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妇女的教育及其地位（2）
“我听说共结连理枝或者共饮一河之水，都是前生注定的缘分，自从前年发誓白头偕老，我便想如影随形地追随于你。近来听说你要迎接一场生死之战，我暗中喜不自胜。听说中国有个项王，是盖世的勇猛武士，却因与虞姬依依不舍而战役失败。木曾义仲与松殿诀别时也难分难舍，因此，就让活着已经绝望的我至少向现还活着的您致以最后的问候吧，我在那所有凡人终将踏上的黄泉路上等候您。但愿您千万别忘了秀赖公多年来的对你如山高、似海深的大恩。”
女子为其夫、家庭以及家族而牺牲自己，就像男子为主君和国家而牺牲自己一样，是自愿而光荣的。没有自我否定，就无法解决任何的人生之谜——就像男子对主君的忠义一样，是女子的家庭性的基础。她并不是丈夫的奴隶，正如她的丈夫并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隶一样。女子所扮演的角色是内助，即“在内侧的帮助”。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女人为了男人而舍弃自己，男人为主君而舍弃自己，主君也因此服从天命。我知道这种教诲的缺点，也知道基督教的优点最好地表现在要求所有人直接向造物主负责。尽管如此，仅就奉献的教义而言，就是牺牲自我而服务于高于自我的目的，也就是基督的教导中最崇高的、构成他的使命基础的神圣教义——从这一点上说，武士道是基于永恒真理之上的。
读者大概不会对我这个抱有在意志上赞扬奴隶般的服从的、不正当的偏见的人进行指责吧？我大体上接受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黑格尔所主张和辩护的观点：历史是自由的逐渐展开和实现的。我想要指出的是，武士道的全部教诲都完完全全地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不仅要求女人有自我牺牲精神，也同样这样要求男人。因此，直到完全消除武士道的影响之前，我国社会应该不会接受，那位美国女权主义倡导者所呼吁的“所有日本女人站起来反抗旧习惯吧”的轻率见解。这样的反抗能够成功吗？它能改善女性的地位吗？她们今天所继承的柔和的性格、温存的举止将会消失，她们从这种轻举妄动所获得的权利能补偿她们的损失吗？罗马的主妇丧失了家庭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道德的沦丧，这种巨大的损失不是难以言表的吗？那位美国改革家敢肯定我国女性的反抗是历史的必经之路吗？这些都是重大的问题。变化必然会到来的，但不是通过反抗的办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武士道制度下的女性的地位是不是真的糟糕到必须要发生一场起义的地步？
关于欧洲骑士献给“上帝和女士们”许多表面上的赞美，我们听到了许多。——这两个词的不协调曾使得吉本为之脸红，此外，哈勒姆也曾经说过，骑士精神的道德是粗野的，它对妇女的过分殷勤包含着不正当的爱。骑士精神带给女性的影响，给哲学家提供了思维的营养。基佐先生论证封建制度及骑士精神带来了有益的影响，相反，斯宾塞先生却说在尚武的社会中(不尚武又算什么封建社会呢？)妇女的地位必然是低下的，只有社会的产业化发展了它才能随之发展。那么，就日本而言，基佐和斯宾塞的说法到底谁的更正确呢？我可以肯定地说，都正确。日本的军人阶层只限于人数约200万人的武士。其上就是军事贵族的大名和宫廷贵族的公卿——这些身分尊贵、安闲舒适的贵族只是名义上的军人。在武士之下则是众多平民——农、工、商，这些人的生活是专门从事和平业务，因此，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军事性社会的特点，仅限于武士阶级，与此相反，产业型社会的特点在这个阶级之上和之下都可以通用。这正好可以通过妇女的地位而加以解释。就是说，在武士中，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最少。奇怪的是，社会地位越低——例如在手艺人中——夫妻双方的地位越平等。在身分高的贵族中，两性之间的差别也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闲适的贵族已经非常女性化了，所以很少有机会去突出性别上的差别。这样，斯宾塞的说法在旧日本就有了充分的例证。至于基佐的说法，读过他的封建社会观的读者大概会记得，他是专门以高层贵族为考察对象的。因此，他的结论可以适用于大名和公卿。
如果我的话使人们就武士道下的妇女地位评价过低的话，那我就对历史真理犯下了极不公正的罪。我毫不犹豫地认定：女性并没有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待遇。但是，只要我们学不会差别与不平等的区别，对这个问题就会经常产生误解。
如果想到男人之间只是在法庭或者在选举投票等极少数情况下才是相互平等的，那么，进行一场有关男女平等的辩论就只是徒劳的自寻烦恼罢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说，所有人生而平等，这并不是指任何精神上或**上的能力，它不过是重复了古代阿尔平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罢了。在这种场合，法律的权利就是平等的尺度。如果说法律是衡量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唯一标尺，那么告诉她的地位是高是低就很容易了，就像用磅、盎斯来告诉她的体重一样。然而，问题是存在这么一个衡量男女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的正确标准吗？把银子的价值同金子的价值相比较，用数字算出它的比率来，照此去对比男女之间的地位会正确吗？会充分吗？这种算法是把人类最重要的价值，即内在价值，放到考察之外了。考虑到男女各自为了完成各自在世上的使命，必须有各方面的资格，那么用来测量两者的相对地位的标准就必须拥有综合性质。如果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明就是，那必须是复本位的。武士道就有它自己的标准，那是双本位。即女子的价值要通过战场及炉灶来测量。女性在前者所得的评价极少，但在后者却极为完善。对应这个双重评价，她也得到了相应的待遇：社会的、政治的单位，对她们的评价并不高，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则受到了最高的尊敬与最深的爱戴。在像罗马人那样的军事国家里，妇女何以受到高度尊敬？这难道不是因为她们是Matronae即母亲吗？不是因为她们是战士或立法者，而是因为她们是母亲，使罗马人在妇女面前低下了头。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当父亲和丈夫离家走向战场或地里的时候，所有家事就由母亲或妻子全权处理。孩子的教育，甚至对孩子的保护，都托付给她们了。前面我曾提及的女子的军事训练，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贤明地指导、教育子女。
在一知半解的外国人中间，流行着日本人轻视、不尊重妻子的肤浅见解，因为他们看到日本人通常称自己的妻子为“拙荆”等等。如果告诉他还有“愚父”、“犬子”、“拙己”等等日常使用的谦辞，那么答案不就十分清楚了吗？
我认为，我们的婚姻观在某些方面要比所谓基督教徒更加深刻。“男女应合为一体。”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从未消除夫与妻是两个人的观念。所以，他们在产生分歧时，就承认各自的权利，而在和好如初时，则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昵称和甜言蜜语，夫或妻对别人说他的另一半——好坏暂且不论——是可爱啦、聪明啦、亲切啦、这个那个啦，在我们听来非常不理智。用“聪明的我”、“我的可爱的性格”这样的话自我夸耀，难道是有品位的表现？我们认为夸耀自己的妻子就是夸耀自己本身，而我们至少把这种夸耀看成是没有品位的表现——而且我也希望，在基督教国家中也应该如此!因为合乎礼貌地贬称自己的配偶，是武士中的惯例，所以我才稍稍偏题来论述一番。
条顿民族开始其种族生活之初对女性怀着近乎迷信的敬畏，(这点在德国实际上正在消灭中!)，而美国人则是在社会建立之初痛感女性数量上的不足③(我担心，美国的妇女人口现在增加了，殖民时代的母性所享有的特权是否在迅速丧失呢？)。因此，在西方文明中，男子对女子表示尊敬，就成了衡量道德的主要标准。然而，在武士道的武士伦理中，善恶的主要分水岭是在其他事情上体现出来的。它沿着职责前进，而职责将男人和他自身神圣的灵魂以及我在前文提到的五伦中的其他灵魂紧紧相连。在这五伦中，我请读者注意的是忠诚，即臣下与主君的关系。关于其他方面，只不过是略有提及罢了，因为这些并不是武士道所特有的东西。它们作为基于自然的感情的东西，当然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是在有些细节方面，由于是从武士道的教导中导出的关系，所以有的可能特别强调一下。与此相关联，我想起了男人之间的友谊所展现的特殊的力与美。它们常常给结拜为兄弟的盟约增加一份浪漫，而这份浪漫由于青年时代的男女隔绝的习惯，无疑变得更加强烈。因为这种隔绝，不允许男女之间有情感的自然交流。我可以用日本版的第蒙与皮西厄斯或阿基里斯与帕特洛克罗斯的故事来拼凑篇幅，也可以在武士道的故事中来叙述不亚于大卫与约纳丹结交那样感人的友谊。
然而，武士道所特有的道德与教诲，并不局限于武士阶级，这不足为怪。这个事实就使我们要赶紧考察一下武士道对整个国家的影响。
武士道“我听说共结连理枝或者共饮一河之水，都是前生注定的缘分，自从前年发誓白头偕老，我便想如影随形地追随于你。近来听说你要迎接一场生死之战，我暗中喜不自胜。听说中国有个项王，是盖世的勇猛武士，却因与虞姬依依不舍而战役失败。木曾义仲与松殿诀别时也难分难舍，因此，就让活着已经绝望的我至少向现还活着的您致以最后的问候吧，我在那所有凡人终将踏上的黄泉路上等候您。但愿您千万别忘了秀赖公多年来的对你如山高、似海深的大恩。”
女子为其夫、家庭以及家族而牺牲自己，就像男子为主君和国家而牺牲自己一样，是自愿而光荣的。没有自我否定，就无法解决任何的人生之谜——就像男子对主君的忠义一样，是女子的家庭性的基础。她并不是丈夫的奴隶，正如她的丈夫并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隶一样。女子所扮演的角色是内助，即“在内侧的帮助”。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女人为了男人而舍弃自己，男人为主君而舍弃自己，主君也因此服从天命。我知道这种教诲的缺点，也知道基督教的优点最好地表现在要求所有人直接向造物主负责。尽管如此，仅就奉献的教义而言，就是牺牲自我而服务于高于自我的目的，也就是基督的教导中最崇高的、构成他的使命基础的神圣教义——从这一点上说，武士道是基于永恒真理之上的。
读者大概不会对我这个抱有在意志上赞扬奴隶般的服从的、不正当的偏见的人进行指责吧？我大体上接受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黑格尔所主张和辩护的观点：历史是自由的逐渐展开和实现的。我想要指出的是，武士道的全部教诲都完完全全地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不仅要求女人有自我牺牲精神，也同样这样要求男人。因此，直到完全消除武士道的影响之前，我国社会应该不会接受，那位美国女权主义倡导者所呼吁的“所有日本女人站起来反抗旧习惯吧”的轻率见解。这样的反抗能够成功吗？它能改善女性的地位吗？她们今天所继承的柔和的性格、温存的举止将会消失，她们从这种轻举妄动所获得的权利能补偿她们的损失吗？罗马的主妇丧失了家庭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道德的沦丧，这种巨大的损失不是难以言表的吗？那位美国改革家敢肯定我国女性的反抗是历史的必经之路吗？这些都是重大的问题。变化必然会到来的，但不是通过反抗的办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武士道制度下的女性的地位是不是真的糟糕到必须要发生一场起义的地步？
关于欧洲骑士献给“上帝和女士们”许多表面上的赞美，我们听到了许多。——这两个词的不协调曾使得吉本为之脸红，此外，哈勒姆也曾经说过，骑士精神的道德是粗野的，它对妇女的过分殷勤包含着不正当的爱。骑士精神带给女性的影响，给哲学家提供了思维的营养。基佐先生论证封建制度及骑士精神带来了有益的影响，相反，斯宾塞先生却说在尚武的社会中(不尚武又算什么封建社会呢？)妇女的地位必然是低下的，只有社会的产业化发展了它才能随之发展。那么，就日本而言，基佐和斯宾塞的说法到底谁的更正确呢？我可以肯定地说，都正确。日本的军人阶层只限于人数约200万人的武士。其上就是军事贵族的大名和宫廷贵族的公卿——这些身分尊贵、安闲舒适的贵族只是名义上的军人。在武士之下则是众多平民——农、工、商，这些人的生活是专门从事和平业务，因此，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军事性社会的特点，仅限于武士阶级，与此相反，产业型社会的特点在这个阶级之上和之下都可以通用。这正好可以通过妇女的地位而加以解释。就是说，在武士中，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最少。奇怪的是，社会地位越低——例如在手艺人中——夫妻双方的地位越平等。在身分高的贵族中，两性之间的差别也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闲适的贵族已经非常女性化了，所以很少有机会去突出性别上的差别。这样，斯宾塞的说法在旧日本就有了充分的例证。至于基佐的说法，读过他的封建社会观的读者大概会记得，他是专门以高层贵族为考察对象的。因此，他的结论可以适用于大名和公卿。
如果我的话使人们就武士道下的妇女地位评价过低的话，那我就对历史真理犯下了极不公正的罪。我毫不犹豫地认定：女性并没有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待遇。但是，只要我们学不会差别与不平等的区别，对这个问题就会经常产生误解。
如果想到男人之间只是在法庭或者在选举投票等极少数情况下才是相互平等的，那么，进行一场有关男女平等的辩论就只是徒劳的自寻烦恼罢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说，所有人生而平等，这并不是指任何精神上或**上的能力，它不过是重复了古代阿尔平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罢了。在这种场合，法律的权利就是平等的尺度。如果说法律是衡量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唯一标尺，那么告诉她的地位是高是低就很容易了，就像用磅、盎斯来告诉她的体重一样。然而，问题是存在这么一个衡量男女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的正确标准吗？把银子的价值同金子的价值相比较，用数字算出它的比率来，照此去对比男女之间的地位会正确吗？会充分吗？这种算法是把人类最重要的价值，即内在价值，放到考察之外了。考虑到男女各自为了完成各自在世上的使命，必须有各方面的资格，那么用来测量两者的相对地位的标准就必须拥有综合性质。如果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明就是，那必须是复本位的。武士道就有它自己的标准，那是双本位。即女子的价值要通过战场及炉灶来测量。女性在前者所得的评价极少，但在后者却极为完善。对应这个双重评价，她也得到了相应的待遇：社会的、政治的单位，对她们的评价并不高，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则受到了最高的尊敬与最深的爱戴。在像罗马人那样的军事国家里，妇女何以受到高度尊敬？这难道不是因为她们是Matronae即母亲吗？不是因为她们是战士或立法者，而是因为她们是母亲，使罗马人在妇女面前低下了头。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当父亲和丈夫离家走向战场或地里的时候，所有家事就由母亲或妻子全权处理。孩子的教育，甚至对孩子的保护，都托付给她们了。前面我曾提及的女子的军事训练，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贤明地指导、教育子女。
在一知半解的外国人中间，流行着日本人轻视、不尊重妻子的肤浅见解，因为他们看到日本人通常称自己的妻子为“拙荆”等等。如果告诉他还有“愚父”、“犬子”、“拙己”等等日常使用的谦辞，那么答案不就十分清楚了吗？
我认为，我们的婚姻观在某些方面要比所谓基督教徒更加深刻。“男女应合为一体。”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从未消除夫与妻是两个人的观念。所以，他们在产生分歧时，就承认各自的权利，而在和好如初时，则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昵称和甜言蜜语，夫或妻对别人说他的另一半——好坏暂且不论——是可爱啦、聪明啦、亲切啦、这个那个啦，在我们听来非常不理智。用“聪明的我”、“我的可爱的性格”这样的话自我夸耀，难道是有品位的表现？我们认为夸耀自己的妻子就是夸耀自己本身，而我们至少把这种夸耀看成是没有品位的表现——而且我也希望，在基督教国家中也应该如此!因为合乎礼貌地贬称自己的配偶，是武士中的惯例，所以我才稍稍偏题来论述一番。
条顿民族开始其种族生活之初对女性怀着近乎迷信的敬畏，(这点在德国实际上正在消灭中!)，而美国人则是在社会建立之初痛感女性数量上的不足③(我担心，美国的妇女人口现在增加了，殖民时代的母性所享有的特权是否在迅速丧失呢？)。因此，在西方文明中，男子对女子表示尊敬，就成了衡量道德的主要标准。然而，在武士道的武士伦理中，善恶的主要分水岭是在其他事情上体现出来的。它沿着职责前进，而职责将男人和他自身神圣的灵魂以及我在前文提到的五伦中的其他灵魂紧紧相连。在这五伦中，我请读者注意的是忠诚，即臣下与主君的关系。关于其他方面，只不过是略有提及罢了，因为这些并不是武士道所特有的东西。它们作为基于自然的感情的东西，当然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是在有些细节方面，由于是从武士道的教导中导出的关系，所以有的可能特别强调一下。与此相关联，我想起了男人之间的友谊所展现的特殊的力与美。它们常常给结拜为兄弟的盟约增加一份浪漫，而这份浪漫由于青年时代的男女隔绝的习惯，无疑变得更加强烈。因为这种隔绝，不允许男女之间有情感的自然交流。我可以用日本版的第蒙与皮西厄斯或阿基里斯与帕特洛克罗斯的故事来拼凑篇幅，也可以在武士道的故事中来叙述不亚于大卫与约纳丹结交那样感人的友谊。
然而，武士道所特有的道德与教诲，并不局限于武士阶级，这不足为怪。这个事实就使我们要赶紧考察一下武士道对整个国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