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要将这些讨论会组合在一起确实是个相当棘手的工作。其实，筹集基金倒并不十分困难。盖尔曼利用他的关系网从卡内基基金会拉来了两万五千美元。IBM公司捐资了一万美元。考温又另外从麦克阿瑟基金会筹集到两万五千美元。（盖尔曼是该基金会董事，觉得自己去筹资不太合适。）

但更困难的事情是邀请什么人来参加的问题。考温说：“问题是，你能够让被邀请来的人相互交谈，就学科边缘上所发生的问题相互启发，相互激发吗？我们能否形成一个能够真正丰富科学大整合这类研究的社团？”我们实在不难想象这样的会议最终会落入互不理解，每个人的话题正好都与其他人的话题擦边而过的境地——如果他们之中的人没有因为实在百无聊赖而第一个走出会议室的话。避免这类情况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要邀请那些适当的人来参加讨论。

“我们不需要那类与世隔绝的人，那类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书的人。”考温说。“我们需要沟通，需要激情，需要相互之间产生知识的激励。”

他说，他们最需要的是那些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已经显示出真才实学和创造力，但又思想开通，易于接受新思想的人。但令人沮丧的是，即使是（或特别是）在举世瞩目的科学家里面，这样的人也十分稀少。盖尔曼推荐了一些可能具有这样素质的人。考温说：“盖尔曼对人的知识实力有很高的品味。而且他认识所有的人。”赫伯· 安德森也推荐了几个人，潘恩斯和菲尔·安德森也都推荐了一些人。考温说：“菲尔的常识异常丰富。他对那些他觉得华而不实的人很不客气。”他们花费了一个夏天的时间给全国各地打电话和苦思冥想，这才寻找到各大学科的精兵强将。他们最后发现，他们推荐上来的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杰出人才的名单”，囊括杰出物理学家、人类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

当然，考温和任何人完全不知道，当这些人聚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

其实，根本就无法将这些人全部都聚在一起。他们各自在时间安排上的冲突迫使潘恩斯将讨论会分别安排在两个周末举行，1984年10月6日至7日和11月10 日至11日。但考温记得，即使是这样分成两段的讨论会召开起来都有困难。在10月6日的讨论会上，盖尔曼首先做了一个为时四十五分钟的发言，题目是：《研究所的概念》——基本上是他在前一个圣诞节期间对资深研究员们做的那番鼓舞人心的关于《正在形成的科学大整合》的发言的扩大版。接下来是就如何将这个概念变成切实可行的科学研究计划和一个现实的研究所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中有一些争议。”考温说。起初，大家对如何寻找到一个共同点不是很明确。

比如说，芝加哥大学神经科学家杰克·考温（JackCowan。与乔治·考温没有亲戚关系）认为，分子生物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早就应该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理论方面的研究上，从手头已经掌握的大量关于单个细胞和单个分子的数据资料中寻找出意义所在。但马上就有反对意见说，细胞和生物分子很大程度上是随机进化的产物，对理论研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杰克·考温以前就听到过类似的反对意见，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举麻醉剂导致的视幻觉为例。这些视幻觉会有格子状、螺旋状、漏斗状等多种形状。每一个形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通过脑视觉皮层的线性电波。对此是否有可能利用物理学家用过的数学场理论（mathematical field theories）做成线性电波的模式呢？

美国研究所的道格拉斯·斯瓦兹（Douglas Schwartz）说，考古学是进行跨学科研究最成熟的领域。美国研究所坐落在桑塔费的考古中心，这次研讨会就在这个中心召开。道格拉斯说，考古研究正面对三大最根本的谜团：第一，尚未进化为人类的灵长物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具有了包括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在内的人类的特质的？这是发生在一百万年以前，从人能直立行走开始的呢？还是发生在几万年前，在尼安德特人开始转变成现代人类，现代直立人时开始的呢？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几百万种物种没有人脑这么大的大脑也生存自如。为什么地球上的物种如此不相同呢？第二，为什么农业社会和定居生活取代了游牧狩猎和部落生活？第三，什么力量导致了像行业分工、精英阶层的形成和基于经济和宗教等因素的权力结构的形成等文化复杂性的发展？

斯瓦兹说，虽然美国南部的阿纳萨基文明崛起与衰落的考古遗迹给后两个谜团提供了极好的野外实验室，但这三个谜团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他觉得，找到答案的唯一希望，在于考古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之间要有比以往更多的合作。野外研究人员需要物理学家、化学家、地理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更多的帮助，来使他们重现远古时期气候和生态平衡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帮助他们理解究竟什么是古代人行动的驱动力。

这番话无疑引起了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罗伯特·麦克考马克·亚当斯（Robert McCormack Adams）的共鸣。亚当斯几个星期前刚宣誓就任史密斯生物研究院的秘书长。他说，至少在过去的十年中，他对人类学家的文明进化渐进论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了。当他在美索布达米亚做考古挖掘时，看到古代文化经历了混乱的震荡和骚动。他说，他越来越把文明的兴衰看成是自组织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不同的时候，从自己对环境的不同的认识出发，选择不同的文化组合群。

史蒂芬·伍尔弗雷姆（Stephen Wolfram）也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接过来探讨这个自组织的主题。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二十五岁的史蒂芬是一个英格兰神童。他正在从最基本的层面上研究复杂现象。他早就开始和伊利诺斯大学商谈创建一个从事复杂系统研究的中心。他说，每当你观察物理或生物方面非常复杂的系统时，你会发现它们的基本组成因素和基本法则非常简单。复杂的出现是因为这些简单的组成因素自动地在相互发生作用。复杂性其实是存在于组织之中：即一个系统的组成因素用无数可能的方式在相互作用。

最近，伍尔弗雷姆和其他许多理论家已经开始用细胞自动器来进行复杂性的研究。这基本上是按照编制好的特殊程序在计算机屏幕上生发出各种形式。细胞生发器具有定义精确的优势，因此可以用来做详细分析。而且，它们还完全可以用来对从非常简单的规律生发出具有令人吃惊的动力和复杂性形式进行研究。他说，理论家所面临的挑战，是要从中得出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个规律应该能够描述这样的复杂性是何时和如何涌现于自然界的。虽然目前尚未得出答案，但他对此却抱乐观态度。

同时，不管你利用这个研究所做些什么，都要确保每个研究人员都有当前最好的计算机装备。计算机是从事复杂性研究的最基本的工具，他补充说。

讨论如此这般地继续着。怎样组织这个研究所？芝加哥城外的弗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创始期主任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说，关键是，研究所要与实验人员保待密切的联系。过多的理论最终只会使你两眼紧盯着自己的肚脐眼。IBM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路易斯·布朗斯克姆（LouisBranscomb）极力推崇创办一个没有系科界限的研究所的思路。在这样的研究环境中，人们可以随意交谈，相互影响。“人们可以相互偷思想，这点非常重要。”他说。

考温说，到了第一天午餐时间，与会者开始对自己的任务变得热切了起来。十分幸运的是，桑塔费恰逢秋高气爽的大好天气，大家排队自选午餐后，便端着盘子走出户外，在美国研究所的草地上继续刚才的讨论和争辩。（这个研究所的房产曾经属于一个在这儿埋了两百二十条狗的脾气古怪的嗣女。）考温说：“大家开始认识到，某些事正在形成之中。他们正在迎接它的到来。”到了第二天，那是一个星期天，“事情已经变得很激动人心了。”到了与会者启程回家的星期一早上，每个人都已经很明白了，这儿确实可以成为一个科学的核心。

卡罗瑟斯觉得这个周末过得就像是在天堂。“这儿聚集了一群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人，他们是全世界最具创造性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对世界基本上都持有一种共识。他们似乎都感到‘涌现的整合’真正意味着科学的重组——科学在不同领域的重复的主题将以新的方式被重新组合。我还记得我和斯坦福大学人口生物学家杰克·考温、马克·菲尔德曼（Mare Feldman），以及很多数学家之间的讨论。我们各自的学科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但我们却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有很大的重复性。也许这部分地是因为人类的头脑只能按一定的方式思考，但这些研讨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真正的信徒。我不怎么愿意把这称之为宗教的体验，但却非常接近这种体验。”

对埃德·奈普（Ed Knapp）来说，置身于众多功名显赫的大人物之中，令他欣喜万分。奈普是罗沙拉莫斯的元老，目前正在华盛顿国家科学基金会担任本届的主席。他也参加了最初的一些关于创立研究所的讨论。有一次他走到卡罗瑟斯面前问：“嗨，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史密斯协会的鲍勃·亚当斯（Bob Adams）也有差不多的反应。“这是一批很优秀的论文。”他说。“当事情正呼之欲出，而你已经开始做一些寻找端倪的工作时，能够走出来参加这样的桑塔费学术讨论，突然发现在神经生物学、宇宙学、生态平衡学理论等领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上帝，你只希望你也能加入进去。”

一个月以后又举办了第二次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人全都换了，但效果却像上一次一样好。甚至连安德森都深有感触。“你没法不感到跃跃欲试。”他说。这次研讨会消除了他的最后一丝怀疑：这个研究所确实不同于以往他所知道的所有高级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所比以往任何这类的研究机构都更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他们确实把关注的重点置于各学科之间的共同问题上。”他说。而且，讨论确实产生出了一些东西。“虽然我们还不很清楚讨论涉及到的所有方面的问题是否都会被列入研究计划，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其中很多问题都会被列入研究计划。”

更重要的是，研讨会对考温关于科学大整合的概念做了澄清，而这正是非常需要做的事。盖尔曼回忆说：“我们寻找到了大量的相似点。在我们所涉及到的各种学科领域的问题中，存在大量的共同特点。你得仔细观察和推敲，但一旦当你弄懂了各学科的术语，你会突然发现，大家面临的问题有如此多的共同点。”

特别是，创建期的研讨会证明，每一个问题的核心，都涉及一个由无数“作用者”组成的系统。这些作用者也许是分子、神经元、物种、消费者，或甚至是企业。但不管这些作用者是什么，它们都是通过相互适应和相互竞争而经常性地自组织和再组织，使自己形成更大结构的东西。就这样，分子组合成细胞、神经元组合成大脑、物种组合成生态平衡系统、消费者和企业组合成经济，等等。在每一个阶段，新形成的结构会形成和产生新的突然涌现的行为表现。换句话说，复杂性，实质上就是一门关于涌现的科学。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考温一直想陈述清楚的东西，就是如何发现涌现的基本规律。

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讨论进行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整合为一的新科学才产生了一个名字：复杂性科学。考温说：“较之我们沿用过的其他名称，包括‘突变科学’，这似乎是一个更能涵盖我们正在致力于研究的一切的总称。”“它涵盖了我感兴趣的一切，也许也涵盖了这个研究所所有人所感兴趣的一切事情。”

所以，在两次研讨会之后，考温和他的研究所就上了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能慷慨解囊，资助他们一笔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