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一连花三天时间查她的电话号码——那个借给我比齐．鲍易兹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办公室查阅毕业生名册，结果找到了。但当我按那个号码打电话时，磁带上的声音说此号码现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号台，告以她的姓名。话务员查找了5分钟，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收这个姓名——就差没说怎么会收那个姓名。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给几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询问知不知道她的情况。但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大部分人连她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最后一人也不知为什么，居然说“不想和你这家伙说话”，旋即挂断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办公室打听了她所上大学的名称。那是一间位于山脚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学，她读的是英文专业。我给大学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是马科米克色拉调味汁评论员，想就征求意见事同她取得联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客气地说事关重大，请多关照。事务员说即刻查找，让我过15分钟再打电话。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过去。这回对方告诉说，她今年3月便申请退学了，理由是养病。
    至于什么病，现在是否恢复到已能进食色拉的地步，以及为何不申请休学而要退学等等，对方则不得而知。
    我问她知不知道旧地址——旧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说是在学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
    我回到家，一边喝啤酒，一边一个人听《加利福尼亚少女》。
    电话铃响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
    傍晚袭来一阵大粒急雨，打湿院子里树木的叶片，又倏然离去。雨过之后，带有海潮味儿的湿润的南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阳台上排列的盆栽观叶植物，摇晃着窗帘。
    “喂喂，”女子开口道，那语气仿佛在四脚不稳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还记得我？”
    我装出想一会儿的样子，说：
    “唱片卖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谁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轻轻叩击听筒的一侧。
    “你的电话号码找得我好苦啊！”
    “是吗？”
    “在爵士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问你的朋友，就是那个有点古怪的大个子，读莫里哀来着。”
    “怪不得。”
    缄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真不知道我会那么有人缘。”
    “……在生我的气？”
    “何以见得？”
    “我说话太过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还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园撒豆喂鸽子去好了！”
    听筒那边传来她的叹气声和点香烟的声音。身后传来勃布．迪兰的《纳什维尔地平线》。大概打的是店里的电话。
    “问题不是你怎么感觉的，起码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想。”她一连声他说道。
    “挺严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样做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今晚可以见面？”
    “没问题。”
    “8点在爵士酒吧，好么？”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谢谢。”
    她放下电话。
    说起来话长，我现已21岁。
    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惊险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
    “喂，我从纽约摩天大楼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困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朝日新闻》的日报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她似乎不大舒适地坐在爵士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汽水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气派吧？”
    “啊，要是气派加没钱，怕是会高兴得掉出泪来。”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汽水。
    “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
    我把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
    “父母在哪儿？”
    “不想说。”
    “为什么？”
    “正经人决不至于向别人没完没了他讲自己的家，对吧？”
    “你是正经人？”
    她想了15秒。
    “想是，而且相当认真。谁都如此吧？”
    对此我决定不予回答。
    “不过还是说出为好。”我说。
    “为什么？”
    “首先，早晚总得向人讲起；其次，我不会再讲给任何人。”
    她笑着点燃香烟。吐3口烟的时间里，她只是默然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
    “父亲5年前死于脑肿，很惨，整整折腾了两年。我们因此把钱花个精光，分文不剩。而且整个家也来个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我点点头。“母亲呢？”
    “在某处活着。有贺年卡来。”
    “像是不大喜欢？”
    “算是吧。”
    “兄弟姐妹？”
    “有个双胞胎妹妹，别的没有。”
    “住哪儿”“3万光年之遥。”说罢，她神经质似地笑笑，把汽水杯换在肋侧。“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她笑得似很开心——一种多年久违了的笑。
    “喂，你干嘛喝什么姜汁汽水？”我问，“总不至于戒酒吧？”
    “呃……倒有这个打算，算了。”
    “喝什么？”
    “彻底冰镇的白葡萄酒。”
    我叫来杰，点了新啤酒和白葡萄酒。
    “我问你，有个双胞胎妹妹，你是怎样感觉的？”
    “噢，像有点不可思议。同样的脸，同样的智商，带同样规格的乳罩……想起来就心烦。”
    “常被认错？”
    “嗯，8岁以前。8岁那年我只剩下了9根手指，就再也没人弄错了。”
    说着，她像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全神贯注时一样，将双手整齐地在桌面上并拢，在低垂的灯光下聚精全神地看着。那像鸡尾酒杯般凉冰冰的小手；俨然与生俱来那样极为自然地将4根手指令人愉快地并为一排。其自然程度近乎奇迹，至少比六根手指的排列要远为得体。
    “8岁时小拇指挟进电动清扫机的马达，一下子飞掉了。”
    “如今在哪？”
    “什么？”
    “小拇指呀！”
    “忘了。”她笑道，“问这种话的，你是头一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我点下头。
    “你干什么？”
    “上大学，东京的。”
    “眼下回来探家？”
    “是的。”
    “学什么？”
    “生物学。喜欢动物。”
    “我也喜欢。”
    我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抓了几枚炸马铃薯片。
    “跟你说……，印度帕戈尔布尔有名的豹子3年吃了350个印度人。”
    “真的？”
    “人称打豹手的英国人基姆．科尔贝特大校8年时间里杀死了包括豹子在内的125只老虎和豹子。还喜欢动物？”
    她熄掉烟，喝了口葡萄酒，心悦诚服似地望着我的脸：
    “你这人真有点与众不同哩！”
    第三个女朋友死后半个月，我读了米什莱的《魔女》。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魔女。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遍施正义，以致日前被捕的十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筷田浩一郎译）”“由于我遍施正义”，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电话铃响了。
    我正用深红色化妆水敷脸——脸由于整天去游泳池晒得通红。铃声响过几遍，我只好作罢，将脸上整齐拼成方格图案的块块绵纱拨掉，从沙发上起身拿过听筒。
    “你好，是我。”
    “噢，”我说。
    “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
    我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了把隐隐作痛的脸。
    “昨天真够开心的，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那就好。”
    “唔……可喜欢炖牛排？”
    “啊。”
    “做好了。我一个人要吃一个星期，不来？”
    “不赖啊。”
    “OK，一小时后来！要是晚了，我可就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明白？”
    “我说……”
    “我不乐意等人，完了。”说到这里，没等我开口便挂断了电话。
    我重新在沙发上歪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第一个40分钟节目，一边出神地望着天花板。10分钟后，我冲了热水淋浴，用心刮过胡子，穿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衬衫和短裤。一个心旷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滨大道，眼望夕阳驱车赶路。进入国道前，我买了两瓶葡萄酒和一条烟。
    她收拾好餐桌，摆上雪白的碟碗，我用水果刀启开葡萄酒的软木塞，放在中间。炖牛排的腾腾热气使得房间异常闷热。
    “没想到这么热，地狱一样。”
    “地狱更热。”
    “像你见过似的。”
    “听人说的。由于太热了，等热得快要发狂时，便被送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过一会儿又返回原处。”
    “简直是桑拿浴。”
    “差不多。里边也有的家伙发狂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那怎么办？”
    “被带到天国去，在那里往墙上刷漆。就是说，天国的墙壁必须时刻保持一色洁白，有一点点污痕都不行，因为影响外观。这样一来，那些从早到晚刷墙不止的家伙，几乎全都得气管炎。”
    她再没询问什么。我把掉在瓶内的软木屑小心翼翼地取出，斟满两只杯子。
    “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干杯时她说道。
    “什么啊，这是？”
    “电视广告呀。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没看过？”
    “没有。”
    “不看电视？”
    “偶尔。以前常看。最中意的是名犬拉希，当然是第一代的。”
    “到底喜欢动物？”
    “嗯。”
    “我是有时间就看，一看就一天，什么都看。昨天看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会来着。你也看了？”
    “没有。”
    她喝了口葡萄酒，突然想起似地轻轻摇头道：
    “帕斯茨尔具有科学直感力。”
    “科学直感力？”
    “……就是说，一般科学家是这样思考的：A等于B，B等于C，因此A等C、Q、E、D，是吧？”
    我点头称是。
    “但帕斯茨尔不同。他脑袋里装的唯独A等于C，无需任何证明。然而理论的正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他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宝贵发现。”
    “种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满脸惊诧地看着我说：
    “瞧你，种痘不是简娜吗？你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学。”
    “……狂犬病抗体，还有减温杀菌，是吧？”
    “对。”她得意但不露齿地一笑，喝干杯里的葡萄酒，重新自己斟上。“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感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厨房，拿来炖锅、色拉盘和面包卷。大敞四开的窗口有些许凉风吹来。
    我们用她的唱机听着音乐，不慌不忙地吃着。这时间里她大多问的是我上的大学和东京生活。也没什么趣闻，不外乎用猫做实验（我撒谎说：当然不杀的，主要是进行心理方面的实验。而实际上两个月里我杀死了大小36只猫），游行示威之类。
    我还向她出示了被机动队员打断门牙的遗痕。
    “想复仇？”
    “不至于。”我说。
    “那为什么？我要是你，不找到那个警察，用铁锤敲掉他好几颗门牙才怪。”
    “我是我，况且一切都已过去。再说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根本辨认不出。”
    “那，岂非毫无意义了？”
    “意义？”
    “牙齿都被敲掉的意义啊！”
    “没有。”我说。
    她失望地哼一声，吃了一口炖牛排。
    我们喝罢饭后咖啡，并排站在狭窄的厨房里洗完餐具，折回桌旁点燃香烟，开始听M．J．Q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看见乳房形状的薄薄的衬衣，腰间穿一条宽松的布短裤，两人的脚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当这时我便觉得有点脸红。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为什么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这——，我的坏毛病。关键的话总是记不起来。”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请。”
    “不改要吃亏的！”
    “可能。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她笑了笑，把唱片换成马宾．基。时针已近8点。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擦，同牙一起。”
    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说着。这使我感到十分慌乱。我时而点燃香烟，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反倒更加好笑似地盯住不放。
    “嗳，信也未尝不可。”
    “信什么？”
    “上次你对我什么也没做的事呀。”
    “何以那么认为？”
    “想听？”
    “不。”我说。
    “知道你这么说。”她扑哧一笑。为我往杯子里斟上葡萄酒，而后眼望窗外，仿佛在思考什么。“我时常想：假如活得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该有多好！你说能做到吗？”她问。
    “怎么说呢……”
    “咦，我莫不是在给你添麻烦吧？”
    “无所谓。”
    “现在无所谓？”
    “现在。’她隔着桌子悄然伸过手，同我的手合在一起，许久才收回。
    “明天开始旅行。”
    “去哪里？”
    “还没定。准备找个又幽静又凉爽的地方。一周左右。”
    我点点头。
    “回来就给你打电话。”
    归途车中，我摹地想起最初幽会的那个女孩。已是七年前的往事了。
    整个幽会时间里，她始终一个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没意思。
    我们看了普雷斯列主演的电影。主题歌是这样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写封信给她：
    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可是信原样返回：
    ‘姓名不详地址差’。
    时光流得着实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