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和回到家中，张允和劝她去看看沈从文。在兄弟姐妹面前，张兆和有点不好意思，说道：“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回到旅馆，沈从文很懊恼，独自躺在床上生闷气：自己坐了30个钟头的火车，特意来看她，却不想吃了闭门羹。想象中，张兆和收到自己来苏州的信后，会漫不经心地对自己说：“你的信我收到了，想来就来吧。”他在心里自问：我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人家对我那么冷淡，我反而热情到不成样子？我把这次见面看得那么郑重，人家却看得那么随便？
正当沈从文胡思乱想之时，有人来敲门了。门开后，张兆和在门外背书似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说完了，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切沈从文想象中的纷乱，在现实中竟如此简便。于是，沈从文跟着张兆和一同回转九如巷3号。
其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正住在上海。只有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住在这里。见沈从文来，他们很热情。张兆和的五弟张寰和，用自己仅有的两元零用钱为沈从文买了一瓶汽水，使沈从文大为感动。张兆和的二姐允和，心情宽和、厚道，对沈从文和妹妹的事最上心。沈从文这一天过得快活极了。但他对自己与张兆和的婚事，心里还是没底。不知她的父母是什么态度。
张兆和的父亲是个头脑开明的人，他独资创办了乐益女中，凡贫寒人家和工人女儿一律不收学费；聘用教师也不拘一格，张闻天、侯绍裘、匡亚明等共产党名人都先后在乐益女中任过教。对儿女恋爱、婚姻之事他也从不过问和干涉，更不论什么门户了。张家一位邻居，曾让媒人向他家求婚，他哈哈大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无人向张家提亲。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不持异议。
在得到父亲明确答复后，张允和与张兆和一同去邮局，分别给沈从文拍发了一份电报。张允和的电报上，只有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则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是沈从文自己曾说过的话）发报员觉得奇怪，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打这以后，张兆和才开始与沈从文通信。至此，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总算可以望见了它的终点。沈从文终于以他对爱情的忠贞专一和横溢的才华，赢得了张兆和的心。真是精诚所至，金石所开。
七、投夫所好，方良得伴经国终生
美妇娱目，供半世之玩好；良妇娱心，作终身伴侣。
--拿破仑蒋方良这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异域女子陪伴身居高位的蒋经国走过半个世纪，二人始终互敬互爱，相敬如宾，没有长时间分离过。一位异邦女子何以得到蒋经国的青睐并与之相厮相守半个世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蒋方良这位异域女子在这场近似中国古典婚姻中成功的爱情策划。
蒋方良爱情策划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她对爱情目标的准确定位：作为一名来自西伯利亚的异域女子，她知道选择了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的蒋经国，就意味着她必须适应具有特殊身份的蒋经国的仕途沉浮；那就是不论蒋经国在失意之时还是在得意之时都能做到宠辱不惊；由于对自己爱情目标的准确定位，在生活习惯，价值取向及风俗、礼教等方面受到另一文明的强烈冲击时，蒋方良硬是通过不断调整，使自己适应了繁杂的中国礼俗。她的既具有西方人的活泼、外向，同时兼具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顺从，以及深居简出，几乎刻意隐藏自己的生活习惯，都是与她对丈夫以及对爱情所依附的生活、社会环境的准确了解是分不开的。她知道要使爱情美满、必须不断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对方。在如此精心策划，细密分析、谨慎行事的基础上，方良这个异域女子终于得到了自己所渴望的爱情。
其成功之处还在于她能准确分析把握对方心理，投其所好：她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蒋家在中国的独特地位以及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知道自己不可能也不能像宋美龄那样出入政坛，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因此方良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对丈夫的公事她从不曾过问，也没有替他惹出一件是非，而是致力于做一个单纯而典型的家庭主妇，对于在中国政治舞台扮演头面人物的蒋经国来说，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看来，仔细分析对方的心理是你确定自己爱情行销策略的出发点，只有在此基础上，你才能有备而发，投其所好，让他（她）为你心动。
虽然蒋家在中国政治舞台扮演头面人物逾一甲子，蒋经国先生担任了长达16年的“行政院长”及“总统”，但来自异邦的方良却始终过着近似传统中国农家妇女的生活，几乎从未像国际间其他第一夫人那样，体尝“妻随夫贵”的滋味。
当79岁的蒋经国油尽灯枯地走完人生旅程，政坛人士对于一直默默扮演牺牲角色的方良，纷纷不胜唏嘘地议论：“历来有权有势的妇女，很少有人能耐得住寂寞”，“她表现出另外一种形式的伟大”……一向采取低姿态、刻意隐藏自己的方良，一意坚守保持缄默的原则，不愿面对公众。但透过她的家人及蒋旧日部属的描述，依旧可见这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妇人，在中国第一家庭里不平凡的一生。
方良的俄文原名叫法因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18岁那年，她在苏联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和蒋经国结下一世情缘。关于这段异国恋情滋生的经过，在《我在苏联的日子》一书里，蒋经国曾经这样提及：“我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那几年，法因娜是我唯一的朋友，也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每逢我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并加以援手。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而据他们的媒人--80高龄的玛丽亚，在西伯利亚接受台湾记者访问时回忆，少女时代的法因娜不仅面目清丽，走路姿态也特别高雅迷人。这对情侣常去海边游泳，“尼古拉（蒋经国俄文名）很听法因娜的话，他对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满意。”玛丽亚指出。
婚后没多久，“西安事变”爆发，心急如焚的蒋经国数度申请回国被拒。苏联当局不仅撤销他的一切职务，还取消了他候补共产党员的资格。
法因娜替丈夫扛起生活重担。蒋经国亲笔记下了当时的情况。写道：“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这6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1937年初，斯大林戏剧化地答应蒋经国携眷返国。毅然丢下家族、故友、祖国，随夫奔向陌生地的法因娜，当时是否了解蒋家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未来她可能扮演的角色？
法因娜一踏进中国，立刻受到不同语言、风俗、礼教、生活习惯等强烈的文化冲击。
她同蒋经国携子从上海、南京回到浙江溪口，拜见亲婆毛福梅。据香港《大公报》记载，这对夫妇特地在蒋家宗祠--丰镐房报本堂，依乡俗补办婚礼；在司仪一拜天地、二祭祖先、三拜父母的号令下，方良行礼如仪。而“朴实、勤劳”的俄国新媳妇，没隔两天就穿起旗袍下厨帮忙，开始洗手做羹汤。
“法因娜”的俄文名，也很快便被蒋经国依照谐音改成“芳娘”。至于“芳娘”又如何变成了“方良”，据留俄中山大学校友回忆，有位同学徐君虎，认为中国人不宜管自己的老婆叫“娘”，建议把“女”字边去掉，经国先生笑纳。从此，“蒋方良”三个字公开沿用至今。俄国东正教出身的方良，要适应繁杂的中国礼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浙江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蒋介石家世》一书披露，1949年清明节，蒋介石曾带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麟岙祭扫蒋母王太夫人墓。他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但方良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当时直斥儿媳“不懂礼节”。
然而，17年后方良过50岁生日，蒋介石特别亲笔题了“贤良慈孝”四字，送给“芳娘贤媳”做纪念，足见多年来方良对中国礼节所下的苦功。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方良如何学说中国话呢？据了解，方良的生活圈子里一直满布浙江奉化人，因此，她学到的是半调子国语--带有俄国腔的宁波官话。她自知这种国语“有点怪怪的”，怕别人听不懂，要出席公开场合时常为之却步。
不过，方良来台湾后又学了英文。她的英文说写流利，平时大都阅读英文书报杂志，以了解世界脉动。
早年和方良接触过的人都感觉，她的个性富有西方女人的活泼、外向，也同时兼具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顺从。
绝大多数在中国的岁月，方良确是深居简出，似乎刻意把自己隐藏起来。
然而，生命中某些因缘际会，也曾使她闪现短暂的光华。
先后追随蒋经国工作30年，赣南时期担任蒋经国机要秘书的漆高儒回忆，在江西专员公署地区的日子，因局面单纯，宋美龄亦不在当地，方良做过小规模的“第一夫人”，且做得相当称职。方良对兴办儿童教育的兴趣，从大陆延续到台湾。来台初期，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方良顺理成章地成为“妇联会国防部分会主任委员”。
开办三军托儿所，使她真正投身儿童教育。她喜欢做菜，会包饺子及做各类中式小点，时常挖空心思，帮托儿所的小朋友安排菜色。
“我想，这可能是她一生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一位蒋家子女表示，直到现在，还常怀念三军托儿所的母亲督导下所做的江浙饭菜。
除此之外，方良的生活内容，便几乎全在家务间打转了。
蒋家的佣人一向不多，后房里有一个老妈子--阿保嫂，另有男工负责烧饭，但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厨师。早期住在长安东路时，方良自己在后院养鸡，把鸡蛋给丈夫、孩子补充营养，还替家人裁制简单的衣物。因为寓所紧临铁道，煤烟灰尘特别重，蒋家访客经常看到，方良用脚在盆子里踩洗厚大的落地窗帘。
事实上，方良就是这么一个单纯而典型的家庭主妇，甚至还有些农家妇女的味道。
跟随方良的人都说，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即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依然处处替人着想。
当医务人员站在病房外值班时，她总会请他们进房坐下。
令政界人士尤其刮目相看的是，数十年来，方良不曾过问蒋经国的公事，也没有替他惹出一件是非。任何人找她帮忙，她总是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管先生的事，你不要来找我……”她曾对蒋经国的属下解释：“人家把我们‘看成’很有权势，一定以为我能影响先生。因此我更不能过问，好让先生自己做判断。”“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干什么。”出入蒋家的宋时选这样说。
据长年在七海官邸服勤的侍卫见证，这对夫妇的确情感深厚。她称他“国”，他叫她“芳”。每天早上经国出门上班，方良总会亲自送到客厅门口，和他吻别。先生无法按时回家吃饭时，她一定空着肚子等候。在蒋家子女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斗过嘴，真正是“相敬如宾”；而母亲此生最大的满足便是“一直能陪伴着父亲，跟他相守在一起”。
谨守本分的方良鲜少社交，几个较常来往的朋友，像赵聚钰、孙义宣、王永树、毛瀛初等夫人，一交就是几十年。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后，从不在外应酬，她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或因情感只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旁观者大都发现，方良在管教子女方面比较宽松。
“她就像一位典型的美国母亲般宠爱与纵容儿子。”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所著《我知道的蒋经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因此，当蒋经国溘然长逝，蒋家儿孙又纷纷远走他乡后，不少人担心，方良顿失依爱，将无法自处。
事实上，和蒋经国结伴半世纪、始终不曾长时间分离的方良，至今仍活在蒋经国的音容笑貌里。亲近她的人说，有时她似乎不认为蒋经国真的走了。每天晨起，她会到他的房间里摸摸弄弄，并要求随从一星期带她去慈湖看他一次。而被留下来的她，依旧默默扮演着数十年如一日的角色。每到年节，她定回士林官邸陪90许高龄的婆婆宋美龄进餐。平时，她独自在家看电视、录像带及书报，或到客厅、院子里踱踱方步，偶尔和几位老友谈天叙旧，每周徐乃锦会回家陪她吃两次饭。
有些人主动表示愿意来陪她，但社交范围一直十分局限的方良，总觉得麻烦别人不好，面对不熟的人，她也不知道该谈些什么。
半世纪来，生活已完全中国化的方良，此生是否还有什么待完成的心愿？
“先父辞世，对她是一个打击。”蒋家子女说，“我们希望她颐养天年，但她变得很澹泊，认为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就很好。”
八、痴爱有方，里根情有独钟
真正的爱情能够鼓舞人，唤醒他内心沉睡着的力量和潜藏着的才能。
--卜迦丘里根与南希的婚姻可以称为美国上层人士屈指可数的美满婚姻之一。他们夫妇二人数十年来始终保持着他们热恋时的亲密感情。他们并没有像许多登上高位的领袖人物那样，一旦地位升迁，原来的爱情便枯萎凋零，黯然失色，而是始终坚持不渝，恩爱如初。无论是在里根默默无闻之时，还是跻身高位之后，南希在其心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该说，这归于南希对爱情的成功策划。
其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前期调查研究充分：南希与里根初识之时，正逢南希处心积虑寻觅能与他共享风流韵趣的男子之时，对于这个重新激起她心中热情的男子，她并没有贸然示爱，而是在多次接触中去进一步了解他：知道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表面上乐观豁达，内心却忧郁不安，已届不惑之年事业却濒临崩溃，而他们俩都徨于爱情的荒漠；基于对里根的充分了解，南希知道里根对挚爱和幸福家庭的向往，因此她总能观察出里根感情的细微变化，并在里根需要关心、抚慰的时候能够及时地投其所好。
其次缘于南希的策略得力，实施得体，虽然南希感到一种巨大新奇的力量吸引着自己，想和里根多见几次面，但她还是颇有节制地圈出一块自由领地，未经许可不得侵入。尽管她把里根看做心目中的特殊偶像，但她并不急于袒露自己的心意，而是等待恰当时机。她在等待里根的求婚之中保持了适度的矜持。此外，她与里根前妻的孩子的和睦相处对于遭遇过一次不幸婚姻的里根来说，则更具有吸引力。在里根走上政坛之后，丈夫的政治生涯对于平素好静的南希来说意味着将永远失去宝贵的平静，她的选择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丈夫身边，不遗余力地支持丈夫。南希对爱情的精心策划，使两人的爱情生活随着丈夫政治生涯的成功也日臻完美。
由此可见，要征服一个经历过爱情破产人的心更需要对自己的爱情进行精心的设计，无论是相识阶段，还是相吸阶段，甚至是真正的婚姻生活阶段，都有大把文章可做。
美国上层人士中美满的婚姻屈指可数，最典型且留芳百世的可能是南希与里根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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