们想通过骂人来建立智力优越感的时候，怎样迅速找到大规模的傻叉呢？（画外音：网络）第四，如果他们家里有孩子，他们怎样让正在哭闹的、特别粘人的、满地打滚的小朋友迅速恢复安静呢？啊，小朋友多么热爱看电视。至少有一个小朋友曾经如此。
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仰望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良莠不分，来者不拒，坚持把所有的电视节目看了个底朝天，看到“谢谢收看”为止。她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当时，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Alice
我到美国六年，一直没有一个英文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总不好意思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感觉像是去割个双眼皮。
如果非要有一个，那就叫Alice吧。
Alice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知道的第一个外国女孩名字。那个时候，每一课的结尾，学了生词以后，老师要教几句对话。汤姆说：What's your name？爱丽丝说：My name is Alice。汤姆说：How are you？爱丽丝说：Fine, thank you，and you？
我最喜欢的歌手Tom Waits有一张专辑，就叫《Alice》。Alice那首歌里写道：And the tears on my facc/and the skatcs on the pond/they spell Alice/I'll disappear in your namc/But you must wait for me/somewherc bcneath the sea。还有我喜欢的另一个歌手Karen Ann，写过一首歌，叫Song of Alice。好像一个歌手想象一个优美的女性时，就会叫她Alice。而这个叫Alice的女孩，在歌里总是远远的，小小的，在你看清之前就转身消失。
奇怪的是，我在生活里一个Alice也不认识。在美国我认识无数的Jeniffer，无数的Julia，无数的Caroline，无数的Monica，但是我一个Alice也不认识。仿佛是全世界团结起来，保护我对这个名字的想象力。我最熟的那个Jeniffer笑的声音很难听，Julia太胖，Caroline性格沉闷，Monica是个女铁人。但是，我不认识任何Alice，所以她完美无瑕。
当然Alice也不是完全没有“形象”。电影Closer里面，美丽的波特曼小姐扮演的那个角色就叫Alice，如果Alice必须对应一个活人的形象，那她就应该长成波特曼那样。
哦，对了，怎么能忘记“爱丽丝漫游仙境”。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唯一理由，是它曾经感动过某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曾经感动过我。你能想象吗？一个总是忧国忧民、挥斥方遒的男人，私下里热爱一个童话故事，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是一个随时随地会感冒的女孩。
Alice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人们最纤细的、最缤纷的想象力。
每搬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有种改名换姓的冲动。人的一生为什么一直要叫同一个名字呢？这是多么没必要。因为刚搬到波士顿，昨天碰见一个新邻居，自我介绍的时候，费半天劲，她就是念不对我的中文名字。我突然不知哪冒出来的勇气，说：Call me Alice，then。
就这样，在邻居家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我掏出了那个盒子，并且觉得如释重负。仿佛一个12岁的小姑娘，偷出了妈妈的化妆品，把脸蛋涂抹得惊心动魄，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却觉得异样地熟悉。
老张、亦文和蚊米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亦文。我们都喊他老张。其实他也不老，就三十。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本来呢，这样的人，在美国，都应该被喊成James Zhang之类的。但是我们叫惯了老张，他也就听惯了。这让我暗暗地对他有一点同情——如果有谁喊我“老刘”，我肯定很受伤。因为如果都被喊成老刘了，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这个老什么什么的，让人联想
起某县某局某科的科长，而且是副的，一辈子也没扑腾起来的那种。哪见过有点前途的人被喊成老什么什么的，会有人叫张柏芝“老张”吗？会有人叫张朝阳“老张”吗？所以说，如果“诗意”有一个反义词，那就是“老张”；如果“希望”有一个反义词，它也是“老张”。
但是我说的这个老张倒也不介意。仔细想想也是，他做的很多事，挺像一个“老张”才能做的事，比如他吃饭特别快，还把袖子捞起来；他特别快地吃完饭后，会说：今天我请客。再比如，他会使以下的句子听上去特别顺口：
“老张，我要去中国城买很多东西，你帮我去扛吧。”
“老张，今天有个哥们欺负我，你帮我去揍他一顿吧．”
总而言之，老张对“老张”这个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地进行了发挥，使老张这个词中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我和老张，是很暖昧过一阵的。有一段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一聊就到深更半夜．谈人生。谈理想。谈鸡毛蒜皮。我也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拒绝成为“老刘”的人，和一个资深的“老张”，为什么有这么多可聊。
“你别叫我老张了，叫我亦文吧。”有一天，老张突然跟我说。
“好吧，老张。”我一哆嗦，答应了下来。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喜欢你。但是，作为老张，他无法说出这么诗意的话，于是他用一个极其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这个委婉的方式就是：叫我亦文吧。
老张是不可能谈恋爱的——顶着“老张”这个词的人，顶多可以来个“中年丧偶，觅体健貌端的中年女子一名”，但是亦文可以。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和我恋爱，必须先把“老张”这个词从我嘴里扼杀了。但是我积重难返，喊不出亦文。而且，亦文，多酸啊。再说了，“亦文，你帮我去中国城扛东西吧”，听上去就不太对劲，是吧？“亦文”后面应该跟的句子是：“亦文，你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或者，“亦文，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忘记你”云云。总而言之，我们这些穷光蛋的饭桌上需要一个老张，而“亦文”最好还是滚回琼瑶阿姨的小说里去．
但是我又不忍心让老张失望。当我意识到张亦文恋爱的希望，与他的“去老张化”休戚相关，我就更觉得不忍心。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只有焦虑地在“喂”、“哎”、“嗨”之间颠沛流离。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一只蚊子被拔掉腿之后，变得像一粒米，也就是“蚊米”。
我突然茅塞顿开，“蚊米”，就是它了。
我和张亦文谈判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服了他，让我叫他蚊米。我的大意是：虽然蚊子不是很可爱，但是没有了腿的蚊子就不一样了，它变得像一粒米，而米是很可爱的东西，所以蚊米也是很可爱的东西。我说了很久，说得天都黑了。张亦文看着口干舌燥的我，起了侧隐之心。他哭丧着脸，好像自己的四肢给拔掉了一样，说：好吧，蚊米就蚊米。
而我，则高兴得要死。蚊米多好啊，在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一个进退自如的距离。如果他是“老张”，那我就不能进；而如果他是“亦文”，那我就不能退。但是，现在好了，他变成了蚊米，既可以去中国城扛东西，又可以从地平线上诗情画意地升起。而且，下面这句话怎么听怎么合理：
“蚊米，我要去中国城买东西，你帮我去扛吧。对了，现在街上百合花卖得特别便宜，你知道吧，蚊米？！”
我爱“饭扫光”
以前跟朋友聊天，她告诉我，当她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可以吃什么什么，就心花怒放地蹦了起来。我说我怎么来到美国之后，从来不会为某一种吃的东西兴奋到这个程度呢？事实上，当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要吃什么什么，只会翻一个身，更沉地睡去。
大多数人到美国来之后，都能或多或少地适应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比如，开始爱吃比萨饼、三明治、意大利通心粉、奶酪。只有我始终保持着爱国主义的胃口，对祖国的饮食怀抱从一而终的坚贞。这就导致了我要么可吃的东西极少，要么就得自己动手做。由于懒，也由于以前说过的厨房问题，我一个星期也就做一两次饭，而其他时候，就跟流浪猫似
的，逮着什么吃什么，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到吃饭时间，就端着空空的饭碗，遥望祖国的方向，脑子里翻滚着水煮鱼、麻辣烫、香辣蟹等等美丽的名词，喉咙里却不断地咽着痛苦的口水，完全可以说是饮食界的文天祥。
当然，这种状态是在我邂逅“饭扫光”之前。而自从认识了“饭扫光”之后，我在美国的吃饭生涯，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事实上，我在美国的饮食生活，完全可以划分为“前饭扫光时代”和“后饭扫光时代”，与饭扫光的相遇，可以说是我吃饭历史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饭扫光，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能让你把饭一扫而光的辣酱。与一般的辣酱比，她比较有“内涵”，里面有蘑菇、萝卜干、大头菜或者干笋等等。
她的辣，不像阿香婆那样杀气腾腾，而是辣中带点香、带点鲜、带点风骚。如果说阿香婆的辣，是一个大老粗站在一栋居民楼底下大喊“安红、安红，我爱你”，而饭扫光的辣，则是张靓颖小姐的海豚音，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还有那么一点慑人心魄的震颤。
我已经不记得我初识“饭扫光”时的浪漫情形了，重要的是，从那以后，但凡我去flushing，第一使命就是摘到几瓶“饭扫光”。自从有了饭扫光，我的饭碗就找到了爱情。一般我会在冰箱里储备一大锅饭，到吃饭时间，挖出几勺热一下，然后，噌，从冰箱里掏出我的宝贝饭扫光，顿时，我的房间蓬荜生辉，而我也在饭扫光的感召下，一个猛子扎入我的大白米饭当中。等我再把头从空空如也的饭碗中抬起来，这个世界已经因为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而变得温情脉脉。
虽然如果我妈知道了这个画面，肯定心疼不已，对我来说，这却是美国给我的最好的回忆之一。每当我为论文、为爱情、为事业、为工作、为前途而焦虑不已时，我知道，几个小时后，我的餐桌上，会有一瓶熠熠发光的饭扫光。在这异国他乡和被我过得一塌糊涂的生活里，饭扫光就是我的兴奋剂，我味觉里无穷无尽的小魔术。
这一段时间因为忙，没有时间去flushing，所以饭扫光已经坐吃山空。大约有两三个月，我吃饭的时候，没有了饭扫光。好在有蚊米！蚊米同学昨天去中国城剪头发，顺便帮我完成了买饭扫光的光荣使命。他一口气买了4瓶，一把推到我的面前，我无语凝咽，感动地说：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蚊米说，不用谢。我一把推开他，说，不是谢你，是谢谢饭扫光。
如果你现在来我家找我，你会看到桌上有半瓶饭扫光，桌子的旁边，沙发上，一个女人幸福地倒在那，面前放着3瓶还没有开启的饭扫光。以后她要是死了，每年清明节也别烧什么纸钱送什么鲜花了，上坟的时候，别忘了捎上一瓶饭扫光，最好是带野香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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