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人”的主要生活空间是社会。如果说宗族人是靠血缘关系为纽带来构成个人的生活支持体系，那么社会人就是靠社会关系为纽带来构成个人的生活支持体系。
社会学家认为，构成社会关系的主要成分是人际关系，建立人际关系的主要方式是社交。没有社交，就不能形成人际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也就不容易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生活支持体系，也就不能彻底实现个人由宗族人向社会人的升华。
一个发展不完善的社会人，他一定会在许多方面与社会格格不入，他会在生活和事业中碰许多钉子，他会遭遇许多的挫折，他会经常体会到孤独与无助。因此，马斯洛把社交需求放在了个人需求的第三个层次上。只有处世，才能加速个人社会化的进程，处世是宗族人向社会人转化的最基本的方式。
13世纪时，北威尔士王子列维伦有一条忠实而凶猛的狗——
盖勒特。一天，王子出猎，留狗在家看护婴儿。王子回来后，看见血染地毯，却不见婴儿。而狗一边舔着嘴边的鲜血，一边高兴地望着他。王子大怒，抽刀刺入狗腹。狗惨叫一声，惊醒了熟睡在血迹斑斑的毯子下面的婴儿。
这时，王子才发现屋角躺着一条死去的恶狼。原来盖勒特为保护小主人，咬死了恶狼。
王子悲痛万分，把狗葬在了自己的公馆里。
狗伤害婴儿嘴边会留有鲜血，不伤害婴儿嘴边也可能会留有鲜血。而王子认为凡嘴边有鲜血的就是伤害婴儿的，所以，他必然产生错误的分析，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用自己的脑筋，冷静理智地思考了。
“尽人事，听天命”。我们每个人应当不被私心所困，努力以赴，并且能够冷静地迎接事情的来临。不论是期待中，或者是能力所不及的事物，都应当不忙乱、不惊慌，心平气和地去面对它，也只有这样，才能开创更新的前程。
少年皇帝智平叛乱
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应注意保持冷静态度细心观察，切忌随便表现自己的耿直性格以免坏事。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由汉昭帝即位。
昭帝当时只有8岁，汉武帝临终前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命他辅佐昭帝。因为昭帝还不能亲自管理天下大政，所以一切大小事件，都归霍光主持。霍光日夜都在殿中住着，帮助昭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赋税，减少劳役，把国家大事管理得有条有理。
昭帝并不是武帝的长子，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是燕王刘旦，虽然聪明博学，但生性傲慢；另一个是广陵王刘胥，虽有勇力，却专爱游猎。这两人武帝都不喜欢，所以传位给昭帝。对此，他们二人都心怀怨恨。燕王旦积极训练士兵，准备造反，篡夺皇位，被霍光发现，碍着昭帝的面子，只让他谢罪了事。刘旦因此深恨霍光。
还有个安阳侯上官桀，他和霍光同时被封为侯爵，地位和霍光相当。如今霍光主持朝政，他只是个普通大臣，心中不服。他就攀联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想把6岁的孙女嫁给昭帝当皇后，这样他就可以掌握国家的权力。霍光因他孙女年龄幼小，没有同意，由此上官桀也与霍光结下了深仇。
盖长公主有个宠信的人名叫丁外人，原来不过是公主夫家的门客，公主竟想利用自己的权势，提出要给丁外人封侯，霍光没有理睬，由此又引起了盖长公主的怨恨。
这样一来，这批有权有势的人都把霍光看作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相互勾结起来，非将他拔除不可。只是霍光一切都依法办事，他们抓不到把柄，只得暂时忍耐，等待时机。
昭帝14岁那年，霍光以为皇帝已经长成，自己可以逐渐放手了。于是就外出到广明地方去了一次。
上官桀认为机会来了，便把仇视霍光的那帮人串联起来，商量出一条计策：借用燕王刘旦的名义，给昭帝上书，劾奏霍光的罪行，让皇帝给他定罪，这样他就无法逃脱了。
很快，一封由燕王刘旦署名的书信呈送到昭帝手里。信中说，霍光这次出行，仪仗队和乘的车子都和皇帝一模一样，说明他有篡夺帝位的野心。他还把一名校尉私自调到他将军府里。为了防止霍光制造变故，刘旦请求辞去王位，到宫中来担任警卫，以免产生不测。
昭帝将信看了又看，想了多时，竟把它搁置一旁，并不颁发出来。上官桀等了半天，不见动静，不得不入宫探问，昭帝只是对他微微一笑，并不回答他的问题。
第二天，霍光回到宫中，就得知燕王弹劾他谋反的事情，不免恐惧，独自闷坐在西殿等待消息。
不一会昭帝上朝，大臣们都来了，独缺霍光。昭帝就问：“大将军哪里去了？”
上官桀应声回答说：“他被燕王旦弹劾了，所以不敢来。”昭帝立刻派人去把霍光召来。霍光自己脱下大将军的帽子，跪在地上请罪。却听昭帝说道：“将军请把帽子戴上，我知道你无罪！”
霍光又惊又喜，忙抬头问道：“陛下如何知道小臣无罪？”昭帝说：“将军去广明巡视，至今不到10天，燕王远在蓟地，他怎么这样快就知道京城里的事情？如果说将军真要造反，何必要用一名校尉？这明明是有人谋害将军，才写了这封伪书。我虽年少，也不会这样容易受骗！”
霍光听了，不禁佩服。其他文武百官都没料到这么年幼的君主，独能察觉出这书中的纰漏，无不暗暗称奇。大家虽然不知道这书信是谁写的，也觉得它很可怀疑。只有上官桀和他的同党们心怀鬼胎，最为恐慌。
等到霍光起身就位，昭帝就命令将送信的人捉拿归案，然后不谈别的事情，立即退朝。
送信的人就是上官桀派去的，已经被他藏匿起来，一时难以破获。但昭帝连日催办，下令一定要查获。上官桀就对昭帝说：“这样的小事，不值得穷追不放。”
昭帝不但不听，反而追得更紧，同时察觉上官桀怀有二心，便与他疏远起来，只亲信霍光。上官桀忧恨交迫，就买通贴近昭帝的侍从，讲霍光的坏话。昭帝听了，勃然大怒，说：“大将军是当今的忠臣，先帝嘱咐他辅助我治理国家，谁敢再来搬弄是非，从严治理！”侍从碰了钉子，不敢再说，只得回复上官桀。上官桀眼看着大祸临头，索性狗急跳墙，想出一条毒计，阴谋先杀了霍光，再废了昭帝，然后诱骗燕王刘旦入京，将他刺死，干脆由自己登上皇帝宝座。
不料事机不密，他们的阴谋被上官桀的同党——盖长公主的家人泄露了出来。
昭帝得到消息，就找霍光商议。昭帝密令丞相田千秋借邀请上官桀商量任用官吏的名义，把他诱进丞相府斩了，又把其他同党也用同样方法处决了。盖长公主知道发生了变化，便畏罪自杀。上官桀在京都的死党很快被一网打尽。消息传到燕王旦那里，他正想起兵造反，一看京城的内应已经被除，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正在烦闷，昭帝的诏书又来了，揭露了他的罪行，命令他自裁。他看到造反无望，就上吊自杀了。
昭帝平定了一场暴乱，消除了危机，使国家安定下来。
是贼非贼
有一天正晌午，北宋著名哲学家邵康节和他12岁的小儿子邵伯温在院子里乘凉，突然院墙外边伸进一个人头，朝院子中瞅了一圈，又缩了回去。
邵康节问儿子：“你说这个人瞅啥？”
伯温说：“八成是个贼，想偷东西，看见有人，又走啦。”“不，”邵康节说，“他是找牛的，不是贼。”儿子不信，跑出门去问那人是不是找牛的。
“是呀！”找牛的人说，“小兄弟，你咋知道我是找牛的？”是呀，邵康节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找牛的？
邵康节是这样解释的：伸进头的人若是贼，见院子里有人，便会立即缩回去。他见院子里有人，还是瞅了一圈，这说明是寻找东西，而且是寻找会动的东西；只瞅一下而没有仔细看，说明是个大东西。看他的样子是农民，所以准是找牛的。
邵康节知道那个人找牛依靠的是分析。正是由于一系列的冷静分析，他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焚庐灭鼠
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个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自在。
可是有一件事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地增长。白天，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蹿下跳地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它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地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有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
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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