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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财女计划》 作者:张达红

第25章 比较女人学(2)

  其次,邓文迪在婚后对自己的角色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很多人一开始都担心,这个女人太野心勃勃。尤其是默多克前妻安娜,深怕邓文迪夺去她几个儿女的继承权,在离婚文件里特地加入了条款,不给邓文迪以及她与默多克的任何子女以新闻集团的投票权,只给他们股份分红的权利。邓文迪在公共场合与安娜以及安娜的成年子女们相处得都非常融洽,连世界上最厉害的狗仔队都抓不住小辫子。对于默多克商业王国中,尤其是那些在主流传媒界占有比较高份额的业务,邓文迪刻意保持距离。曾经有记者问她是否喜欢新闻集团旗下美国福克斯电视的时政脱口秀主持人格兰·贝克的节目(该节目以政治保守倾向著称),邓文迪非常“害羞”地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是让她丈夫去回答吧。但是她很有选择性地积极参与新闻集团的某些业务,如互联网策略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事物。新闻集团收购网站“My Space”,邓文迪在背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她本人与MySpace的两位创始人就是好朋友。不难想象,邓文迪的枕边风对帮助年纪渐长的默多克了解和体会互联网有相当大的作用。目前,邓文迪的官方头衔是“MySpace中国公司董事和首席策略官”。以这样“自然”、不触动敏感神经的方式保持她在新闻集团商业方面的角色,不能不说是非常高超的安排。更耐人寻味的是,与默多克的前妻安娜“事不关己”的态度相比,默多克参加任何商业活动,邓文迪总是相伴左右。曾经到过默多克家中的知情人称,在与默多克夫妇的谈话中,邓文迪对新闻集团的业务相当了解。

  再者,邓文迪虽然头顶着默多克太太的称号,却仍然保持着相当独立的个性。她的两个女儿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美国的很多华人家庭,即使父母都是中国人,也很难把“小假洋鬼子们”的中文抓好。在默多克的生活圈中,如果不是邓文迪的坚持,两位千金的中文学习绝对没影儿!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默多克投了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票,邓文迪则投了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票,这也充分说明了邓文迪有着自己的立场。

  那么,邓文迪这样一个女人在后默多克时代将如何“拥有自己的天空”?我想起了另一位传媒界名女人,那就是《华盛顿邮报》集团已故女掌门凯瑟琳·格雷厄姆。虽然她是上一辈的人,但是她的生活和事业经历仍然可以引起今天很多女性的共鸣。

  1917年6月16日,凯瑟琳出生于纽约,在家中排行老四。她的父亲尤金·迈耶是一位非常成功、有名望的华尔街银行家。她的母亲漂亮能干,到哪里都是社交场合的明星。强势的母亲造成了凯瑟琳从小就非常害羞,缺乏自信,不喜欢抛头露面的性格。在她出生后不久,功成名就的迈耶把生活重心放到了积极参政之上,当时胡佛总统手下的美联储主席。1933年,迈耶买下了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开始了另一番事业。凯瑟琳当时正在上高中,没有人告诉她这件事--这种事情对那个年代的一个女孩来说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情,知不知道无所谓--直到她放暑假回家,才知道父亲成了《华盛顿邮报》的新主人。1946年迈耶退休时,把《华盛顿邮报》交给了凯瑟琳的丈夫、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菲利普·格雷厄姆,凯瑟琳仍然只是一个热心的旁观者,主要职责是相夫教子,从来都不插手报社业务。在菲利普的领导下,《华盛顿邮报》逐渐成为美国首都地区最有分量的报纸,公司业务也扩展到电视、广播、期刊等各个传媒领域,菲利普本人也因为领导得力、事业成功而成了《时代》杂志1956年4月16日那一期的封面人物。他还是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重要圈内人,在华盛顿政界举足轻重。凯瑟琳一如既往地站在丈夫背后,履行她的模范贤妻良母职责。然而,菲利普因为长期的工作压力,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并且告诉凯瑟琳他爱上了手下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记者,要和凯瑟琳离婚。两人经过了一段痛苦的分居岁月后,他又宣布回到凯瑟琳身边。可是几个月后,1963年8月,在所有人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菲利普在家中开枪自杀。

  多年饱受丈夫病情与移情煎熬,被丈夫的自杀强烈震惊,满怀悲伤、失落和迷惘,毫无商业和新闻业经验的凯瑟琳几乎是无意识地当上了美国舆论重要桥头堡《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很多年以后,人们问她当初如何有勇气挑起这副重担。她说,她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副重担有多重,前路有多崎岖,会有多少不眠之夜。她当时只是想着《华盛顿邮报》是父亲和丈夫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事业,是她的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己只是一座桥梁,为子女将来长大成人后继承父亲衣钵作铺垫而已。

  她上任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与高层管理人员沟通,尤其是那些在她与菲利普分居时公开表示站在菲利普那一边的人,包括后来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20多年、为报纸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报人本杰明·布莱德利。她深知自己缺乏经验,需要能干的内行人的帮助,哪怕那些人有“前嫌”,因此她丝毫没有“老板娘”的架子。她对《华盛顿邮报》的热爱让她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挑战,尤其是在那个职业女性仍然是稀有动物的年代。她既无前人可效仿,又无同辈的支持,走过了“一个艰难又孤独的过程”,一直到1999年卡莉·菲奥莉娜成为惠普公司总裁之前,凯瑟琳是唯一一位担任《财富》世界五百强公司总裁的女性。

  1973年6月15日,《华盛顿邮报》上市,开盘每股股价是26美元。1997年凯瑟琳正式退休时,股价已经达到每股279美元,年回报率达到10%。股神巴菲特投资眼光锐利,他买入《华盛顿邮报》10%的股份,是他最成功的投资例子之一。巴菲特和凯瑟琳的友谊成为商业史上的佳话,也成为《华盛顿邮报》的福祉。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是《华盛顿邮报》的鼎盛时期。1988年12月,《华盛顿邮报》与苹果电脑、默克制药、沃尔玛超市一起被《商业月刊》列为“管理最佳公司”。

  但是凯瑟琳的成功绝不仅限于此。她和《华盛顿邮报》最闪光的时刻,也是最值得载入新闻史的时刻,就是在1971年顶住尼克松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政治高压(尼克松当局的司法部曾经不无威胁地暗示要调查《华盛顿邮报》集团的“不当商业行为”),刊登五角大楼内部关于越南问题的调查报告,以及之后在“水门事件”中,坚持客观报道,维护公众了解政治内幕的权利。这两件事使得《华盛顿邮报》正式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媒体,而凯瑟琳也成为受人瞩目的传媒风云人物。

  凯瑟琳生于富裕之家,前半生无忧无虑,过着平淡安稳的日子,却没有自己的独立身份,直到世事突变,被生活推上了前台。她的成就在那个女性备受约束的时代,显得尤其突出。她选择走出自己的安全区域,一头扎进充满未知的商业世界,并不是因为她有任何野心,或者她有财务上的需要。她的选择是她家庭观、自我观、世界观的自然延伸,是出于她对于《华盛顿邮报》的热爱,是出于探索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角色的渴望,是出于她对待人生的责任感。

  今天,凯瑟琳的声望已经远远超过曾经让凯瑟琳仰视崇拜的父亲和丈夫,她领导期间也是《华盛顿邮报》的黄金岁月和最鼎盛时期。她从女儿到妻子到寡妇的角色转换使她最终成为创造了历史的女人。

  很有意思的是,邓文迪的前半生充满奋斗,也充满曲折(人们看到的是凤凰栖上枝头的荣耀,但是个中艰辛唯有灰姑娘自知)。现在的她则恪守妇道,与凯瑟琳的生活经历似乎完全相反。对于澳大利亚记者埃里克·埃利斯的采访要求,新闻集团发言人是这样回答的:“关于文迪,并没有长篇商业故事可以报道--她目前的主要兴趣全部集中在My Space在中国的潜在发展策略方面。她不是新闻集团的管理人员,没有正式职位,也不想成为公司管理人员。她的主要角色是两个可爱的小孩子的好妈妈。”

  虽然她们的家庭出身、文化背景和生活时代大相径庭,但是她们作为女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自己身边强势个性的男人消失之后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物质财富对于她们的生活,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边际效益”,也就是说,物质财富的增加对于她们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从时间上讲,邓文迪比起凯瑟琳有后来者的优势:时代变迁,社会对于积极追求自我的女性已经相当接受。凯瑟琳时代,哈佛商学院都不收女生。而邓文迪的耶鲁商学院班上女生可不少!然而,从跨越文化的角度来讲,邓文迪是“前无古人”。西方社会对于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怀疑甚至排斥,哪怕是一位赤手空拳的女人。嫁给外国人的中国女孩成千上万,但是她们都努力地融入丈夫的世界,像邓文迪这样保持着很多自我的并不多。

  那么凯瑟琳可以给邓文迪什么样的启发呢?凯瑟琳的成功并不是她一夜之间脱胎换骨,突然变成了女强人。可以说,如果凯瑟琳野心勃勃,很有可能得罪原来丈夫手下的那些得力干将--他们之所以愿意留在凯瑟琳身边帮助她,与她对自己的不足有清醒认识、不耻下问、一切为了《华盛顿邮报》的未来着想的态度有关。她的脆弱,她的幼稚,她的不自信,与她对《华盛顿邮报》的满腔热爱,都真实地展现在她所继承的团队眼前。人们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人们被她打动了。她之所以可以在与尼克松政府的对峙中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莫大的勇气,没有因为商业利益受到当局威胁而患得患失,并不是因为她个性刚毅,天不怕地不怕,而是因为她信仰媒体独立精神,不愿意让她手上的《华盛顿邮报》沾上屈服权势的污点。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她的坚持原则换来了读者的尊重,奠定并巩固了《华盛顿邮报》的地位,为公司创造了无价之宝--声誉,那也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财富。而这一切,都不是凯瑟琳最初接班时的目的。她简单而执著的出发点--为保住父亲和丈夫的事业成果,为下一代的继承作铺垫,成了她最好的动力来源,而她鲜明的正义感和受父亲以及丈夫影响而养成的职业操守让她一路得道多助。

  如果说《华盛顿邮报》的重任突然砸到凯瑟琳头上,把她弄得措手不及,那么相比之下,邓文迪在新闻集团最终的位置则需要她发挥聪明才智去争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去创造。《华盛顿邮报》虽然重要,但毕竟还只涵盖比较单一的业务范围,并且当时还不是上市公司,凯瑟琳从一开始就坐上掌门位置并不突兀。而新闻集团是上市跨国公司,涉足众多媒体领域,期望邓文迪(或者默多克其他的子女)全盘接默多克的班可能有点不现实。邓文迪的机会在于她的“中国根”。任何人接手新闻集团,都会被拿来与默多克相比。绝大部分的投资人都认为,默多克的战略眼光和统筹能力无几人能出其右,华尔街分析师们都在公开讨论新闻集团股票的“继承计划折扣”--失去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恐怕会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动荡,如果没有第二个默多克级别的领导人物出现,新闻集团分裂也不是天方夜谭。邓文迪不能一下子踏入新闻集团核心决策层反而对她有利--没有人对她评头论足,她可以专心于新闻集团的中国业务。媒体行业在西方属于市场比较成熟的行业,而在中国则是朝阳产业,邓文迪的天地其实要比那个将来坐到默多克椅子上的人广阔得多,她能起到的作用也将更深远。

  谁也不知道新闻集团幕后的决策将向何处去,邓文迪也从未有过任何公开言论表明她的未来打算。不过,有一点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却颇耐人寻味:自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把《华尔街日报》买下来之后,《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络版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可以看出,中文网络版的投资力度相当大,其内容质量很高。外人无从知道邓文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这种战略定位(中文网络版本身离赢利恐怕还有一些距离)的决定一定来自最高层,邓文迪处在发挥影响力的最佳位置--不显眼,但是非常有效。

  假如菲利普没有自杀,凯瑟琳也许不会走上掌管《财富》世界五百强公司的道路,也许她会守在丈夫身边,默默无闻一辈子。凯瑟琳精彩的一生说明,女人的成功不一定和野心成正比,女人的力量往往是在克服先入为主之见的过程中发挥得最淋漓尽致。假如邓文迪日后写作回忆录的话,以现代灰姑娘童话作为尾声恐怕不会多么吸引人,我们已经看到她具备了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以及令人注目的个人素质,???待她能写下更辉煌的篇章,让世人看到,成为“默多克太太”并不是她的人生顶点。

  挫折也是财富

  --刘晓庆与玛莎·斯图尔特

  因为钱而进了监狱的漂亮名女人,中国有影星刘晓庆,美国有女富豪玛莎·斯图尔特。

  刘晓庆个性张扬,2002年因为逃税而入狱。玛莎是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多媒体公司(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 Media,MSLO)的创始人,2004年,她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因为一笔股票交易而被判刑。

  在牢狱之灾来临之前,两位名女人都已经在各自的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90年,头顶“百花”、“金鸡”影后桂冠的刘晓庆正式“下海”经商,次年年底,刘晓庆实业发展总公司宣告成立,3年之内融资50亿元人民币,在国内购入共约1万亩房地产发展用地,分别在深圳、上海、烟台、昆明从事地产发展。此外,刘晓庆饮星食品有限公司、刘晓庆美的世界化妆品公司、晓庆经典广告公司、晓庆影视文化公司及晓庆文化艺术公司等相继成立。在商战中,短短几年,刘晓庆涉及各个领域,房地产、金融、化妆品、酒、家用电器还有影视。在中国《福布斯》的1999年“百名富人排行榜”中,刘晓庆排42位,居文艺界之首。她本人对于“亿万富姐”的称号也欣然接受。

  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多媒体公司于1999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最高市值曾经达到将近17亿美元。该公司的业务涵盖出版、互联网、广播电视、零售,2001年观众用户达8000多万人,年销售额达3亿美元。她最大的成功点在于她把室内设计“民主化”,用不怎么昂贵的材料,通过有创意的设计,让普通美国人的家庭装饰也变得富有品位。玛莎本人的身家最高曾超过10亿美元,成为“最富有女人”、“最有权力女人”之类名单上的常客,获得了“生活艺术大师”的美称,还上过美国《人物》杂志1996年“世界最美丽五十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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