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武士道还活着吗（1）
在我国，西方文明在推进的过程中，是否已经抹掉了自古以来的思想训练的一切痕迹呢？
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如此迅速的死亡，那是可悲的。这样轻易地屈服于外部影响的，就是可怜的灵魂。
构成国民性的心理因素的合成体是坚固的，就像“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勒朋先生在他那充满了肤浅的断言和华丽的概括的近作①中说：“基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而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则是每个民族特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日复一日，即使历经几个世纪的水的冲刷，也只不过磨去它的外部的棱角罢了。”这是很激烈的言辞。然而，如果说各民族独有遗产均构成与性格的长处和短处，这话就非常值得人深思了。不过，这种概括性理论，早在勒朋开始写这本书的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而且早已为西奥多?魏茨和休?默里所推翻了。当研究武士道所培育的各种美德的时候，我们曾从欧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来进行比较并举例说明，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性格特性是武士道的独有遗产。道德的各个特性的合成体，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面貌，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合成体被爱默生叫做“所有伟大的力量作为要素参与进来的综合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位康科德的哲学家并不像勒朋那样，把它作为一个民族或国民的专有的遗产，而是把它叫做“联合各个国家的最强力的人，使他们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的要素。它明白无误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某个人不使用互济会的暗号，就会立刻被分辨出来。”
武士道所留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武士身上的印记，虽然不能说构成“种属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但说他们从此保有其活力却是毋庸置疑的。纵使武士道仅仅是物理的力量，它在过去700年间所获得的运动能量也不可能这样戛然而止的。即使说它仅仅是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肯定也非常广泛。试想，如果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么“每个人的血管中至少流淌着2000万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人的血液。”“弯着那背负世纪的重荷的腰”，耕种土地的贫农，他们的血管中流着古老的血液，这样，正像他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为一种暗藏的而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家和个人前进。新日本最杰出的先驱者之一吉田松阴，在临刑前所写下的下列诗歌，就是日本民族的真实的自白：
我明知此番事业不死不休，
是大和魂驱使我挑战命运!
虽不具备形式，但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的最活跃的精神和驱动力。
兰塞姆先生说：“今天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日本并存于世——旧日本还没有完全死亡，新日本只具有精神雏形却没诞生，而过渡期的日本正经历着最严峻的困境。”这些话，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关于有形的、具体的各种机构设置上，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把它应用到根本的伦理观念上时，观点就要做些修改。因为作为旧日本的建设者和它的产物，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期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证明它还是塑造新时代的关键力量。
伟大的政治家们，在王政复古的飓风和国家维新的旋涡中为我们的国家之船掌舵，除了武士道他们不知道其他任何教义。近来几个作家②试图证明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于新日本的诞生作出了突出的显而易见的贡献。虽然我觉得荣誉应该授予该获得荣誉的人，然而这个荣誉却很难授予善良的传教士们。与其提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论断，不如互相信守应将荣誉归于他人的《圣经》的诫条，这对他们的职务应该更合适一些。作为我个人来说，我相信基督教的传教士正在为日本从事伟大的事业，在教育特别是在道德教育领域——但是，上帝的活动虽然确实是神秘的，可是仍然隐藏于神圣的秘密之中。他们的事业仍然只起到间接作用。不，迄今为止，基督教的传教在新日本的性格塑造上所作出的贡献微乎其微。无论好坏，推动我们前进的是纯而又纯的武士道。翻开新日本的缔造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在世的杰出人物的回忆录看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受到了武士道的刺激。观察和研究了远东之后的亨利?诺曼先生宣称：日本同其他东方**国家唯一区别在于，“人类有史以来所研究出来的名誉信条中最严格、最崇高、最正确的东西，在其国民中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句话触及到了新日本之所以形成，并且实现其将来的命运的原动力。③
日本的变化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在这样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武士道。当全国开放对外贸易时，当把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以及当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及科学时，我们的指导性原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加，更不是对西方习俗的盲目的模仿。
汤森先生对东方的制度及人民作过精心观察，之后他写道：“我们经常听说欧洲如何影响了日本，却忘记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欧洲人并没有教导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发起从欧洲学习民用的、军事的组织方法，并且因而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正如几年前土耳其从欧洲输入了大炮一样，日本从欧洲输入了机械、科学。正确地说，这算不上欧洲对日本的影响，除非能够说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他又问道，“曾经改造了日本的欧洲的先驱、哲学家、政治家或宣传家在哪里呢？”④
武士道在我国，西方文明在推进的过程中，是否已经抹掉了自古以来的思想训练的一切痕迹呢？
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如此迅速的死亡，那是可悲的。这样轻易地屈服于外部影响的，就是可怜的灵魂。
构成国民性的心理因素的合成体是坚固的，就像“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勒朋先生在他那充满了肤浅的断言和华丽的概括的近作①中说：“基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而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则是每个民族特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日复一日，即使历经几个世纪的水的冲刷，也只不过磨去它的外部的棱角罢了。”这是很激烈的言辞。然而，如果说各民族独有遗产均构成与性格的长处和短处，这话就非常值得人深思了。不过，这种概括性理论，早在勒朋开始写这本书的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而且早已为西奥多?魏茨和休?默里所推翻了。当研究武士道所培育的各种美德的时候，我们曾从欧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来进行比较并举例说明，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性格特性是武士道的独有遗产。道德的各个特性的合成体，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面貌，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合成体被爱默生叫做“所有伟大的力量作为要素参与进来的综合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位康科德的哲学家并不像勒朋那样，把它作为一个民族或国民的专有的遗产，而是把它叫做“联合各个国家的最强力的人，使他们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的要素。它明白无误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某个人不使用互济会的暗号，就会立刻被分辨出来。”
武士道所留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武士身上的印记，虽然不能说构成“种属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但说他们从此保有其活力却是毋庸置疑的。纵使武士道仅仅是物理的力量，它在过去700年间所获得的运动能量也不可能这样戛然而止的。即使说它仅仅是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肯定也非常广泛。试想，如果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么“每个人的血管中至少流淌着2000万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人的血液。”“弯着那背负世纪的重荷的腰”，耕种土地的贫农，他们的血管中流着古老的血液，这样，正像他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为一种暗藏的而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家和个人前进。新日本最杰出的先驱者之一吉田松阴，在临刑前所写下的下列诗歌，就是日本民族的真实的自白：
我明知此番事业不死不休，
是大和魂驱使我挑战命运!
虽不具备形式，但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的最活跃的精神和驱动力。
兰塞姆先生说：“今天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日本并存于世——旧日本还没有完全死亡，新日本只具有精神雏形却没诞生，而过渡期的日本正经历着最严峻的困境。”这些话，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关于有形的、具体的各种机构设置上，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把它应用到根本的伦理观念上时，观点就要做些修改。因为作为旧日本的建设者和它的产物，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期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证明它还是塑造新时代的关键力量。
伟大的政治家们，在王政复古的飓风和国家维新的旋涡中为我们的国家之船掌舵，除了武士道他们不知道其他任何教义。近来几个作家②试图证明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于新日本的诞生作出了突出的显而易见的贡献。虽然我觉得荣誉应该授予该获得荣誉的人，然而这个荣誉却很难授予善良的传教士们。与其提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论断，不如互相信守应将荣誉归于他人的《圣经》的诫条，这对他们的职务应该更合适一些。作为我个人来说，我相信基督教的传教士正在为日本从事伟大的事业，在教育特别是在道德教育领域——但是，上帝的活动虽然确实是神秘的，可是仍然隐藏于神圣的秘密之中。他们的事业仍然只起到间接作用。不，迄今为止，基督教的传教在新日本的性格塑造上所作出的贡献微乎其微。无论好坏，推动我们前进的是纯而又纯的武士道。翻开新日本的缔造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在世的杰出人物的回忆录看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受到了武士道的刺激。观察和研究了远东之后的亨利?诺曼先生宣称：日本同其他东方**国家唯一区别在于，“人类有史以来所研究出来的名誉信条中最严格、最崇高、最正确的东西，在其国民中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句话触及到了新日本之所以形成，并且实现其将来的命运的原动力。③
日本的变化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在这样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武士道。当全国开放对外贸易时，当把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以及当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及科学时，我们的指导性原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加，更不是对西方习俗的盲目的模仿。
汤森先生对东方的制度及人民作过精心观察，之后他写道：“我们经常听说欧洲如何影响了日本，却忘记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欧洲人并没有教导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发起从欧洲学习民用的、军事的组织方法，并且因而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正如几年前土耳其从欧洲输入了大炮一样，日本从欧洲输入了机械、科学。正确地说，这算不上欧洲对日本的影响，除非能够说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他又问道，“曾经改造了日本的欧洲的先驱、哲学家、政治家或宣传家在哪里呢？”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