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一小时以后，时值中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上校什么也没说，带我上了一驾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行驶的方向。车里光线幽暗，空气也很沉闷，上校首先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何时出发呀?”

我迟疑了一分钟，然后回答他：“一艘名为安迪伦达克的轮船明天中午从纽约起航。”

“你能乘上这艘船吗?”上校显得很急切。

上校一向很幽默，我想他不过是在开玩笑，调节一下气氛，于是半开玩笑地回答：“是的!”。

“那么就准备出发吧!"上校说。

马车停在一栋房子前，我们一起走到大厅。上校走进里面的一间屋子，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门口，招手让我进去。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背后，美国总统正坐在那里。

“年轻人，”总统说，“我选派你去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他可能在古巴东部的一个地方等你。你必须把情报如期安全地送达，这事关美利坚共和国的利益。”

年轻人所需要的不只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不只是聆听他人种种的指导，而是更需要一种敬业的精神，对上级的托付，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把信送给加西亚。

这时候，我才认识到瓦格纳上校并非开玩笑，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我的人生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一种军人崇高的荣誉感充满了我的胸膛，已经无法容纳任何的犹豫和疑问。我静静地站立在那里，从总统手中接过信——给加西亚将军的信。

总统说完了以后，瓦格纳上校补充说道：“这封信有我们想了解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要避免携带任何可能暴露你身份的东西。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悲剧，我们没有理由冒险。大陆军的内森*黑尔、美墨战争中的里奇中尉都是因为身上带着情报而被捕的，不仅牺牲了生命，而且机密情报又被敌人破译了。我们决不能失败，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没有人知道加西亚将军在哪里，你自己得想办法去寻找他们，以后所有的事全靠你自己了。”

“下午就去做准备，”瓦格纳上校紧接着补充说，“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许多战略计划都将根据你发来的情报，否则我们将一无所从。这项任务全权交给你一个人去完成，你责无旁贷，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离开，祝你好运！”

我和总统握手道别。

瓦格纳上校送我出门时还在叮嘱：“一定要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一边忙着做准备，一边考虑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我了解其责任重大而且复杂。现在战争还没有爆发，甚至我出发时也不会爆发，到了牙买加之后仍不会有战争的迹象，但稍稍有闪失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宣战，我的任务反倒减轻了，尽管危险并没有减少。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当一个人的荣誉甚至他的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命运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但他的名誉却属于自己。生命可以牺牲，荣誉却不能丧失，更不能遭到蔑视。这一次，我却无法按照任何人的指令行事，我得一个人负责把信送到加西亚的手中，并从他那里获得宝贵的情报。

和总统及瓦格纳上校的谈话，我不清楚秘书是否记录有案。但任务迫在眉捷，我已顾不了这么多了，脑海里一直在思考如何行动才能将信送给加西亚。

乘坐的火车中午12点零1分开车。我不禁想起一个古老的迷信，说星期五不宜出门。火车开车这天是星期六，但我出发时却是星期五。我猜想这可能是命运有意安排的。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就无暇顾及那么多了。于是，我的命运开始了。

牙买加是前往古巴的最佳途径，而且我听说在牙买加有一个古巴军事联络处，或许从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加西亚将军的消息。于是，我乘上了阿迪伦达克号，轮船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我尽量不和其他的乘客搭讪，沿途只认识了一位电器工程师。他教会了我许多十分有趣的东西。由于我很少和其他乘客交流，他们就善意地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进入古巴海域，我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带有一些危险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已经爆发，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并且逮捕我，当作战犯来处理。而这艘英国船也会被扣押，尽管战前它挂着一个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看到船尾绕过海角才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9点我登上了牙买加的领土，四处设法找到了古巴军人的联络处。牙买加是中立国，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那里，我和他及其助手一起讨论如何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接到密电几分钟后,我来到军人联络处的指挥部。在场的有几位流亡的古巴人，这些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当我们正在讲座一些具体问题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时候到了！”一些人用西班牙语喊着。

紧接着，我还没有来得及再说些什么，便被带到马车上。于是，一个军人服役以来最为惊险的一段经历开始了。

马车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丝毫不理睬我，我说什么他都不听。马车在迷宫般的金斯敦大街上疯狂地奔驰，速度丝毫不减。我长时间没有与人说话，心里憋得难受。当马车穿过郊区离城市越来越远时，我实在憋不住了拍了拍马车，想和他搭讪，但是他似乎根本没听见。

也许他知道我将要送信给加西亚，而他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把我送到目的地。我三番五次想让他能听我讲话，都无济于事。于是只好坐在原来的位置，任凭他把马车驶向远方。

大约又走了4英里路，我们进入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然后穿过一片沼泽地，进入平坦的西班牙城镇公路，停在一片丛林边上。马车门从外面被打开了，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然后就被要求换乘在此等候的另一辆马车。

真是太奇怪了。一切似乎都早已安排好，一句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一秒种都没耽搁。

一分钟之后我又一次踏上了征途。

第二位车夫和第一个一样沉默不语，他洋洋自得坐在车驾上，任凭马车飞奔，我想和他说话的努力也是徒然。我们过了一个西班牙城镇，来到了克伯利河谷，然后再进入岛的中央，那里有条路直通圣安斯加勒比海碧蓝的水域。

车夫仍然默不作声。沿途我一直试图和他搭话，他似乎不懂我说的话，甚至连我做的手势也不懂。马车在飞奔。随着地势升高，我的呼吸更畅快了。太阳落山时，我们来到一个车站。

那些从山坡上向我滚落下来黑糊糊的东西是什么？难道西班牙当局预料到我会来，安排牙买加军官审讯我？一看到这幽灵般的东西出现，我就十分警觉。结果是虚惊一场。一位年长的黑人一瘸一拐走到马车前，推开车门，送来美味的炸鸡和两瓶巴斯啤酒。他讲着一口当地的方言，我只能隐隐约约听懂几个单词，但我懂得他是在向我表示敬意，因为我在帮助古巴西人民赢得自由。他给我送来吃的喝的，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

可车夫却像是一个局外人，对炸鸡、啤酒和我们的谈话毫无兴趣。

换上两匹新马，车夫用力地抽打着马。我赶紧向黑人长者告别：“再见了，老人家！”顷刻间，我们便以飞快的速度消失在夜幕中。

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送信任务的重要性，要刻不容缓地赶路，但依然被眼前的热带雨林所吸引。这里的夜晚和白天一样美丽，所不同的是，阳光下的热带植物花香四溢，而夜晚则是昆虫的世界，处处引人入胜。最壮丽的景观当数夜幕刚刚降临时，转眼间落日的余辉被萤火虫的磷光所代替，这些萤火虫以自己怪异的美装点着树木。当我穿越森林看到这一独特景观时，仿佛进入了仙境。

一想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便无暇顾及眼前这些美丽的景色。马车继续向前飞奔，只是马的体力有些不支了。突然间，丛林里响起了刺耳的哨声。

马车停了下来，突然一伙人从天而降，我被一帮武装到牙齿的人包围了。在英国管辖的地方遭到西班牙士兵的拦截，我并不害怕，只是这突然的停车使我格外紧张。牙买加当局事先得到消息，知道我违反了该岛的中立原则，就会阻止我前行。要是这些人是英国军人那该多好呀！

很快我的这种担心就消除了。在小声地交谈了一番之后，我们又被放行上路了。

大约1小时后，我们的马车停在了一栋房屋前，房间里闪烁着昏暗的灯光，等待我们的是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联络处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首先为我们端上来的是牙买加朗姆酒。已经记不自己的疲倦，也感觉不到马车已经走了9个小时，行程70英里，人马换了两班，只感觉到朗姆酒的芳香。

接着又有指令传来。从隔壁屋里走出一个又高又壮的人，显得十分果断，留着长须，一个手指显然短了一截。他露出可靠的、忠诚的眼神，显示出其高贵的身份。他从墨西哥来到古巴，由于对西班牙旧制度提出质疑，被砍掉一个指头流放至此。他名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负责给我做向导，直到把信送到加西亚将军手里。另外，他们还雇请当地人将我送出牙买加，这些人再向前走7英里就算完成任务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助手”。

休息1小时后我们继续前行。离那座房子不到半小时的路程，又有人吹口哨，我们只好停下来，下了车，悄悄地走过一英里的荆棘之路，走进一个长满可可树的小果园。这里离海湾已经很近了。

离海湾50码的地方停着一艘渔船，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突然，船里闪出一丝亮光。我猜想这一定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到达的，不可能被其他人发现。格瓦西奥显然对船只的警觉很满意，做了回应。

那些不能胜任，没有才能的人，都被摈弃在就业的大门之外，只有最能干的人，才会被留下来。为了自己的利益，使得每个老板只保留那些最佳的职员——那些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