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作者：马塞尔·普鲁斯特
斯万之恋笔记：虚幻的爱如何可能？
蔌弦
虚幻的爱如何可能？
一
为了一位自己并无过多兴趣的风尘女子，容貌英俊、博学多识的斯万先生暂别圣日耳曼区的贵族沙龙，造访维尔迪兰家的晚会，又由于一场阴差阳错的夜间追寻，悄然萌芽的欲望将他推入热恋的心绪。可等待斯万的却是一段酸楚的回忆，他的疑虑、猜忌与奥黛特的虚与委蛇不断恶化着二人的关系，并逐步葬送了这段病态的爱情，尽管最后婚姻还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在布鲁姆看来，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意早已消退，造就了他们婚姻的恰是无法止息的嫉妒）。《斯万之恋》出现于《追忆似水年华》的首卷，在铺陈记忆中的数段恋情以前，普鲁斯特先向读者出示了斯万的故事，它既是《追忆》中爱情的序曲，也可被视为全书爱情的寓言，因为其中包含的恋爱主体间普遍的关系与欲望的运作机制也能在“我”与希尔贝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等等记叙中找到痕迹。斯万与奥黛特这对毫不相称的情侣间，爱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如何可能？艺术、想象、欲望与爱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它如何参与了情感的生产？这些都构成了普鲁斯特笔下爱情的核心问题。
维尔迪兰家的沙龙是斯万之恋发生的主要场域。在贡布雷，它是与盖尔芒特家的沙龙相对的世界，后者聚集了大量品位高雅的旧式贵族，而前者则是新兴布尔乔亚的圈子。勒内·基尔指出，沙龙“不是一个简单的聚会地，而是一种观察、感觉、判断的方式”，是“封闭的文化”。文化资本上的居于劣势的新贵们显然对难以企及的上流阶层抱有敌意。维尔迪兰“小团体”的女主人需要自己的信徒保持足够的虔诚，例如承认受宠的青年钢琴家“压倒”普朗岱与鲁宾斯坦，承认戈达尔大夫的医道胜于名医博丹；但无论如何附庸风雅依然掩盖不住她在艺术上的一知半解，凡德伊的奏鸣曲创作于何时、试图表达什么思想对维尔迪兰夫人都毫不重要，她真正关心的只是维持住信徒对沙龙的依附（可有趣的是，丈夫亡故以后，维尔迪兰夫人不仅改嫁了盖尔芒特公爵，甚至将过去的常客拒之门外）。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个相当有效的阐释模型，他认为《追忆似水年华》囊括了四重世界，分别为社交界（mondanité）、爱的世界、感觉的世界与艺术的世界。每一重世界均有各自的符号，符号又有其发射与诠释的机制。其中，社交界汇聚了大量关于礼俗言行的社交符号，它们并不指向某物，而是取代了行动或思想的位置，谮越符号的意义所预设的价值，显得空洞老套却规训着参与者的举止。依照德勒兹的构想，艺术趣味、审美能力等作为文化塑造的产物，也应被纳入社交的世界，尤其在某些沙龙里，艺术品往往被抽空了意义而发挥着对内统一团体的格调，对外自我标记的功能。虽然维尔迪兰与盖尔芒特两家的沙龙都仅是此世界的一角，但演化出了各自的符号体系，且时刻居于变动之中。因而维尔迪兰的沙龙对斯万而言本是陌生的世界，斯万必须尝试学习其中的符号，然后才可能融入它。
这也提示我们，斯万的世界与维尔迪兰世界必然存在大量无法通约的符号（而这种不可避免的错位感正是理解斯万之恋的关键，它与归复自身的欲望及想象的爱恋形成了暗中的对称）。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的斯万固然不乏学习社交符号的能力，但依然不时触犯到维尔迪兰夫人的权威，他会在演奏结束后纠结于其中的艺术问题，以至遭到维尔迪兰夫人的嘲讽，也会在不经意间暴露自己与爱丽舍宫的来往，引发女主人强烈的不安。斯万的智识及其所处的阶层使他难以像大夫、画家或者福什维尔那样真正融入维尔迪兰家的沙龙。一个间隙早已在斯万与维尔迪兰的信徒（包括奥黛特）间产生，社交符号的错位既为交流设置了障碍，也强化了所有潜在的误解，对对方符号系统的无知及怀疑甚至可能将合乎自身规范的行为也理解为反讽。斯万与奥黛特分属于不同的阶层，他对奥黛特的爱必须要以接受维尔迪兰世界为前提。我们会看到，为了曲意迎合奥黛特，斯万迫使自己放弃对艺术的判断，而屈从于某些庸俗的趣味，诸如寄售店的小摆设，王家街茶座有英国松饼和吐司的午茶，《黄玉王后》或《赛尔施·巴尼娜》的演出。
当然，更近一步地说，任何一种爱都不可避免地是向异质性场域的逾越，都是要遭遇被爱者的身后那个异于自己的符号世界，可学习的社交符号仅仅是奥黛特这一集合的一部分。德勒兹是如此论述爱的世界中符号的互动形式的：“陷入爱河，那即是通过一个人所表达或传达的符号来使其个体化”，但当求爱者如此尝试时，会发现“被爱者蕴涵着、包含着、幽闭着一个世界，因此，需要解码，也即，需要阐释”。随着斯万对奥戴特认识的增长，奥黛特身后重重叠叠的褶皱逐步被开启，但窥探得愈多，斯万就愈加感到不安，因为他察觉到的未解的部分可能牵扯出更大的空间。原先需要自己护送回家的奥黛特为何独自离去了？因突然的到访而不知所措、不愿开门的奥黛特瞒着自己在屋中与谁相会？她伴随着维尔迪兰夫妇到德勒或者埃尔丰城堡去游玩，可能发生了什么？她是否像流言说的，是一位女同性恋？他者是异质且未知的，这是爱的前提，也是爱的宿命，始源于双方差异性的爱情，总是要回过头来处理差异携来的问题，这一过程直接决定了爱能否由某种关于情侣“相遇”的神话转变为真正的情感。
当斯万尝试着去解码奥黛特的谎言背后那个世界时，两种结果对应着两种情况：已被阐释的部分要求他协调自身与他者的关系；而未被解码的地方则隐藏着嫉妒的种子，致使他陷入疯狂。在德勒兹看来，由于爱的符号必然是谎言性的，所以嫉妒更接近爱的本质，唯有它才是爱情的真相。实际上，这也确是斯万之恋的根本情绪。长达百余页的《斯万之恋》里真正属于爱情之甜蜜的篇幅非常有限，而当恋情不可避免地恶化后，斯万显露出的复杂情感才是普鲁斯特关注的焦点。louis de robert读完《在斯万家那边》的手稿后，曾告诉普鲁斯特，《斯万之恋》向读者展现了“一份我们文学中未有过的有关嫉妒的研究”。斯万在偷窥奥黛特的信件时流露出的矛盾心理，他编造各式理由以便去暗访奥黛特踪迹的心态，他收到列举奥黛特劣迹的匿名信后的不安与自我劝慰，都完美重现了恋爱自我与未知他者之间的对弈。
因而我们不免会转向最初的疑惑，既然未曾有过一次对被爱者完全的解码，那么爱是如何产生的，并一步步地束缚住斯万？如果说嫉妒才是斯万之恋的核心，它又与爱情存在怎样的关系，其基础是什么？
二
《斯万之恋》中，普鲁斯特如精神病学家般精准地描摹了恋爱中欲望的运动。“他已经接近看破一切的岁数，懂得满足于为爱的乐趣而爱，并不太要求对方的爱；但是这种心心相印虽然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是爱情必然追求的目标……到了一定的岁数，由于你在爱情中追求的主要是一种主观的乐趣，你就会觉得女性之美的爱好应该在爱情中起最大的作用，这时即使最初没有任何欲念的因素，爱情也会油然而生，但这是纯生理的爱。”（第143页）斯万对女性的态度始于对象的缺乏，它更像是摇摆于康德式的审美观与纯粹的生理情欲之间的某种混杂状态，它不要求某个特定的爱人，换言之，女人对于长期出入社交场所的斯万而言，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更何况奥黛特的容貌也并非多么迷人。如若读者还记得一开始时奥黛特是如何激不起斯万的兴趣，必然会对斯万最终沉湎于爱的幻影感到诧异。在故事里，斯万的这种转变，与奥黛特态度的逐步冷却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由此不难某种窥见恋爱关系中常见的逻辑。
让我们回到《精神现象学》的第四章，黑格尔曾为世人勾勒过自我意识在殊死搏斗中运动发展的过程，在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经典的阐释里，它被深化为一种欲望的辩证法：自我是一种欲望，人的存在必须以欲望为前提，而人的欲望总是欲望着他人所欲望之物，又必然针对他人的欲望，这种欲望最终会和“承认”的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我意识之间为争夺彼此的承认而斗争，最终确立了主奴关系。如果我们把恋爱中的两个个体（自我意识）置于这一视域内，也能剖析出其中的斗争性。爱，是一对一的政治学，恋爱者企图获得对方的承认，这种承认需要被爱者展示自己的世界，并向对方指示其中符号的运作机制。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巴迪欧（alain badiou）批驳了将爱理解为“相遇”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爱应是相遇后组合两个差异世界的尝试，是跨越时空等障碍的“持之以恒的构建”。在平衡的恋爱关系中，恋爱者的符号网络应被联结起来，至少存在相连处，双方都渴望在其中得到确认（尽管德勒兹对此不持乐观态度），爱可能以一方承认另一方的主奴结构开始，但其理想状态最终应指向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在斯万与奥黛特的相互追逐里，这样的时刻却从未到临过。首次相会以后不久，奥黛特写信给斯万，请求他允许自己登门拜访，她对这位“大学问家”的敬仰及其“满屋图书”的好奇，无疑与后文的厌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随着关系的深入，两者间的权力结构也开始悄然转换，奥黛特的激情逐步消退，“他（斯万）感觉到，自从奥黛特有了一切便利条件跟他见面以后，她放佛没有多少话可跟他说”（第164页）。而从斯万的角度看，爱刚在他心底抽芽，奥黛特逐渐从他遐想里的诸多女性间脱颖而出，由异性的图形转变为有待被阐释的个体，他小心地拿捏着自己的心态，既希望增进情感，又担心自己会过快厌倦。由于占据着优势地位，斯万的态度一开始仍是有所保留的，他只愿为奥黛特挪出一部分时间，“如果让奥黛特知道（他只同意在晚饭后同她见面），他还有比她跟她在一起更大的乐趣的话，那么她在他身上不久就要得寸进尺了”（第159页）。但就在斯万迟到了沙龙的那个晚上，这场爱情却发生了翻转。普鲁斯特是如此描摹怅然若失的斯万的：
就这样，他到得太晚，奥黛特以为他不来，就回家了。见她不在客厅，斯万心里感到难过；在此之前，当他想要得到跟她见面的乐趣时，他总是确有把握能得到这种乐趣的，现在这种把握降低了，甚至使我们完全看不到那种乐趣的价值（在其他各种乐趣中也是一样），而今天才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它的分量。（第165页）
斯万在此体验到的是主人地位的颠覆，是承认感的剥夺，也正因为这样，他对奥黛特真正的欲望反倒被激起了，原本不愿同奥黛特见面的斯万竟变得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奔赴街头，在咖啡馆与饭店之间找寻他的欧律狄克。事实上，所有的转变都主要发生于斯万的内心，而基本上与奥黛特无涉，从剧院里的初次见面，到意大利人大道街角的相逢，斯万对她的了解并没有增进过多少，两个人的世界仍然是断裂的两半。尽管在斯万那里，奥黛特已由完全可以替代的异性形象变为独特的恋爱对象，但在奥黛特的位置上依然呈现出一种空缺。对此普鲁斯特有明确的认知：“在这以前，她是否比别人更合我们的心意，甚至仅仅是跟别人同等程度地合我们的心意，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她的兴趣应该专一。”（第168页）斯万对奥黛特所秉持的正是这种荒唐而痛苦的需要，它的虚幻甚至不等同于骑士文学里的宫廷爱情（bourtly love），因为后者设定的高贵不可侵犯的情人形象与骑士的使命尚且具有同构性（但依然是发挥着某种界限作用的黑洞），而斯万的选择显得更为随机。但爱的关系一旦确立，恋爱者就被迫陷入为承认而斗争的苦闷，普鲁斯特以近乎残酷的方式提示了恋爱心理中的强制性。
回顾斯万之恋时不难发现，他和奥黛特的爱情在“摆弄卡特来兰”之后短暂的时间里达到了峰值，那也是二人的关系最为平衡的时期。“摆弄卡特来兰”是这样的事件，它紧随着夜间的追寻发生，以插曲的形式调整了双方的结构（斯万发现了奥黛特的重要性，而奥黛特尚未感到倦怠），也锻造了一段恋情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在与她的交往中制造一个突如其来的插曲……那么这种交往就会变成一种新鲜的乐趣”（第170页）。这种共有的私密回忆本可以成为两个世界交融的突破口，但紧接着奥黛特的冷淡与隐瞒、斯万的嫉妒也越出了平衡的区间，恋情趋于畸形。很快，愚钝的福什维尔伯爵介入了斯万的社交圈，他无疑比斯万更适应维尔迪兰家的氛围，迅速取代了他的地位，还进而分有了他对奥黛特的占有。与此同时，斯万则被维尔迪兰夫妇一步步地排挤出了小团体，他没有收到夏都聚会的邀请，也被剥夺了护送奥黛特回家的特权。他感觉到奥黛特的世界似乎离自己愈来愈远了，其中充满了福什维尔以及其他不知名的供养她的情人，他们都给斯万的存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甚至一步步地将他挤出了这一世界。然而，更为遗憾的是，他们的世界甚至还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汇。
恋情接近尾声时，戈达尔大夫的妻子曾为斯万做过一次心理上的“治疗”，她向斯万转述或是捏造了几句奥黛特的话，那些话语均以一种友好平常（而非恋人式）的方式传递着对斯万的关心，它们成功地将斯万心中病态的嫉妒转变为一种感激或友好的情感。戈达尔夫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既以奥黛特的关切之辞满足了斯万的被承认欲，同时又将斯万从一对一的恋人结构中解救出来。斯万不再把奥黛特设想为某个独特的、必须为其斗争的女子，而是将她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异性，“恢复成为曾经被他平平稳稳地爱着的那个奥黛特”（第272页）。由此，斯万的焦灼才得到缓和，但这种解脱仍不是探索爱情的结果，而是对爱的回避，可以说，他始终都只是在与自身的欲望搏斗。
三
在斯万的恋爱里，巴迪欧的设想彻底破灭了，爱未能使参与者拓展自身，去构建一个与他者交融的世界，斯万对奥黛特的爱，仅仅是经过奥黛特这一中介返回自身的运动。这种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辩证关系本没有问题，也普遍存在于爱恋心理的运转中，如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就曾指出，“本质上，爱既具有朝向他者的超越性，又将我们抛回自身内在性的一面”。可是斯万的问题在于，他消弭了两者间的张力，使奥黛特彻底沦为为斯万自我承认的媒介。奥黛特的言行、品味，甚至面容都不再重要，“他的爱已经大大超出了肉欲的领域”（第223页），斯万试图窥探奥黛特的世界，不源自他对差异性的欲望，更不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创造共有世界的需要，他希求的不过是被爱者回报给自己一个透明的世界，在其中自己也能被对方独一无二地被接纳着。本质上，斯万的爱的确是自我中心式的确认。
在第八期研讨班中，拉康（jaques lacan）有关爱的论述在斯万的案例上显然更具有阐释力。拉康在探讨精神分析中的“移情”概念时，将爱置于移情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在拉康看来，爱本身即一种移情关系，当主体表达对另一主体的爱的时候，他迷恋的只是在对方身上想象出来的能填补自身缺乏的欲望对象。这意味着，爱是一种非对称的、不一致的关系，是对自身镜像的误认，其本质上是自恋的。斯万爱奥黛特的时候，是把自己投射到了奥黛特的位置上，换言之，他爱的只是在被爱位置上的自己。那么，对“爱的隐喻”全然不觉的斯万，究竟在奥黛特的身上捕获了什么，更确切地说，他在奥黛特身上寄寓的能够弥合自身存在之欠缺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后来形成了拉康最艰涩的概念objet petit a。）
在审视斯万这一角色时，没有理由忽略他艺术鉴赏家的身份，正是对艺术的谙熟使他得以从容地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有关弗美尔的研究、对凡德伊奏鸣曲的赞赏等等也组成了读者以及沙龙参与者对斯万最基本的认知。艺术之于维尔迪兰家或许只充当着“沙龙战争里的武器”（malcolm bowi语），但在斯万那儿却与感知世界的方式紧密勾连。《追忆似水年华》中有诸多段落关乎艺术审美与情感的微妙联系。斯万第一次参加维尔迪兰沙龙的最大收获无疑是领略了凡德伊的作品，普鲁斯特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绘凡德伊乐句的神奇效果：
……这个乐句以缓慢的节奏把他领到这里，把他领到那里，把他领向一个崇高、难以理解，然而又是明确存在的幸福……对这个乐句的爱仿佛一瞬间在斯万身上产生了恢复已经失去了的青春的可能性……此外，放佛音乐对他那干涸的心有一种治疗的作用似的，他也重新产生了把生活奉献给某一目标的愿望，甚至是力量。（第153—154页）
普鲁斯特绕开了对音乐技巧或表现形式的探讨，将重点落在分析斯万的内心转变上。聆听凡德伊时，斯万方才接触奥黛特不久，尚处于对女性的倦怠之中，凡德伊的音乐无形之中起到了唤起他生活激情的作用。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论述《追忆似水年华》的音乐时，曾引述过叔本华有关音乐的看法：叔本华美学里，音乐与其他艺术种类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他艺术只能凭借其艺术手段来表达印象，而音乐就是印象本身”，它超脱于世界存在着。但与音乐相比，听者往往是不纯的，他们总是试图超越抽象的观念，“赋予印象一种他认为是合适的实体”。奥黛特正是这样的产物，斯万被音乐唤醒的情感需要一个对象，正在这时，奥黛特恰好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斯万便将全部的激情倾注在这一实体上，他爱的是一个被强行与音乐印象建立联系的虚幻的镜像。斯万把凡德伊的《奏鸣曲》视为自己爱情的国歌，与其说是因为《奏鸣曲》之于他们的爱情具有多少纪念意义，不如说是因为凡德伊的乐曲才是其爱的源泉所在。凡德伊的音乐（美的印象、青春的激情）和晚会上奥黛特的独自离去（无法获得、不被承认的焦灼）共同构成了这段感情的基础，它们决定了斯万之恋爱必然是一则与长期徒劳的追寻有关的寓言。
读者们一定还记得，真实的奥黛特实际上与高雅艺术毫不沾边，哪怕斯万自己也清楚奥黛特在艺术修养上的欠缺，他“并不试图让她演奏他自己所爱好的曲子，也不试图纠正她在音乐和文学方面的低劣趣味。他很明白，她并不是一个智力高超的人。”（第175页）但这些不影响斯万又对她抱有艺术的幻想。认识奥黛特后不久，斯万就将波提切利的名作《耶斯罗的女儿》里的塞福拉当作奥黛特的相片（这当然基于他对大师们的画幅的熟稔），“他把从美学观点所体会的美运用到一个女人身上，把这美化为他乐于在他可能占有的女人身上全部体现出来的体态上的优点”，这种基于艺术审美的模糊的同感“填补了奥黛特的肉体以前从没有在他身上激起的欲念”（第164页）。波提切利的绘画也好，凡德伊的乐句也好，它们都是斯万衷情并深入反思过的作品，奥黛特对此并不了解，也谈不上与之有多少相似之处。奥黛特这一形象，尽管被斯万视为某种音乐印象的外在化，并被赋予了波提切利笔下的塞福拉的面容，但本质上只是个俗不可耐的风尘女子。
如同《会饮篇》中的阿尔基比亚德坚称在苏格拉底的身上发现了迷人且隐而不显的“小神像”（agalma），斯万也曾确信他在奥黛特身上寻得了某种令自己着迷的品质，可惜奥黛特并不会、也无法像苏格拉底——确切地说，是拉康口中的苏格拉底——那样尽到分析师的职责，通过理智地拒绝对方的爱恋，令其意识到自己所欲望的不过是一种根本性的欠缺。事实上，奥黛特的逻辑远比这来得简单，她既不清楚斯万热恋自己哪一点，也对此缺乏兴趣，她只消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层层谎言与偶尔的陪伴）维持这段感情，并从斯万那儿获取自己需要的利益即可，这直接导致了斯万长久地受制于想象的激情，无法自拔。但是，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斯万的无意识欲望对奥戴特形象的苦心经营以后，又不免会感叹这未尝不是一场教人唏嘘的幻象之爱，是一次对艺术的沉浸，也是艺术对自我生活的救赎。那个经过美化的女性形象在斯万心中燃起的生的激情正是长期的社交生活所消磨掉的，这同样是一种值得献身的欲望（在此意义上，它确实担得起斯万最后感叹的“伟大的爱”），如果它不是植根于奥黛特的话，一切或许又会不同。
至此，我们对斯万之恋的分析大概可以告一段落了。借助理论的透镜，我们逐步逼近斯万之恋的核心，最终停留在欲望的幻想面前。斯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洞悉了爱的秘密，他是否能够或者应该像精神分析指示的那样，穿越这重幻象呢？我们也很难有明确的答案。普鲁斯特只是以一个意味深远的梦为斯万之恋做了了结：在梦里，斯万抑制不住对奥黛特的恨，想要抠掉她的眼珠，抓烂她苍白的面颊；同时他极力劝慰那位象征着另一部分自己的年轻人，一切都会过去，不要再为此哭泣。这一切当然算是一次内心的告别，至少斯万已然意识到奥戴特本是一个他不喜欢、也与之不同路的女人。可是他的归因法似乎依然没能把握住恋爱的逻辑中最根本的矛盾，恋爱者总是在爱的幻象与幻想的破灭间辗转，却无法认识到他们的爱本身不可避免地是欺骗性的（当然，从另一层面看，穿越欲望后的空无又未必就值得追寻，毕竟在爱的问题上，多数人都和斯万一样，甘于做一个新手）。而作为叙述者的普鲁斯特无疑非常清楚（在此，有必要区分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主人公的“我”），怀疑主义的爱情观贯穿了《追忆》全书，“我”与希尔贝特及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无不是建立在浮泛的想象上的，它们都被描述为斯万之恋的变奏。由此观之，潜藏在普鲁斯特对时光的抵抗背后的，首先是世事幻灭后的孤独，这奠定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基调。
2014.12.26
法国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虚幻的爱如何可能？
一
为了一位自己并无过多兴趣的风尘女子，容貌英俊、博学多识的斯万先生暂别圣日耳曼区的贵族沙龙，造访维尔迪兰家的晚会，又由于一场阴差阳错的夜间追寻，悄然萌芽的欲望将他推入热恋的心绪。可等待斯万的却是一段酸楚的回忆，他的疑虑、猜忌与奥黛特的虚与委蛇不断恶化着二人的关系，并逐步葬送了这段病态的爱情，尽管最后婚姻还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在布鲁姆看来，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意早已消退，造就了他们婚姻的恰是无法止息的嫉妒）。《斯万之恋》出现于《追忆似水年华》的首卷，在铺陈记忆中的数段恋情以前，普鲁斯特先向读者出示了斯万的故事，它既是《追忆》中爱情的序曲，也可被视为全书爱情的寓言，因为其中包含的恋爱主体间普遍的关系与欲望的运作机制也能在“我”与希尔贝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等等记叙中找到痕迹。斯万与奥黛特这对毫不相称的情侣间，爱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如何可能？艺术、想象、欲望与爱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它如何参与了情感的生产？这些都构成了普鲁斯特笔下爱情的核心问题。
维尔迪兰家的沙龙是斯万之恋发生的主要场域。在贡布雷，它是与盖尔芒特家的沙龙相对的世界，后者聚集了大量品位高雅的旧式贵族，而前者则是新兴布尔乔亚的圈子。勒内·基尔指出，沙龙“不是一个简单的聚会地，而是一种观察、感觉、判断的方式”，是“封闭的文化”。文化资本上的居于劣势的新贵们显然对难以企及的上流阶层抱有敌意。维尔迪兰“小团体”的女主人需要自己的信徒保持足够的虔诚，例如承认受宠的青年钢琴家“压倒”普朗岱与鲁宾斯坦，承认戈达尔大夫的医道胜于名医博丹；但无论如何附庸风雅依然掩盖不住她在艺术上的一知半解，凡德伊的奏鸣曲创作于何时、试图表达什么思想对维尔迪兰夫人都毫不重要，她真正关心的只是维持住信徒对沙龙的依附（可有趣的是，丈夫亡故以后，维尔迪兰夫人不仅改嫁了盖尔芒特公爵，甚至将过去的常客拒之门外）。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个相当有效的阐释模型，他认为《追忆似水年华》囊括了四重世界，分别为社交界（mondanité）、爱的世界、感觉的世界与艺术的世界。每一重世界均有各自的符号，符号又有其发射与诠释的机制。其中，社交界汇聚了大量关于礼俗言行的社交符号，它们并不指向某物，而是取代了行动或思想的位置，谮越符号的意义所预设的价值，显得空洞老套却规训着参与者的举止。依照德勒兹的构想，艺术趣味、审美能力等作为文化塑造的产物，也应被纳入社交的世界，尤其在某些沙龙里，艺术品往往被抽空了意义而发挥着对内统一团体的格调，对外自我标记的功能。虽然维尔迪兰与盖尔芒特两家的沙龙都仅是此世界的一角，但演化出了各自的符号体系，且时刻居于变动之中。因而维尔迪兰的沙龙对斯万而言本是陌生的世界，斯万必须尝试学习其中的符号，然后才可能融入它。
这也提示我们，斯万的世界与维尔迪兰世界必然存在大量无法通约的符号（而这种不可避免的错位感正是理解斯万之恋的关键，它与归复自身的欲望及想象的爱恋形成了暗中的对称）。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的斯万固然不乏学习社交符号的能力，但依然不时触犯到维尔迪兰夫人的权威，他会在演奏结束后纠结于其中的艺术问题，以至遭到维尔迪兰夫人的嘲讽，也会在不经意间暴露自己与爱丽舍宫的来往，引发女主人强烈的不安。斯万的智识及其所处的阶层使他难以像大夫、画家或者福什维尔那样真正融入维尔迪兰家的沙龙。一个间隙早已在斯万与维尔迪兰的信徒（包括奥黛特）间产生，社交符号的错位既为交流设置了障碍，也强化了所有潜在的误解，对对方符号系统的无知及怀疑甚至可能将合乎自身规范的行为也理解为反讽。斯万与奥黛特分属于不同的阶层，他对奥黛特的爱必须要以接受维尔迪兰世界为前提。我们会看到，为了曲意迎合奥黛特，斯万迫使自己放弃对艺术的判断，而屈从于某些庸俗的趣味，诸如寄售店的小摆设，王家街茶座有英国松饼和吐司的午茶，《黄玉王后》或《赛尔施·巴尼娜》的演出。
当然，更近一步地说，任何一种爱都不可避免地是向异质性场域的逾越，都是要遭遇被爱者的身后那个异于自己的符号世界，可学习的社交符号仅仅是奥黛特这一集合的一部分。德勒兹是如此论述爱的世界中符号的互动形式的：“陷入爱河，那即是通过一个人所表达或传达的符号来使其个体化”，但当求爱者如此尝试时，会发现“被爱者蕴涵着、包含着、幽闭着一个世界，因此，需要解码，也即，需要阐释”。随着斯万对奥戴特认识的增长，奥黛特身后重重叠叠的褶皱逐步被开启，但窥探得愈多，斯万就愈加感到不安，因为他察觉到的未解的部分可能牵扯出更大的空间。原先需要自己护送回家的奥黛特为何独自离去了？因突然的到访而不知所措、不愿开门的奥黛特瞒着自己在屋中与谁相会？她伴随着维尔迪兰夫妇到德勒或者埃尔丰城堡去游玩，可能发生了什么？她是否像流言说的，是一位女同性恋？他者是异质且未知的，这是爱的前提，也是爱的宿命，始源于双方差异性的爱情，总是要回过头来处理差异携来的问题，这一过程直接决定了爱能否由某种关于情侣“相遇”的神话转变为真正的情感。
当斯万尝试着去解码奥黛特的谎言背后那个世界时，两种结果对应着两种情况：已被阐释的部分要求他协调自身与他者的关系；而未被解码的地方则隐藏着嫉妒的种子，致使他陷入疯狂。在德勒兹看来，由于爱的符号必然是谎言性的，所以嫉妒更接近爱的本质，唯有它才是爱情的真相。实际上，这也确是斯万之恋的根本情绪。长达百余页的《斯万之恋》里真正属于爱情之甜蜜的篇幅非常有限，而当恋情不可避免地恶化后，斯万显露出的复杂情感才是普鲁斯特关注的焦点。louis de robert读完《在斯万家那边》的手稿后，曾告诉普鲁斯特，《斯万之恋》向读者展现了“一份我们文学中未有过的有关嫉妒的研究”。斯万在偷窥奥黛特的信件时流露出的矛盾心理，他编造各式理由以便去暗访奥黛特踪迹的心态，他收到列举奥黛特劣迹的匿名信后的不安与自我劝慰，都完美重现了恋爱自我与未知他者之间的对弈。
因而我们不免会转向最初的疑惑，既然未曾有过一次对被爱者完全的解码，那么爱是如何产生的，并一步步地束缚住斯万？如果说嫉妒才是斯万之恋的核心，它又与爱情存在怎样的关系，其基础是什么？
二
《斯万之恋》中，普鲁斯特如精神病学家般精准地描摹了恋爱中欲望的运动。“他已经接近看破一切的岁数，懂得满足于为爱的乐趣而爱，并不太要求对方的爱；但是这种心心相印虽然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是爱情必然追求的目标……到了一定的岁数，由于你在爱情中追求的主要是一种主观的乐趣，你就会觉得女性之美的爱好应该在爱情中起最大的作用，这时即使最初没有任何欲念的因素，爱情也会油然而生，但这是纯生理的爱。”（第143页）斯万对女性的态度始于对象的缺乏，它更像是摇摆于康德式的审美观与纯粹的生理情欲之间的某种混杂状态，它不要求某个特定的爱人，换言之，女人对于长期出入社交场所的斯万而言，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更何况奥黛特的容貌也并非多么迷人。如若读者还记得一开始时奥黛特是如何激不起斯万的兴趣，必然会对斯万最终沉湎于爱的幻影感到诧异。在故事里，斯万的这种转变，与奥黛特态度的逐步冷却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由此不难某种窥见恋爱关系中常见的逻辑。
让我们回到《精神现象学》的第四章，黑格尔曾为世人勾勒过自我意识在殊死搏斗中运动发展的过程，在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经典的阐释里，它被深化为一种欲望的辩证法：自我是一种欲望，人的存在必须以欲望为前提，而人的欲望总是欲望着他人所欲望之物，又必然针对他人的欲望，这种欲望最终会和“承认”的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我意识之间为争夺彼此的承认而斗争，最终确立了主奴关系。如果我们把恋爱中的两个个体（自我意识）置于这一视域内，也能剖析出其中的斗争性。爱，是一对一的政治学，恋爱者企图获得对方的承认，这种承认需要被爱者展示自己的世界，并向对方指示其中符号的运作机制。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巴迪欧（alain badiou）批驳了将爱理解为“相遇”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爱应是相遇后组合两个差异世界的尝试，是跨越时空等障碍的“持之以恒的构建”。在平衡的恋爱关系中，恋爱者的符号网络应被联结起来，至少存在相连处，双方都渴望在其中得到确认（尽管德勒兹对此不持乐观态度），爱可能以一方承认另一方的主奴结构开始，但其理想状态最终应指向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在斯万与奥黛特的相互追逐里，这样的时刻却从未到临过。首次相会以后不久，奥黛特写信给斯万，请求他允许自己登门拜访，她对这位“大学问家”的敬仰及其“满屋图书”的好奇，无疑与后文的厌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随着关系的深入，两者间的权力结构也开始悄然转换，奥黛特的激情逐步消退，“他（斯万）感觉到，自从奥黛特有了一切便利条件跟他见面以后，她放佛没有多少话可跟他说”（第164页）。而从斯万的角度看，爱刚在他心底抽芽，奥黛特逐渐从他遐想里的诸多女性间脱颖而出，由异性的图形转变为有待被阐释的个体，他小心地拿捏着自己的心态，既希望增进情感，又担心自己会过快厌倦。由于占据着优势地位，斯万的态度一开始仍是有所保留的，他只愿为奥黛特挪出一部分时间，“如果让奥黛特知道（他只同意在晚饭后同她见面），他还有比她跟她在一起更大的乐趣的话，那么她在他身上不久就要得寸进尺了”（第159页）。但就在斯万迟到了沙龙的那个晚上，这场爱情却发生了翻转。普鲁斯特是如此描摹怅然若失的斯万的：
就这样，他到得太晚，奥黛特以为他不来，就回家了。见她不在客厅，斯万心里感到难过；在此之前，当他想要得到跟她见面的乐趣时，他总是确有把握能得到这种乐趣的，现在这种把握降低了，甚至使我们完全看不到那种乐趣的价值（在其他各种乐趣中也是一样），而今天才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它的分量。（第165页）
斯万在此体验到的是主人地位的颠覆，是承认感的剥夺，也正因为这样，他对奥黛特真正的欲望反倒被激起了，原本不愿同奥黛特见面的斯万竟变得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奔赴街头，在咖啡馆与饭店之间找寻他的欧律狄克。事实上，所有的转变都主要发生于斯万的内心，而基本上与奥黛特无涉，从剧院里的初次见面，到意大利人大道街角的相逢，斯万对她的了解并没有增进过多少，两个人的世界仍然是断裂的两半。尽管在斯万那里，奥黛特已由完全可以替代的异性形象变为独特的恋爱对象，但在奥黛特的位置上依然呈现出一种空缺。对此普鲁斯特有明确的认知：“在这以前，她是否比别人更合我们的心意，甚至仅仅是跟别人同等程度地合我们的心意，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她的兴趣应该专一。”（第168页）斯万对奥黛特所秉持的正是这种荒唐而痛苦的需要，它的虚幻甚至不等同于骑士文学里的宫廷爱情（bourtly love），因为后者设定的高贵不可侵犯的情人形象与骑士的使命尚且具有同构性（但依然是发挥着某种界限作用的黑洞），而斯万的选择显得更为随机。但爱的关系一旦确立，恋爱者就被迫陷入为承认而斗争的苦闷，普鲁斯特以近乎残酷的方式提示了恋爱心理中的强制性。
回顾斯万之恋时不难发现，他和奥黛特的爱情在“摆弄卡特来兰”之后短暂的时间里达到了峰值，那也是二人的关系最为平衡的时期。“摆弄卡特来兰”是这样的事件，它紧随着夜间的追寻发生，以插曲的形式调整了双方的结构（斯万发现了奥黛特的重要性，而奥黛特尚未感到倦怠），也锻造了一段恋情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在与她的交往中制造一个突如其来的插曲……那么这种交往就会变成一种新鲜的乐趣”（第170页）。这种共有的私密回忆本可以成为两个世界交融的突破口，但紧接着奥黛特的冷淡与隐瞒、斯万的嫉妒也越出了平衡的区间，恋情趋于畸形。很快，愚钝的福什维尔伯爵介入了斯万的社交圈，他无疑比斯万更适应维尔迪兰家的氛围，迅速取代了他的地位，还进而分有了他对奥黛特的占有。与此同时，斯万则被维尔迪兰夫妇一步步地排挤出了小团体，他没有收到夏都聚会的邀请，也被剥夺了护送奥黛特回家的特权。他感觉到奥黛特的世界似乎离自己愈来愈远了，其中充满了福什维尔以及其他不知名的供养她的情人，他们都给斯万的存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甚至一步步地将他挤出了这一世界。然而，更为遗憾的是，他们的世界甚至还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汇。
恋情接近尾声时，戈达尔大夫的妻子曾为斯万做过一次心理上的“治疗”，她向斯万转述或是捏造了几句奥黛特的话，那些话语均以一种友好平常（而非恋人式）的方式传递着对斯万的关心，它们成功地将斯万心中病态的嫉妒转变为一种感激或友好的情感。戈达尔夫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既以奥黛特的关切之辞满足了斯万的被承认欲，同时又将斯万从一对一的恋人结构中解救出来。斯万不再把奥黛特设想为某个独特的、必须为其斗争的女子，而是将她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异性，“恢复成为曾经被他平平稳稳地爱着的那个奥黛特”（第272页）。由此，斯万的焦灼才得到缓和，但这种解脱仍不是探索爱情的结果，而是对爱的回避，可以说，他始终都只是在与自身的欲望搏斗。
三
在斯万的恋爱里，巴迪欧的设想彻底破灭了，爱未能使参与者拓展自身，去构建一个与他者交融的世界，斯万对奥黛特的爱，仅仅是经过奥黛特这一中介返回自身的运动。这种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辩证关系本没有问题，也普遍存在于爱恋心理的运转中，如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就曾指出，“本质上，爱既具有朝向他者的超越性，又将我们抛回自身内在性的一面”。可是斯万的问题在于，他消弭了两者间的张力，使奥黛特彻底沦为为斯万自我承认的媒介。奥黛特的言行、品味，甚至面容都不再重要，“他的爱已经大大超出了肉欲的领域”（第223页），斯万试图窥探奥黛特的世界，不源自他对差异性的欲望，更不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创造共有世界的需要，他希求的不过是被爱者回报给自己一个透明的世界，在其中自己也能被对方独一无二地被接纳着。本质上，斯万的爱的确是自我中心式的确认。
在第八期研讨班中，拉康（jaques lacan）有关爱的论述在斯万的案例上显然更具有阐释力。拉康在探讨精神分析中的“移情”概念时，将爱置于移情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在拉康看来，爱本身即一种移情关系，当主体表达对另一主体的爱的时候，他迷恋的只是在对方身上想象出来的能填补自身缺乏的欲望对象。这意味着，爱是一种非对称的、不一致的关系，是对自身镜像的误认，其本质上是自恋的。斯万爱奥黛特的时候，是把自己投射到了奥黛特的位置上，换言之，他爱的只是在被爱位置上的自己。那么，对“爱的隐喻”全然不觉的斯万，究竟在奥黛特的身上捕获了什么，更确切地说，他在奥黛特身上寄寓的能够弥合自身存在之欠缺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后来形成了拉康最艰涩的概念objet petit a。）
在审视斯万这一角色时，没有理由忽略他艺术鉴赏家的身份，正是对艺术的谙熟使他得以从容地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有关弗美尔的研究、对凡德伊奏鸣曲的赞赏等等也组成了读者以及沙龙参与者对斯万最基本的认知。艺术之于维尔迪兰家或许只充当着“沙龙战争里的武器”（malcolm bowi语），但在斯万那儿却与感知世界的方式紧密勾连。《追忆似水年华》中有诸多段落关乎艺术审美与情感的微妙联系。斯万第一次参加维尔迪兰沙龙的最大收获无疑是领略了凡德伊的作品，普鲁斯特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绘凡德伊乐句的神奇效果：
……这个乐句以缓慢的节奏把他领到这里，把他领到那里，把他领向一个崇高、难以理解，然而又是明确存在的幸福……对这个乐句的爱仿佛一瞬间在斯万身上产生了恢复已经失去了的青春的可能性……此外，放佛音乐对他那干涸的心有一种治疗的作用似的，他也重新产生了把生活奉献给某一目标的愿望，甚至是力量。（第153—154页）
普鲁斯特绕开了对音乐技巧或表现形式的探讨，将重点落在分析斯万的内心转变上。聆听凡德伊时，斯万方才接触奥黛特不久，尚处于对女性的倦怠之中，凡德伊的音乐无形之中起到了唤起他生活激情的作用。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论述《追忆似水年华》的音乐时，曾引述过叔本华有关音乐的看法：叔本华美学里，音乐与其他艺术种类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他艺术只能凭借其艺术手段来表达印象，而音乐就是印象本身”，它超脱于世界存在着。但与音乐相比，听者往往是不纯的，他们总是试图超越抽象的观念，“赋予印象一种他认为是合适的实体”。奥黛特正是这样的产物，斯万被音乐唤醒的情感需要一个对象，正在这时，奥黛特恰好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斯万便将全部的激情倾注在这一实体上，他爱的是一个被强行与音乐印象建立联系的虚幻的镜像。斯万把凡德伊的《奏鸣曲》视为自己爱情的国歌，与其说是因为《奏鸣曲》之于他们的爱情具有多少纪念意义，不如说是因为凡德伊的乐曲才是其爱的源泉所在。凡德伊的音乐（美的印象、青春的激情）和晚会上奥黛特的独自离去（无法获得、不被承认的焦灼）共同构成了这段感情的基础，它们决定了斯万之恋爱必然是一则与长期徒劳的追寻有关的寓言。
读者们一定还记得，真实的奥黛特实际上与高雅艺术毫不沾边，哪怕斯万自己也清楚奥黛特在艺术修养上的欠缺，他“并不试图让她演奏他自己所爱好的曲子，也不试图纠正她在音乐和文学方面的低劣趣味。他很明白，她并不是一个智力高超的人。”（第175页）但这些不影响斯万又对她抱有艺术的幻想。认识奥黛特后不久，斯万就将波提切利的名作《耶斯罗的女儿》里的塞福拉当作奥黛特的相片（这当然基于他对大师们的画幅的熟稔），“他把从美学观点所体会的美运用到一个女人身上，把这美化为他乐于在他可能占有的女人身上全部体现出来的体态上的优点”，这种基于艺术审美的模糊的同感“填补了奥黛特的肉体以前从没有在他身上激起的欲念”（第164页）。波提切利的绘画也好，凡德伊的乐句也好，它们都是斯万衷情并深入反思过的作品，奥黛特对此并不了解，也谈不上与之有多少相似之处。奥黛特这一形象，尽管被斯万视为某种音乐印象的外在化，并被赋予了波提切利笔下的塞福拉的面容，但本质上只是个俗不可耐的风尘女子。
如同《会饮篇》中的阿尔基比亚德坚称在苏格拉底的身上发现了迷人且隐而不显的“小神像”（agalma），斯万也曾确信他在奥黛特身上寻得了某种令自己着迷的品质，可惜奥黛特并不会、也无法像苏格拉底——确切地说，是拉康口中的苏格拉底——那样尽到分析师的职责，通过理智地拒绝对方的爱恋，令其意识到自己所欲望的不过是一种根本性的欠缺。事实上，奥黛特的逻辑远比这来得简单，她既不清楚斯万热恋自己哪一点，也对此缺乏兴趣，她只消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层层谎言与偶尔的陪伴）维持这段感情，并从斯万那儿获取自己需要的利益即可，这直接导致了斯万长久地受制于想象的激情，无法自拔。但是，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斯万的无意识欲望对奥戴特形象的苦心经营以后，又不免会感叹这未尝不是一场教人唏嘘的幻象之爱，是一次对艺术的沉浸，也是艺术对自我生活的救赎。那个经过美化的女性形象在斯万心中燃起的生的激情正是长期的社交生活所消磨掉的，这同样是一种值得献身的欲望（在此意义上，它确实担得起斯万最后感叹的“伟大的爱”），如果它不是植根于奥黛特的话，一切或许又会不同。
至此，我们对斯万之恋的分析大概可以告一段落了。借助理论的透镜，我们逐步逼近斯万之恋的核心，最终停留在欲望的幻想面前。斯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洞悉了爱的秘密，他是否能够或者应该像精神分析指示的那样，穿越这重幻象呢？我们也很难有明确的答案。普鲁斯特只是以一个意味深远的梦为斯万之恋做了了结：在梦里，斯万抑制不住对奥黛特的恨，想要抠掉她的眼珠，抓烂她苍白的面颊；同时他极力劝慰那位象征着另一部分自己的年轻人，一切都会过去，不要再为此哭泣。这一切当然算是一次内心的告别，至少斯万已然意识到奥戴特本是一个他不喜欢、也与之不同路的女人。可是他的归因法似乎依然没能把握住恋爱的逻辑中最根本的矛盾，恋爱者总是在爱的幻象与幻想的破灭间辗转，却无法认识到他们的爱本身不可避免地是欺骗性的（当然，从另一层面看，穿越欲望后的空无又未必就值得追寻，毕竟在爱的问题上，多数人都和斯万一样，甘于做一个新手）。而作为叙述者的普鲁斯特无疑非常清楚（在此，有必要区分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主人公的“我”），怀疑主义的爱情观贯穿了《追忆》全书，“我”与希尔贝特及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无不是建立在浮泛的想象上的，它们都被描述为斯万之恋的变奏。由此观之，潜藏在普鲁斯特对时光的抵抗背后的，首先是世事幻灭后的孤独，这奠定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基调。
2014.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