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二

二

这是个欢畅的节日早晨，十点钟，尼娜·费多罗芙娜穿一件棕色连衣裙，梳好头发，由人搀到客厅里来。她在客厅里走了一忽儿，在敞开的窗口站住，现出爽朗而天真的笑容，人们瞧着她就会想起当地一个酗酒的画家把她的脸叫做“笑脸儿”，想按照她来画一幅俄国谢肉节的画。所有的人，孩子也好，仆人也好，甚至她弟弟阿历克塞·费多雷奇和她本人也包括在内，都忽然生出信心，认为她一定会恢复健康。小姑娘们尖声笑着，追她们的舅舅，捉住他，于是家里便热闹起来了。

不断有外人来，探问她的病情，带来圣饼，说是今天几乎所有的教堂里都在为她作祷告。她在这个城里是慈善家，大家都喜爱她。她行善是异常随便的，就跟她弟弟阿历克塞·费多雷奇一样，他也是不考虑该不该给，就很随便地把钱散发出去。尼娜·费多罗芙娜常为穷学生付学费，把茶叶、白糖、果酱发给老太婆们，为穷新娘定做嫁衣。如果她手里拿到报纸，她就先找一下，有没有人发出求助的呼吁或者有关某人景况穷困的简讯。

现在她手里拿着一叠字条，各式各样的穷人，向她求助的人，就凭这些字条在杂货铺里赊购货物，昨天商人把这些字条送到她这儿来，要求她付出八十二卢布。

“瞧，他们拿走多少东西，这些没良心的！”她说，费力地辨认她在那些字条上写的难看的字迹。“这是闹着玩的吗？

八十二卢布呐！我就是不给！“

“今天我来付，”拉普捷夫说。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尼娜·费多罗芙娜激动地说。

“我每月从你和另一个弟弟那儿收到二百五 ，这就够多的了。

求上帝保佑你们，“她小声补充道，为的是不让仆人听见。

“哼，我一个月却要用掉二千五呢，”他说。“我再对你说一遍，亲爱的：你同样有花钱的权利，就跟我和费多尔一样。

这一点你务必要明白。父亲生下我们三个，那么每三个戈比里就有一个是属于你的。“

然而尼娜·费多罗芙娜不明白，从她的神情看来，她好象是在心里解答一道很难的算术题。她总弄不清金钱方面的事，每一次都惹得拉普捷夫不安，发窘。此外，他疑心她个人有债务，只是不好意思对他说，而且那些债务使得她痛苦。

这时候响起了脚步声和喘气声。这是医师上楼来了，他照例蓬头散发，衣冠不整。

“鲁－鲁－鲁，”他哼着。“鲁－鲁。”

拉普捷夫不想跟他见面，就走进饭厅，然后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他心里明白，要跟这位医师亲近起来，随便到他家里坐坐，是不可能的事，跟这个巴纳乌罗夫称之为“老畜生”的人见面，是不愉快的。因此他很少跟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见面。这时候他暗自思忖，她父亲不在家，如果现在他给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送伞去，他就能见到她一个人在家，于是，他的心就快活得缩紧了。赶快，赶快！

他拿起阳伞，心情十分激动，驾着爱情的翅膀飞出去了。

街上很热。医师家的大院子里生满杂草和荨麻，有二十来个男孩在玩皮球。这些男孩都是医师的房客们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是工人，分住在三间又旧又难看的厢房里，医师每年都打算修缮厢房，却一直拖延下来。空中响着清脆健康的说话声。院子另一边，远远的，在正房的台阶上，站着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倒背着双手，在看孩子们游戏。

“您好！”拉普捷夫招呼道。

她回过头来看。通常他总是看见她神情淡漠，冷冰冰的，或者象昨天那样疲乏，可是现在她的神态却活泼，生气勃勃，跟那些玩球的男孩一样。

“您瞧，莫斯科人从来也不会玩得这么快活，”她说，迎着他走过来。“不过呢，那边可也没有这么大的院子，要跑也没有空地方。爸爸刚才到您家里去了，”她补充说，不住地回 头看那些孩子。

“我知道，不过我不是来看他，而是来看您的，”拉普捷夫说，欣赏着她的青春的朝气，这种朝气他以前从没看到过，仿佛直到今天才在她身上发现似的，他觉得好象今天还是头一次看见她那挂着金项链的又细又白的脖子。“我是来看您的，……”他又说一遍。“我姐姐叫我给您送阳伞来，您昨天忘记拿走了。”

她伸出手来要接阳伞，可是他把伞按在胸口上，又生出昨天晚上坐在伞下面所感到的那种甜蜜的兴奋，他热烈而没法抑制地说：“我求您把它送给我。我留着它来纪念您……纪念我们的结交。这把伞多么好啊！”

“那您就拿去好了，”她说，脸红了。“不过这把伞说不上有什么好。”

他痴迷地瞧着她，没有开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干吗叫您晒太阳呢？”她沉默一忽儿以后说，笑起来。

“到屋里去吧。”

“那我不打搅您吗？”

他们走进前厅。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跑上楼去，她那件带浅蓝色小花的白色连衣裙沙沙地响。

“谁也不可能打搅我，”她在楼梯上停住脚，回答说，“要知道，我从来什么事也不做。在我，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放假。”

“您讲的这些话，在我是没法理解的，”他说，往她那边走过去。“我生长在大家每天都劳动的圈子里，不论男人或者女人都没有例外。”

“可是如果没有什么事可做呢？”她问。

“必须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在非劳动不可的环境里。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纯洁快乐的生活。”

他又把阳伞按在胸口上，轻声讲出一些出乎自己意外的话来，连他的声调都变了：“要是您同意做我的妻子，我情愿献出一切。我情愿献出一切。……不论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牺牲，我都愿意承担。”

她打了个哆嗦，又惊讶又恐惧地瞧着他。

“您在说什么，您在说什么呀！”她说，脸色变白了。“我老实跟您说，这是不可能的。请原谅。”

说完，她很快地往上面走去，她的连衣裙又沙沙地响起来，然后她关上房门。

拉普捷夫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心绪顿时大变，仿佛他心灵中的亮光忽然熄灭了。当他走出这所房子的时候，他体验到一个遭到白眼、不为人所喜欢、招人讨厌、也许恶劣得使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所感到的羞耻和屈辱。

“献出一切，”他在炎热中走回家去，想起他表白爱情的详细情形，就暗暗挖苦自己。“献出一切，完全是商人做生意的口气。谁稀罕你的一切！”

他觉得刚才他所说的那些话愚蠢得叫人恶心。为什么他撒谎说，他是在一个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劳动的圈子里长大的呢？为什么他用教训的口吻说起纯洁快乐的生活呢？这是不聪明的，没趣味的，虚伪的，而且是莫斯科式的虚伪。不过接着他渐渐产生了一种囚犯听过严峻的判决以后生出的那种冷漠心情。他已经在想：谢天谢地，现在事情总算过去，那种吉凶未卜的可怕局面没有了，再也用不着成天价巴望，心焦，老是想着一件事了。现在一切都已经明朗，他必须丢开对个人幸福的一切希望，就此没有愿望，没有希望地生活下去，不再梦想，不再期望。为了避免那种他已经不愿意忍受的烦闷无聊，他不妨去管别人的事，操心别人的幸福，然后老年就会不知不觉到来，生命走到尽头，于是他也就什么都不需要了。他已经满不在乎，什么也不指望，能够冷静地思考了，然而他脸上，特别是眼睛底下，却有一种沉重的感觉，额头象橡皮似的绷紧，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他感到周身无力，上床躺下，大约过了五分钟就睡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