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九一七年复活节我写的悲剧《耶利米》出版时，遇到的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因为我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作那部剧本的，所以我也必须等待对我的强烈抗拒。然而，恰恰相反。两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对于一部剧本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不仅象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而且象拉特瑙和里夏德戴默尔这样一些先前站在另一边的朋友也都公开表示支持。那些连剧本都根本没有到手的剧院经理们写信给我，向我请求为他们保留在天下太平之日初演这出剧的权利，因为在战争期间用德语演出这出剧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主战派对剧本的反对态度，也是表现得有礼貌和充满尊重的。我曾有一切的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怎么会这样呢无非是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是时间使他们猛然清醒。
经过战场上的可怕流血之后，高烧开始降温。
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几个月不同，他们现在是用相当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战争。那种同仇敌忾的情感开始松懈，因为他们从现实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哲学家和诗人们所大肆鼓吹的所谓伟大的道德精神的涤净。整个民族存在着一道深深的裂缝；整个国家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后方是安居在家的闲人们的世界，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还要乘他人之危敛取钱财。前方和后方的界线显得越来越分明了。官厅腐败，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层出不穷，谁都知道用金钱或者利用好关系可以搞到优惠的物品，而另一方面，那些濒于毙命的农民或工人却不断披驱入战壕。
因此，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开始毫无顾忌地自我门路。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食品逐日紧缺，群众生活困苦，而那些靠战争得利的人却过着令人羡慕的奢侈生活，犹如在荒凉的沼泽上闪烁的鬼火。老百姓愤懑地渐渐开始产生各种怀疑—他们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部的每一个公告，怀疑所有的报纸和它们的报道，怀疑战争本身和它的必要性。当然，这绝不是由于我写了那部剧本而产生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而是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使那剧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只是用那部剧本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对那次战争表示憎恨，对胜利表示怀疑。
诚然，这种情绪要在舞台上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做，势必会招来抗议，所以我认为必须放弃在战争期间看到这第一出反战剧的演出。然而，我却突然接到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一封信，他说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仪式。我竟然忘记了德语世界上还有一块小小的、但却非常珍贵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同样如此），承蒙上帝恩赐，这是一块置身于局外的、民主之地，在那里依然是言论自由，思想开明。毫无疑问，我立刻就表示同意。
当然，我开始只能表示原则大同意；因为我同意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当有关方面允许我可以离开本国和工作岗位一段时间才行。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而在现在的第二次大战中就根本不设立了。为了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环境上的区别，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领袖、皇帝和国王们在潜意识中对于战争还是感到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或者曾经是军国主义，它们就会相继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之相反的是，每个国家都竞相表白、证明、解释以致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人们在舆论面前总是把文化说得比强权高尚，卑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
这样一些口号，认为这些口号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种文艺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着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还四处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况且去的目的不是为了颂扬什么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意向，而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不是野蛮人，来证明德国人并非只制造枪炮或烈性毒气，而且也创造全欧性的纯粹的精神财富。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们的同情，而不象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以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践踏在地。所以，我以参加一出剧的首演仪式为名申请到瑞士去度假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值得担忧的最大困难无非是这是一出反战剧，剧中有一个奥地利人—尽管是以象征的形式预言战争可能会失败。我向部里主管文化宣传的负责人递交了申请，陈述我的愿望。使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他立刻答应为我安排一切，而且对批准的理由作了意味深长的说明：感谢上帝，您从来不属于那些愚蠢的战争叫嚣者之列，好吧—请您在外面尽力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四天之后，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张出国护照。
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听到奥地利一个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样随便的谈话，使我感到有点奇怪。只不过由于我不了解政治上的那些秘密来往，所以我事先并不知道，以新皇帝卡尔为首的政府高层人物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酝酿着一场脱离德国军事独裁的运动—德国军方当时正肆无忌惮地把奥地利绑在自己野蛮的兼并主义的战车上，而不顾奥地利的内心意愿，在我们参谋部里的人都痛恨鲁登道夫的残暴专横，在外交部里的人都拚命反对那种必然会使美国把我们视为敌人的无限制的潜艇战，即便是老百姓也都窃窃私语，抱怨普鲁士人的飞扬跋扈。不过，所有这一切暂时还都只在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和貌似无意识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但几天以后，我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当时最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我赴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停留了两天，我在那里替自己买了一幢房子，打算战后居住。在那座城市里有一小群笃信天主教的人，其中两人在战后奥地利的历史上还曾任过总理而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和伊格纳茨赛佩尔。前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曾出席过海牙会议，另一个伊格纳茨赛佩尔是一位才智惊人的天主教神父，他在奥地利君主政体崩溃以后担负起领导小小的奥地利的责任，并在这一岗位上卓越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的老派奥地利人，作为在内心深处对德意志、普鲁士、基督教的军国主义最抱反感的人，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和奥地利的传统思想与天主教的使命是格格不入的。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和平主义的宗教阶层里赢得了最深切的同情，枢密顾问拉马施—赛佩尔当时正旅行在外邀请在萨尔茨堡的我去见他。这位举足轻重的老学者非常诚恳地向我谈论了我的剧本。他说剧本充满我们奥地利人的那种友善处世的思想，他热望剧本将会超出文学的意义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我这个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非常信任，谈话是那样坦率，充分表现了他内在的勇气，他告诉我这样的秘密：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正处于决定性的转折时刻。他说，俄国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以后，倘若它愿意放弃自己的侵略意图，那么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都不再存在缔造和平的真正障碍；眼下我们不能坐失这一时机。如果在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抵制谈判，那么奥地利就不得不肩负起领导责任和独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答应帮助实现这些意图；或许过些时候就能看到他本人发挥的政治影响。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互相谅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随德国的军国主义派以轻率地继续牺牲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胜利的和平。为此，不得已时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奥地利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推入灾难的深渊以前，及时脱离德国同盟。他用坚决的语气肯定地说：谁都不能责备我们这是一种背信弃义，我们已经死了一百多万人。我们已经牺牲得够多的了，做得也够多的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为德国人的世界霸权去牺牲一个人的生命，牺牲一个都不行！
我屏住气静听着。这一切我们从前也都经常默想过，只是没有人胆敢在大白天公开说出来：让我们及时和德国人以及他们的兼并政策一刀两断，因为这样说，会被视为是对盟友的背叛。而现在，这些话却由一个据我所知—在奥地利得到皇帝信任和由于在海牙的活动而在国外享有最高声望的人说出来，他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人说这样话。态度又是那么平静和坚决，以致使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的单方面行动早就不再停留在准备阶段，而是已经在付诸实行了。要么用单方面媾和的威胁来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在不得已时自己实现单独媾和—这种想法是很有胆识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拯救当时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皇朝以至整个欧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后方案。可惜后来缺乏实现原来计划的决心。卡尔皇帝派他的内弟帕尔玛亲王去见克雷孟梭，实际上是带着一封密信，目的是试探在事先不取得柏林宫廷谅解的情况下媾和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进行和谈。后来不知怎么德国发现了这一秘密使命，我认为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真相。糟糕的是卡尔皇帝后来没有勇气公开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为正如有些人所说，德国曾以武装入侵奥地利相威胁，而他，作为哈布斯堡皇室的成员又害怕给自己沾上历史污点：在关键时刻废除由弗兰茨约瑟夫缔结的并用这么多鲜血作出保证的盟约。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这两位信奉天主教的国际主义者和出于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而唯一有力量来蒙受背离德国罪名的人—为总理的。而这种优柔寡断最后则毁了自己。他们两人是在千疮百孔的奥地利共和国时期才成为总理的，而不是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
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两位享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似乎没有人能胜任这种貌似不义的举动。如果拉马施当时能公开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果真脱离，那么他不仅拯救了奥地利的生存，而且也拯救了由于无限扩张而陷于内部深刻危机的德国。如果那一位笃信宗教而又十分明智的人当时向我坦率预告的行动不是由于软弱和笨拙而破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欧洲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二天我继续登程出发，越过了瑞士边界。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从一个被封锁的已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战难国家进入这个中立地区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从国界那一边的车站到这一边的车站只消几分钟的时间，然而一进入这一边的第一秒钟就立刻有那种好象从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突然来到充满白雪、爽快的空旷里的感觉，仿佛觉得头脑里的晕眩正通过所有的神经和感官而渐渐消逝—几年以后，当我从奥地利再次来到瑞士途经这个布克斯火车站时（要是在平时，这种火车站的名字是从来都记不住的），我又倏然感到那种使人沁心的新鲜空气—我从列车上跳下来，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食品柜上琳琅满目，摆着各种我已忘却了的在以前是生活中的日常食品，饱满的金黄色柑桔、香蕉和在我们那里只有走后门才能搞到的巧克力和火腿，还有面包和肉，面包不要面包票，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们象一群饿狼似的向那些价廉物美的食品扑去。车站上还有一个邮电局，可以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写信和发电报，而无需检查。里面陈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纸，可以购买、浏览、阅读，而不会受到惩罚。在我们那里禁止的一切，只要往前走五分钟的路程，全都是允许的，在这里允许的一切，回到我们那里，又全都是禁止的。我觉得，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通过这个挨得如此之近的空间变得昭然若揭；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一边的那座边境小镇，各种招牌历历在目，在每一幢小房和每一间草屋里都有男子被征募走，被运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去互相残杀—而在这里，只隔五分钟路程的地方，那些同样年龄的男子却和他们的妻子怡然自得地坐在缠绕着常春藤的家门口，抽着烟斗。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也是右边的鱼是正在进行战争的动物，而左边的鱼保持中立。当我刚一越过国界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想到这里和那边不同，这里更自由、更振奋更自尊，而到了第二天，我很快感觉到不仅我们的精神气质，而且我们的身体机能在我们那个战争世界里已衰退到了何种程度；当我应邀在亲戚家作客时，饭后喝了一杯黑咖啡和抽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烟，没有想到我突然头晕起来，而且心跳得很厉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表明，在长期饮代用品和吸代用品之后己不再能适应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了；连身体也不得不从战争的不自然状态转变到和平的自然状态中来。
这种眩晕、这种有舒服之感的昏昏沉沉倒也产生了精神作用，我觉得每一棵树显得更美了，每一座山显得更自由了，每一处风光显得更加可爱了，因为在进行战争的国土上，草原的和平宁静在混浊的目光看来就会觉得是大自然的无情冷漠，殷红的日落会使人想起满地的鲜血，而在这里，在这和平的自然环境里，天苍苍、地茫茫，又变得十分自然了。我喜欢瑞士，好象我以前从未爱过她似的。其实，我以前总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来到这个方圆不大而富饶的国家。但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地感到它存在的意义；各民族不怀敌意地在同一个空间和睦相处，这是瑞士人的理想，为发扬兄弟情谊，通过互相尊重和真正的民主来克服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差异，这是最明智的生活原则这对我们整个混乱的欧洲来说是多么好的榜样呵！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多少世纪以来，她是和平与自由的驻地，她最忠实地保存着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时欢迎各种思想观点—因此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这一个超越民族的唯一国家的存在是显得何其重要！我觉得，人们赐予这个国家以美丽和财富，是完全有道理的。人们在这里不会觉得陌生，在那世界的不幸时刻，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人在这里会觉得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更有归家之感。
一直到夜里，我还在苏黎世的大街上和湖边徜徉了好几个小时。万家灯火显出一派和平景象，这里的人们还在过着泰然自若的宁静生活。我想，在那些窗户后面不会有躺在床上失眠和想念着自己儿子的妇女。我没有见到伤员、残疾人和那些明天或后天要被装上列车的年轻士兵—我觉得，在这里更有理由生活下去，人还没有被扭曲，而在我那个进行战争的国家里，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恐惧，简直是一种负担。
但是我觉得，最要紧的事，不是讨论我的剧本上演问题，也不是和瑞士朋友与外国朋友会面。而是要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他会使我变得更坚定、更清醒、更积极，因此我要去会见他，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我心情孤独的最痛苦的日子里，所给予我的友谊和鼓励。我的第一个日程安排必须是去找他，于是我立刻前往日内瓦，应该说，象我们这样的敌人现在是处在相当复杂的境地。可想而知，交战国的政府是不愿意看到本国的公民在中立地区和敌国的另一些公民进行私人往来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无法用法律禁止。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规定见个面就可以课以刑罚。唯有商业性的往来，所谓和敌人通商才是禁止的，并且和叛国罪相提并论，为了不致曲于最轻微地触犯这一禁令而使自己蒙受嫌疑。我们这两个朋友甚至在原则上避免互相敬烟，因为我们无疑是被无数的密探不断监视着。为了避免做贼心虚或者图谋不轨的任何嫌凝，我们这些国际友人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即完全公开的方法。我们相互写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领的渠道，我们决不在夜里偷偷互访，而是一起横穿大街，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在到达日内瓦后，也就立刻向旅馆楼下门房报上全名，并声言我是来找罗曼罗兰先生的，因为如果德国或法国的通讯社能够报道出我是谁和我拜访的谁，岂不更好。
而在我们看来，两个老朋友并不因为恰巧各自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在战争期间偶然相遇时突然彼此回避，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世界变得荒诞而自己也随之变得乖戾。
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好象就是他在巴黎的那间房间。象当年一样，桌面上和扶手椅上堆放着各种书籍。写字台上摊满杂志、函件和纸张，那是一间简朴的工作室，宛若修道士的隐居室，但它却与全世界有着联系，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按照自己的习惯把房间改成这种样子。
我霎时间忘了问候的话，只是彼此握了握手—这是我几年来第一只可以重新相握的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与之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
但正是在这三年中，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我用外语谈的话要比我同自己祖国的任何人都要谈得知已和坦率。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我们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谈的人代表着欧洲的良知。只有在那时我才认识到他在为促进彼此谅解而献身的伟大事业中正在做和已经做过的一切。他日日夜夜地工作，却始终是单独一人，没有助手，没有秘书；他要密切注视各国的动向，和无数向他请教公益事务的人保持通讯联系。他每天要写许多页日记，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有这种要亲自记载历史时代的责任感，并认为这是向后代应作的交代。可是那些日记今天又在哪里呢那些亲笔写下的无数日记本总有一天会全面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和思想上的各种矛盾冲突。他同时还要发表自己的文章，那些文章每一篇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他还正在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格莱昂波》—这一切就是他自己承担起的巨大责任，是他一生中本着牺牲精神、不遗余力、孜孜不倦所作的贡献。在那人类的疯狂年代，他处处为伸张正义和人性作出表率。他没有一封信不答复，没有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不读；这位身体虚弱、健康状况正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只能轻声说话，同时还要不断抑制轻微的咳嗽。当时他不戴围巾就无法穿过通道，而稍走快一点，就得走一步停一步。可就是这样一位体弱而又坚韧的人在当时贡献了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讦都不能使他动摇。他毫无畏惧地、清醒地注视着那动乱的世界。我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即便在我写的那本罗曼罗兰传中我也未能把那种英雄主义充分描写出来（因为人总是不大好意思把活着的人赞美得过分）。当我看到他住在那么狭窄的一间斗室里，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射出看不见的、使人振奋的光芒，我真是深为所动，好象我的灵魂受到了净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从那以后我深感到、而且现在确实知道：当时罗曼罗兰通过自己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千百万人的那种丧失理智的仇恨所作斗争而产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
在那天下午和后来几天的一系列交谈中，我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含着一种轻微的悲哀，就象和里尔克谈到那次战争时就会感到悲哀一样。他对那些政治家，对那些为了自己民族酌虚荣而不顾牺牲他国无数生命的人深感愤慨。
但对那些连自己都不明自为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受难和死去的芸芸众生总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宁的电报拿给我看，那封电报是列宁在离开瑞士之前从那辆遭到无数非仪的封闭的列车上发来的。列宁恳请他一起到俄国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他的事业曾是多么重要。可是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而只以个人身分、不受任何约束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共同事业尽力。所以，正如他不要求别人服从他的思想一样，他也不愿意自己有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自己也应该是始终不受束缚的。而他则要以这个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说明：人怎样才能永远保持自由和即使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情况下也能忠于自己的信念。
我在日内瓦的第一个晚上就碰上了那一小群团结在两家独立小报《报页》和《明天》周围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是皮埃尔—让茹弗，雷内阿科斯，弗朗斯马塞雷尔。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速度之快在平时也只有青年人结成友谊时才会有的。不过，我们仅凭直觉也都能感到我们的生活将会有一个崭新的开端。由于受爱国主义的迷惑，从前的老朋友，大多数中断了关系。人是需要新朋友的。而当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同一个思想堑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时，那种充满激情的同志情谊在我们中间油然而生；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们互相已变得如此信任，好象我们已经认识多年似的。并且已经象通常那样用亲切的你来彼此相称。我们—为数不多、极少欢愉、象一群兄弟似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种冒着个人风险的聚会是够大胆的；我们知道，在离我们这里相距五小时路程的地方，每一个德国人正窥视着一个法国人，而每一个法国人也正窥视着一个德国人，随时准备用刺刀或者用手榴弹把对方戳倒在地或炸得粉身碎骨，从而使自己得到嘉奖，双方都有千百万人在做着这样的美梦：把对方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敌对双方的报纸只会互相攻击谩骂。在这千百万人中间，仅有为数极少的人，那就是我们，不仅和和气气地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而且怀着最诚挚的，甚至可以说怀着一种有意识热烈的兄弟情谊交谈着。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完全违反官方的一切规定和命令。我们这样直率地显示我们的友谊，把自己和祖国对立起来，使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但正是这种冒险行为使我们处于一种几乎是亢奋的状态。我们不仅甘冒风险，并且还要享受冒险的乐趣，因为这种冒险行为，就足已显示出我们抗议的真正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尔—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公开朗诵会反战立场，一九二四年皈依天主教，成为虏诚的教徒，代表作有诗集《血汗集》等。（这在战争期间可谓是一件奇闻）他用法语朗诵他的诗作，我用德语朗诵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断—我们正是用这种公开摊牌的方法来表示我们在这一局大胆的牌戏中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们领事馆和大使馆里的那些人物对这些举动有什么想法，我们毫不理会，纵然我们这样干就象科尔特斯似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因为在我们心灵深处十分清楚：叛徒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在这意外时刻背叛了作家的人类使命的人。而那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他们有着何等英雄气概呵！那个弗朗斯马塞雷尔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创作的反对战争恐怖的版画，那些令人难忘的黑自相间的版画所表现的慷慨激昂的愤懑感情，即使和戈雅的《战争的灾难》相比，也毫不逊色。马塞雷尔用他的画笔把那次战争永载史册。
这位刚毅的男子汉孜孜不倦地日日夜夜用无声木头雕刻出新的人物形象和画面，在他那间狭窄的居室和厨房里堆满木版，不过，每天早晨《报页》
所登载的他的版画，控诉的并不是某个特定国家，而只控诉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我们曾梦想：有人从飞机上把这些任何人甚至文盲都看得懂的、用悲惨的画面愤怒谴责战争的版画投向城市和军队，而不是投下炸弹；我甚至深信，那种谴责可能会事先扑灭战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版画只登在《报页》那张小报上，而它的发行范围几乎超不出日内瓦。我们所谈论的和企图做的一切都闭锁在那个瑞士的狭小方圆地内，而且要想起到作用，也已为时太晚。在我们心里，谁都明白：我们对那些军事参谋部和政府机构所形成的庞大机器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之所以不迫害我们，也许正因为我们不会对他们构成危险。我们的言论始终是毫无声息的，我们的影响也始终不能得以发挥。但是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数十分之少，处境十分孤立，所以我们才肝胆相照，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在成年之后，还从未体验过象日内瓦那个时候的热烈的友谊。我们彼此的联系后来一直保持了好长时间。
从心理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在那一群人中间最值得注意的角色是昂利吉尔波，在我看来，他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更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时期，尤其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年代，勇气和冒险精神在短时期内往往会比一个人的内在信念和刚直不阿更起作用，比一个人的品格和坚贞更有决定性的意义。每当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和汹涌翻腾的时候，那些善于毫不犹豫地赶上时代潮流的人总是令人十分瞩目。就象许多昙花一现的人物一样，时代的浪潮曾把当时的贝拉库恩和库特艾斯纳推举到他们的才智不能胜任的地步！吉尔波—这个有着一双机灵而不安的灰色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瘦弱而又能说会道的小个子男人，本身也并非有才华。尽管他是一个几乎早在十年前就把我的诗译成法语的人，但是我还不得不诚实地说，他的文学才能并不佳。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超出一般的水平，各方面素养都不深。由于一种糟糕的禀性，他是属于那些对无论什么事都要反对一通的人。他只是觉得，如果他能象一个真正的浪人那样到处寻衅，去碰碰任何一个比自己强的人，那就是一种乐趣。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心肠的小伙子。在战前的巴黎他就已经不断和文学界的某些人物进行论战，反对某些思潮，然后又参加激进的党派，而他觉得没有一个党派称得上激进。现在，他终于作为一个反军国主义者，突然在战争中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对手：世界大战。当大多数人恐惧和胆怯的时候，他却以大胆与勇猛投入斗争，这使他在那世界性的关键时刻显得十分重要，甚至不可缺少。恰恰是使别人生畏的事深深地吸引着他，那就是：冒险。别人不敢于的事他一个人却干了许多，这样就使这个本来并不重要的耍弄笔墨的人突然变得非常了不起，把他的写作和战斗能力夸大到超出自身的水平—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样可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的小律师和小法学家身上看到。当其他人保持沉默，当我们自己踌躇犹豫和谨小慎微地在考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时候，他却断然干了起来。而吉尔波留下的不朽功绩，则是他创办和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一家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反战刊物《明日》。这是每一个要想真正了解那个时代各种思潮的人都必须查阅的文献。他办了一件我们正需要的事情：在战争中提供一个国际主义的、超国家的讨论中心。罗曼罗兰给他的支持对这份刊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罗曼罗兰凭借自己的声望和他的人事关系，为他从欧洲、美洲和印度请来编辑人员；另一方面，当时正在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吉尔波的激进立场也寄予信任，并且定期为《明日》撰稿。所以有十二个月或者二十个月之久，世界上没有一份比它更令人感兴趣的刊物，倘若这份刊物能够存在到战后，说不定它会对公众舆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呢。吉尔波在瑞士还同时代表着法国的那些激进小组，因为克雷孟梭不准他们在法国发表言论。
他在着名的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上，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在这两次代表会议上和那些蜕变成爱国主义者的社会党人进行了决裂。整个战争期间，在巴黎的政界和军界中，没有一个法国人，甚至连那个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沙杜尔上尉也都没有象这个矮小的金黄头发的小个子那样让人惧怕和憎恨。最后，法国情报局蓄意陷害他的阴谋终于得逞。他们在伯尔尼的一家旅馆里，从一个德国情报人员的房间里偷走一些吸墨纸和若干份《明日》。这些东西无非说明，德国的某些地方曾订阅了若干份《明日》，这一事实本身是无罪的，由于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看来这几份《明白》是为不同的图书馆和政府机构订阅的。然而，巴黎方面却从此得到了足够的借口，把吉尔波说成是德国收买的一个煽动者，并且对他进行起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这完全是非法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朗：十年之后在一次复审中被撤消了。但是在案件发生以后不久，由于他的偏激和极端行为—这种行为也渐渐地危及到罗曼罗兰和我们大家，他和瑞士当局发生了冲突，他被逮捕并受到监禁。一直到列宁用笔一挥，把他改成俄国公民，乘坐第二趟封闭的列车到达莫斯科，才算把他救出来，因为列宁个人对他颇有好感并且感谢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给予的帮助。应该说，这时他可以真正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了。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功绩：坐牢、被缺席判处死刑—他全经历过了，所以对他来说，莫斯科是他第二次大显身手的地方。正如他在日内瓦是通过罗曼罗兰的帮助一样，他在莫斯科是仰仗列宁对他的信任，才能在建设俄国时有革命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加入了俄共（布）法国支部，并作为志愿兵参加了红军。他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强烈抗议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并在侵占乌克兰南部的法国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他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法国军事法庭缺席宣判死刑，但返回法国后于一九二四年被宣告无罪。
所作为。而在其他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由于自己在战时砌大胆立场而指望在战后的法国议会里和公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因为所有那些激进的小组都把他看作是一个真正有作为、有勇气的人，一个天生的领导人。但实际证明，吉尔波根本不是一个具备领导素质的人，而且象许多战时作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样，仅仅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时代的产儿，而且，凡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人物，在经过突然的升迁之后，最终还是要垮台的。吉尔波，这个不可救药的论战者，在俄国也象在他当年的巴黎一样，惹是生非，争吵不休，虚掷了自己的才干，终于渐渐地也和那些曾经尊敬过他的勇气的人闹翻，其中首先是列宁，然后是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最后是我们大家。正如他开始时一样，他在晚年只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册子和无足轻重的争论文章。
在他被赦免以后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隅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这位在战争中最勇敢、最大胆的反战争者若能懂得充分利用时代赋予他的机遇，那么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伟人之一，但他如今却已全然被人忘却，我也许是最后几个还没有把他完全抛之脑后的人之一，因为我们对他在战时创办了《明日》一事仍怀着感激之情。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返回苏黎世，开始商谈我的剧本排演问题。这座城市位于苏黎世湖畔和群山的浓荫之下，由于它的优美环境，我格外喜爱它，当然也由于它的高雅而又略显保守的文化。不过，由于和平绿洲瑞士正处于交战国的包围之中，所以苏黎世也就不再那么安宁了。它成了欧洲最重要的不夜城，是各种思想运动的会集地，当然也是所有唯利是图曲生意人、投机商、间谍和宣传鼓动人员最理想的集中地点。
由于他们突然之间看中了这座城市，使当地的居民对他们抱着十分正当的怀疑态度……在饭馆和咖啡馆里，在有轨电车和马路上，到处都能听得到各种语言。到处都能碰上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熟人，并且顿时陷入无休止的激烈争论之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因为所有这些被命运冲到这里来的人都和战争的结局休戚相关，这些人有的肩负着自己政府的使命，有的则是受到自己政府的迫害和斥骂。但不管是谁，每个人都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被抛到这里来碰运气。由于他们所有的人在这里都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就始终和同伴们相处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对军事和政治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他们可以日日夜夜地争论不停。这种纸上谈兵的热烈讨论既使人兴奋，也使人疲劳。当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长年累月闭着嘴不说话，他就爱喋喋不休地讲话。当一个人第一次重新获得可以进行不受检查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以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写，去发表文章；每个人，甚至连才气平平的人物例如我说的那个吉尔波—也会竭尽全力。他们的兴趣之浓是空前绝后的。操各种语言、抱着各色各样观点立场的作家和政治家，都汇集在这里。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在这里出版他的《和平了望台》，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在这里向我们朗诵他的剧本。莱昂哈德弗朗克创作了他的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集《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的《战争中的人们》在这里轰动一时。弗朗茨韦尔弗尔曾到这里来朗诵他的作品；我在当年卡萨诺瓦和歌德曾经下榻过的古老的施韦德旅馆里遇到过各国人士。我见到过俄国人，他们后来在革命中都崭露头角，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我见到过意大利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士和强硬派的社会党人以及主战的德国社会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的瑞士人中间，有大名鼎鼎的莱昂哈德粒加茨神甫和作家罗贝尔费齐。我在法语书店里还遇到过我的译者保罗奠里斯。我在音乐厅里见到过指挥家奥斯卡弗里德—在那里什么人都能碰上，但都来去匆匆。你在那里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见解，有最荒唐的，也有最理性的。有的人唉声叹气，有的人兴高彩烈。各种杂志纷纷创刊，各种论战不断激起。新的矛盾产主，旧的矛盾加剧。各种小团体，有的正在组织，有的正在解散；我在苏黎世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那些夜晚（因为人们一直要谈论到贝莱菲咖啡馆或奥德翁咖啡馆的灯光熄灭为止，有的人还常常在此之后走进别人的寓所去继续谈论），所见到的人是如此纷杂，所听到的意见是如此莫衷一是，气氛之热烈，精神之集中，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在这样一个使人入迷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去注意湖光山色和它们的一派恬静的和平景象。
大家都在报纸、新闻、谣言和各种分歧的争论中度过时日。奇怪的是：大家在这里虽然只是在精神上经历着那次战争，可是都觉得比在进行战争的祖国感受更深切，因为在这里似乎能更客观地看待战争，它完全摆脱了由胜利或失败所带来的民族利害关系。这里的人已不再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战争，而是从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把战争视为是残酷的暴力事件，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地图上的几条边界线，而是世界的形式和未来。
在这些人中间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或者说比祖国还要不幸的人，即是说，他们不是没有祖国，而是有两三个祖国，他们自己心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仿佛当时我就已感到自己的命运似的。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角，常常有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独自坐在那里。
一双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非常引人注目。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英国作家。当我几天以后和这位詹姆斯乔伊斯认识时，他却非常干脆他讲他和英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他的思想不是英国式的，而且也不愿意有英国式的思想，他当时对我讲：我要用一种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即一种所有语言都为它服务的语言进行写作。英语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因而我不受传统的约束。
这些话我没有完在明白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已经在写作《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那本书借给我看过，那是他仅存的一本样书，他还把自己的剧本《流亡者》借给我看，我当时甚至想把那剧本翻译出来哩，为的是能对他有所帮助。我认识他的时间越长，我越对他的非凡的语言知识不胜惊奇，想必在他的电灯光下简直象瓷器一样光滑的圆而凸的前额后西装着全部习语的全部语汇，他用十分娴熟的技巧把所有的词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一回，他问我，《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的一句很难的句子该怎样译成德语。我们一起试着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才把那句子译出来。他的小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由习语中的四五个词随意组成的，甚至包括方言土语，而他对于那些词的色彩和含义轻重的细微差别都了如指掌。在他身上好象总有那么一点辛茹苦酸，但我相信，正是这种多愁善感使他内心产生激情和创作力量。他对都柏林、对英国、对某些人物的厌恶情绪已成为他心中的动力能量，并且事实上已在他的创作中释放出来。不过，看起来他好象喜欢自己那副不动感情的容貌，我从未见他笑过，或者说高兴过。在他身上好象总有一股摸不透的力量，每当我在街上看见他时，他总是紧闭着狭窄的双唇，迈着快步，好象正在向某个目标赶去似的。这时候我就会比在我们谈话时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那种离群索居的性格内心的孤独。所以我后来一点也不奇怪：那部充满孤独感和一切没有任何联系、象流星似地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是他写的。
在两个国家之间过着两栖生活的人中，还有另一个人，他就是费鲁乔布索尼。他在意大利出身和受教育，却选择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是我从青年时代起最喜欢的钢琴演奏家。当他在钢琴旁演奏时，他的眼睛就会射出那种奇妙的若有所思的光芒。而他的双手却在下面轻松地弹奏出音乐，表现出尽善尽美的技艺；上面那个全神贯注、漂亮的脑袋微微向后昂着，正在如醉若痴地倾听自己演奏的音乐，好象完全处在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曾在音乐厅里象着了魔似地不断去看他的那张神采焕发的脸，同时，他的琴声使我全身陶醉，那琴声宛若微微泛起的波浪，但又象银铃般的清澈。而在这里，我又重新看到了他，他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流露着悲哀的神情。他有一次问我：我该属于哪一方呢当我夜间做完梦醒来时，我知道我在梦里说的是意大利语，可是当我后来写作时，我是用德语进行思维。是呀，他的学生已遍布全世界—也许现在这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当时他不敢再去创作自己原来那部作品—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觉得自己心烦意乱。他只写了一出音乐不多的短小独幕剧，为的是排遣自己的烦闷，不过，在战争时期，乌云是不会从他头上消散的，我再也听不到他那洪亮、悦耳的笑声，而那笑声我以前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天深夜我在火车站饭馆的餐厅里遇见他，他已经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当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说，不是喝酒！不过，有时候一个人也必须自我麻醉一下，否则就受不了。音乐并不能始终使人处于陶醉状态，而创作只有在良辰美景时才会光临。
不过，这种内心矛盾的状态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尤为痛苦，而在他们中间最最不幸的又要数象雷内席克勒那样的人。他们的心向着法国，可是用德语进行写作。在他们的故土周围战火弥漫，他们的心好似被一把刀剖成了两半。有的人要把他们拉向右方，有的人要把他们拽向左边，强迫他们要么承认德国要么承认法国，进行这种他们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象我们大家一样，希望看到德国和法国如同兄弟，希望看到彼此的谅解，而不是敌视，因此他们为了这两个国家备受痛苦。
同时在他们周围还有着一群无所适从的人：那些混血儿和有一半血缘的人，和德国军官结了婚的英国妇女、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有的家庭，一个儿子在这一边服役而另一个儿子在那一边服役，父母亲盼望着来自天涯各一方的家信；有的家庭，仅有的一点家财在这里被查抄，原有的职位在那里丢失。所有这些家庭被拆得东分西散的人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嫌疑，因为他们无论是在自己原来的祖国还是在新的故乡都一样遭受到嫌疑。这些心灵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的人，为了怕使彼此难堪，而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
他们犹如幽灵一般，悄悄地行走。一个住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击得粉碎。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子已临近。后来，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法兰克福报》却象告密者似的向德国发消息说，美国公使和几个协约自的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但这事并没有使我非常不安。我们感觉到，战争现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德国内部越来越虚弱，反对鲁登道夫一意孤行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已不再象当初威风凛凛的作孽时刻那样危险。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战争的结局必然就会分晓。不过，我可不想再在苏黎世度过那等待的时间了。因为我的目光已渐渐地变得更清醒和更警觉。在我刚刚到达苏黎世的最初热情时刻，我原以为在所有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中间能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的人，找到确有决心为欧洲的和解而奋斗的战士。但是不久我发现，在那些装成流亡者和坚贞的殉道者中间混杂着一些阴暗的人物。
他们是为德国谍报机关效劳的人，被收买来对每一个人进行侦探和监视的。
任何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平静而又守法的瑞士已被两个阵营的秘密谍报人员象鼹鼠打洞似地破坏了。倒字纸篓的女佣、女接线员，形迹可疑、慢慢吞吞地在身边服务的饭店招待，都在为一个敌国服务，甚至常常是同一个人为两边效劳。箱子被偷偷地撬开，吸墨纸被拍成照片，信件在邮途中不翼而飞，时髦俏丽的妇女们在旅馆的大厅里令人恶心地向一个男人微笑，一些热心得出奇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从未听人说起过他们—会突然登门拜访，并请求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假惺惺地来素取那些可信赖的朋友们的地址。有一个社会党人请我给拉绍德封的工人们作一次报告，报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真是处处得小心提防。没有多久，我终于发现，那些能够看作绝对可靠的人是何其之少，更由于我不愿卷入政治，所以我的交往也就愈来愈有限。何况，即使在那些可靠的人家里，那种毫无结果的无休止的讨论，以及那种激进主义者、自由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不问政治的人混杂一起的奇特现象，也使我感到无聊；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去正确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将永远对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一味采取反对的态度，他觉得这样就会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将死守教条，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立足点。
所以，要是继续留在那种喋喋不休的混乱环境里，也就意味着会把自己的头脑搞乱，同流合污，对自己信仰的道义力量失去信心。于是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了。事实上，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敢真正造反，在那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懂得搞政治。
好不容易到了开始战后建设的时候—这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可他们还是抱着那种吹毛求疵、牢骚满腹的否定态度，正如当年的反战作家只有很少几个人还能在战后写出一部重要作品一样。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和争论不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令人注目、有才华的人所形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也就俏然烟消云散了，每一个小团体当然也不复存在，因为他们是由于一时相同的处境，而不是由于共同理想而组成的。
我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个恰当的地方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小又远，还能望见城里的塔楼。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自己请来的真正朋友，他们是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我能在这里干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逝的时间。美国的参战，使所有那些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国的大话震聋了的人顿时猛醒，感觉到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当德国的皇帝突然宣布说，从现在起他要实施民主时，我们知道事态已非常严重。我坦白地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和德国人语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得那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了自己的胜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万人生命的鲁登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却给我们带来许多宽慰。因为我们—当时全世界的人也和我们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永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都已被制服或者统统被杀死了。我们相信威尔逊的伟大纲领，就好象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纲领似的。当俄国革命还在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日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曚曚的曙光。我现在知道我们那时很傻。不过不仅是我们傻。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用雷鸣般的欢呼声来迎接威尔逊，把他当成会给全世界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会记得：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亲吻的情景；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
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了。我们曾度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业已过去，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而正由于我们年轻，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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