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 作者：泰戈尔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简介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年—1941年），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1]
1861年5月7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 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1941年写作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遗言《文明的危机》。
人物经历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由于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拉宾德拉纳特被家人亲呢地叫做“拉比”，成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钟爱的孩子，但大家对他并不溺爱。小拉比在加尔各答先后进过四所学校，虽然他对这四所学校都不喜欢，但他在长兄和姐姐的监督下受到良好的教育。[2] 泰戈尔在文学方面的修养首先来自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院和孟加拉学院。但是他生性自由，厌恶刻扳的学校生活，没有完成学校的正规学习课程。他从小就醉心于诗歌创作，从13岁起就开始写诗，诗中洋溢着反对殖民主义和热爱祖国的情绪。[2] 13岁以后，泰戈尔发表了长诗《野花》、《诗人的故事》等。[3]
1878年，他遵照父兄的竞愿赴英国留学，最初学习法律，但他不喜欢法律，于是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2]
1881～1885年，出版抒情诗集《暮歌》、《晨歌》、《画与歌》，还有戏剧和长篇小说。戏剧和小说多取材于史诗和往世书，诗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3]
1884年，他离开城市到乡村去管理祖传的佃户。他在这里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观察祖国故土和自然。1901年，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在孟加拉博尔普尔附近的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2]
1886年，诗集《刚与柔》出版，标志着他在创作道路上进入面向人生与现实生活的时期。诗集《心中的向往》是他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他的独特风格开始形成。这一时期还写了剧本《国王与王后》和《牺牲》，反对恢复婆罗门祭司的特权和落后习俗。[3]
1905年以后，印度民族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的人民都起来反对孟加拉分裂的决定，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泰戈尔毅然投身于这个运动，充满激情的爱国营人义愤填庸，写出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但是，没有多久，泰戈尔就同运动的其他领袖们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不赞成群众焚烧英国货物，辱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到农村去发展自己的工业，消灭贫困与愚昧等等，但部分群众不接受他的意见，由于失望，他便退出运动。从此以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过着远离现实斗争的迟隐生活，埋头于文学创作。 [2]
19世纪90年代是泰戈尔创作的旺盛时期。从1891年起，在他主编的《萨塔纳》杂志上，发表《摩诃摩耶》等60多篇短篇小说，主要是反对封建压迫，揭露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现象。他发表了《金帆船》、《缤纷集》、《收获集》、《梦幻集》、《刹那集》5部抒情诗集，1部哲理短诗《微思集》和1部《故事诗集》。收入《缤纷集》的叙事诗《两亩地》是作者民主主义思想的最高表现。从《刹那集》起，他开始用孟加拉口语写诗。他的第二部英译诗集《园丁集》里的诗大多选自这一时期作品。[3]
20世纪初泰戈尔遭遇到个人生活的不幸，丧偶、丧女、丧父的悲痛与伤感在诗集《回忆》、《儿童》和《渡船》中有真实记录。他另有两部长篇小说《小沙子》和《沉船》。[3]
1910年，长篇小说《戈拉》发表，它反映了印度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塑造了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士形象；歌颂了新印度教徒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祖国必获自由的信心，同时也批判他们维护旧传统的思想；对梵社某些人的教条主义、崇洋媚外也予以鞭挞。这期间还写了象征剧《国王》和《邮局》及讽刺剧《顽固堡垒》。同年，孟加拉文诗集《吉檀迦利》出版，后泰戈尔旅居伦敦时把《吉檀迦利》、《渡船》和《奉献集》里的部分诗作译成英文，1913年《吉檀迦利》英译本出版，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3]
1915年，他结识了甘地。他同印度国大党早就有联系，还出席过国大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他同国大党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的。他同甘地，有很真挚的私人友谊。但是，他对甘地的一些做法并不赞同。这两个非凡的人物并不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同时从道义上和在社会活动中，他们总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2]
1916年，泰戈尔来到日本，他对日本这样充满生机的一个新兴国家，颇多感慨。后来他从日本又到了美国，以：“国家主义”为题，作了许多报告，他谴责东方和西方的“国家主义”。1929年，他访问了加拿大之后到了美国，又遭到美国移民官员扣留和盘问。[2]
1919年，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泰戈尔非常气愤，挺身而出，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印度总督，提出抗议，并声明放弃英国国王给他的“爵士”称号。[2]
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仍坚持写作，发表剧本《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长篇小说《纠纷》、《最后的诗篇》及一些诗作。[3]
1924年，他访问了中国。他从年幼时起就向往这个古老而富饶的东方大国，并且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写文怒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贸易，这次访问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2]
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使他极为振奋，兴之所至，写成了歌颂苏联的《俄罗斯书简》一书。[2]
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泰戈尔立即严厉谴责。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他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明确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写信给在那儿的朋友，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怀和声援。[2]
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应欧洲朋友之道，撰文怒斥德国“领袖”的不义行径。泰戈尔一贯痛恨法西斯。但是对被欺压的弱小民族，他则表示无限同情。特别是对中国，他更是始终抱有好感与希望。[2]
1941年8月6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居宅第里平静地离开人世，成千上万的市民为他送葬。[2]
个人生活
泰戈尔的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财运亨通，成为柴明达地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社会活动家，在当时积极赞成孟加拉的启蒙运动，支持社会改革。他的父亲对吠陀和奥义书颇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富有民族主义倾向，由于与社会上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被习惯势力祝为没有种姓的外化之人。他有子女十四人，泰戈尔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家庭，兄弟姐妹和侄辈中颇出了一些学者和艺术家。由于生长在这样一个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交融的书香门第，因而泰戈尔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2]
作品主题
爱国主义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5]
其创作多取材于印度现实生活，反映出印度人民在殖民主义、封建制度、愚昧落后思想的重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描绘出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印度社会的变化及新一代的觉醒，同时也记载着他个人的精神探索历程。
关于死亡
泰戈尔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他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把死亡看得很严重，在死亡面前它欢笑、舞蹈和游戏，它建设、贮藏并相爱。只有当我们把个别死亡的事实同生命整体分离时，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空虚并变得沮丧。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整体，死亡只是它的一部分，就好橡是从显微镜中看一块布，它看起来像一张网，我们注视着那些大大的洞，由于想像而颤抖。但事实是，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真实，它看起来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但是死亡并不是变黑了的实体，正像天空并不在鸟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颜色一样。”“在泰戈尔笔下，死亡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心向往之。例如在《吉檀迦利》的最后阶段，用了20余首诗歌赞死亡，抒写在死亡中与神同一的过程。[6]
善恶观念
泰戈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诗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有限，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最终的，欢乐亦是如此。因此，善恶且不是绝对的存在，但对于有限的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必须通过《薄伽赞歌》中的业溶血，也就是通过无私善行的实践而与无限者的活动统一起来，以获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他说，“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义是要把这种道德力量修炼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由于如此，泰戈尔对佛陀推荐备至，诗作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从一切处去体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7]
风格
泰戈尔在诗歌、体裁、语言及表现方法上能够大胆创新，别具一格。体裁上把现实题材处理成具有冥想因素，把冥想体裁处理为具有现实成分；体裁上，诗人创造出“故事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形式；还致力于创造自由体诗。泰戈尔善于学习和运用人民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使诗歌的语言清新活泼；在创作方法上，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是在抒情诗中，浪漫主义成分较重，在叙事性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较多。[8]
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来自各种不同的种姓和阶层，也有着不同的身份。如童养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妇、被骗失身的幼女、印度传统家庭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名媛、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等，这些女性形象身份或单一呈现，或揉合纷杂，往往被塑造成传统陋习的牺牲品、美满爱情的追逐者和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女性。
印度妇女的低下地位和悲惨处境是政、族、神、夫四权束缚的结果，是印度宗教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的反映。泰戈尔以寡妇们独特经历的关注以及其中表露出的鲜明情感，化作犀利的笔刀，直接指向了充斥着童婚制、包办婚姻、少女守寡、寡妇殉夫、嫁妆制度等种种不合理、不人道、歧视妇女的印度教传统陋习，表现她们境遇的凄苦、经历的曲折和反抗的无助，控诉这些传统陋习的积弊和给广大印度妇女带来的深重苦难。[7]
人物影响
泰戈尔的诗风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启迪了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一代文豪，其中许多作品多次被译成中文。[9] 泰戈尔的《飞鸟集》影响冰心，使她写出了《繁星·春水》。[10]
人物评价
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季羡林评）[11]
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英国政治家吉尔伯特·默里教授评）[12]
“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周恩来评）[13]
“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蒋介石评）[13]
“泰戈尔是歌颂自然的诗人，也是改革现实的健将；是东方精神的号兵，也是国际主义的旗手；是印度的儿子，也是亚洲文化的卫士、世界文明的前驱；他曾为印度不合作运动而忿怒，他曾为中国反侵略战争而呐喊，他曾为东方兄弟的命运而忧思，他曾为西方朋友的学术而奔驰。”（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评）[13]
“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沈雁冰评）[13]
飞鸟集泰戈尔诗选渡口与花儿攀谈飞鸟集·新月集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集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游思集泰戈尔文集园丁集泰戈尔抒情短诗选采果集再次集爱者之贻最后的星期集随想集新月集仙人的世界·泰戈尔童话精选泰戈尔诗集1861年5月7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 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1941年写作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遗言《文明的危机》。
人物经历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由于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拉宾德拉纳特被家人亲呢地叫做“拉比”，成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钟爱的孩子，但大家对他并不溺爱。小拉比在加尔各答先后进过四所学校，虽然他对这四所学校都不喜欢，但他在长兄和姐姐的监督下受到良好的教育。[2] 泰戈尔在文学方面的修养首先来自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院和孟加拉学院。但是他生性自由，厌恶刻扳的学校生活，没有完成学校的正规学习课程。他从小就醉心于诗歌创作，从13岁起就开始写诗，诗中洋溢着反对殖民主义和热爱祖国的情绪。[2] 13岁以后，泰戈尔发表了长诗《野花》、《诗人的故事》等。[3]
1878年，他遵照父兄的竞愿赴英国留学，最初学习法律，但他不喜欢法律，于是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2]
1881～1885年，出版抒情诗集《暮歌》、《晨歌》、《画与歌》，还有戏剧和长篇小说。戏剧和小说多取材于史诗和往世书，诗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3]
1884年，他离开城市到乡村去管理祖传的佃户。他在这里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观察祖国故土和自然。1901年，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在孟加拉博尔普尔附近的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2]
1886年，诗集《刚与柔》出版，标志着他在创作道路上进入面向人生与现实生活的时期。诗集《心中的向往》是他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他的独特风格开始形成。这一时期还写了剧本《国王与王后》和《牺牲》，反对恢复婆罗门祭司的特权和落后习俗。[3]
1905年以后，印度民族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的人民都起来反对孟加拉分裂的决定，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泰戈尔毅然投身于这个运动，充满激情的爱国营人义愤填庸，写出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但是，没有多久，泰戈尔就同运动的其他领袖们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不赞成群众焚烧英国货物，辱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到农村去发展自己的工业，消灭贫困与愚昧等等，但部分群众不接受他的意见，由于失望，他便退出运动。从此以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过着远离现实斗争的迟隐生活，埋头于文学创作。 [2]
19世纪90年代是泰戈尔创作的旺盛时期。从1891年起，在他主编的《萨塔纳》杂志上，发表《摩诃摩耶》等60多篇短篇小说，主要是反对封建压迫，揭露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现象。他发表了《金帆船》、《缤纷集》、《收获集》、《梦幻集》、《刹那集》5部抒情诗集，1部哲理短诗《微思集》和1部《故事诗集》。收入《缤纷集》的叙事诗《两亩地》是作者民主主义思想的最高表现。从《刹那集》起，他开始用孟加拉口语写诗。他的第二部英译诗集《园丁集》里的诗大多选自这一时期作品。[3]
20世纪初泰戈尔遭遇到个人生活的不幸，丧偶、丧女、丧父的悲痛与伤感在诗集《回忆》、《儿童》和《渡船》中有真实记录。他另有两部长篇小说《小沙子》和《沉船》。[3]
1910年，长篇小说《戈拉》发表，它反映了印度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塑造了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士形象；歌颂了新印度教徒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祖国必获自由的信心，同时也批判他们维护旧传统的思想；对梵社某些人的教条主义、崇洋媚外也予以鞭挞。这期间还写了象征剧《国王》和《邮局》及讽刺剧《顽固堡垒》。同年，孟加拉文诗集《吉檀迦利》出版，后泰戈尔旅居伦敦时把《吉檀迦利》、《渡船》和《奉献集》里的部分诗作译成英文，1913年《吉檀迦利》英译本出版，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3]
1915年，他结识了甘地。他同印度国大党早就有联系，还出席过国大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他同国大党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的。他同甘地，有很真挚的私人友谊。但是，他对甘地的一些做法并不赞同。这两个非凡的人物并不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同时从道义上和在社会活动中，他们总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2]
1916年，泰戈尔来到日本，他对日本这样充满生机的一个新兴国家，颇多感慨。后来他从日本又到了美国，以：“国家主义”为题，作了许多报告，他谴责东方和西方的“国家主义”。1929年，他访问了加拿大之后到了美国，又遭到美国移民官员扣留和盘问。[2]
1919年，发生了“阿姆利则惨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泰戈尔非常气愤，挺身而出，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印度总督，提出抗议，并声明放弃英国国王给他的“爵士”称号。[2]
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仍坚持写作，发表剧本《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长篇小说《纠纷》、《最后的诗篇》及一些诗作。[3]
1924年，他访问了中国。他从年幼时起就向往这个古老而富饶的东方大国，并且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写文怒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贸易，这次访问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2]
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使他极为振奋，兴之所至，写成了歌颂苏联的《俄罗斯书简》一书。[2]
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泰戈尔立即严厉谴责。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他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明确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写信给在那儿的朋友，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怀和声援。[2]
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应欧洲朋友之道，撰文怒斥德国“领袖”的不义行径。泰戈尔一贯痛恨法西斯。但是对被欺压的弱小民族，他则表示无限同情。特别是对中国，他更是始终抱有好感与希望。[2]
1941年8月6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居宅第里平静地离开人世，成千上万的市民为他送葬。[2]
个人生活
泰戈尔的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财运亨通，成为柴明达地主。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社会活动家，在当时积极赞成孟加拉的启蒙运动，支持社会改革。他的父亲对吠陀和奥义书颇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富有民族主义倾向，由于与社会上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被习惯势力祝为没有种姓的外化之人。他有子女十四人，泰戈尔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家庭，兄弟姐妹和侄辈中颇出了一些学者和艺术家。由于生长在这样一个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交融的书香门第，因而泰戈尔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2]
作品主题
爱国主义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5]
其创作多取材于印度现实生活，反映出印度人民在殖民主义、封建制度、愚昧落后思想的重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描绘出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印度社会的变化及新一代的觉醒，同时也记载着他个人的精神探索历程。
关于死亡
泰戈尔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他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把死亡看得很严重，在死亡面前它欢笑、舞蹈和游戏，它建设、贮藏并相爱。只有当我们把个别死亡的事实同生命整体分离时，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空虚并变得沮丧。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整体，死亡只是它的一部分，就好橡是从显微镜中看一块布，它看起来像一张网，我们注视着那些大大的洞，由于想像而颤抖。但事实是，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真实，它看起来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但是死亡并不是变黑了的实体，正像天空并不在鸟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颜色一样。”“在泰戈尔笔下，死亡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心向往之。例如在《吉檀迦利》的最后阶段，用了20余首诗歌赞死亡，抒写在死亡中与神同一的过程。[6]
善恶观念
泰戈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诗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有限，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最终的，欢乐亦是如此。因此，善恶且不是绝对的存在，但对于有限的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必须通过《薄伽赞歌》中的业溶血，也就是通过无私善行的实践而与无限者的活动统一起来，以获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他说，“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义是要把这种道德力量修炼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由于如此，泰戈尔对佛陀推荐备至，诗作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从一切处去体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7]
风格
泰戈尔在诗歌、体裁、语言及表现方法上能够大胆创新，别具一格。体裁上把现实题材处理成具有冥想因素，把冥想体裁处理为具有现实成分；体裁上，诗人创造出“故事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形式；还致力于创造自由体诗。泰戈尔善于学习和运用人民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使诗歌的语言清新活泼；在创作方法上，他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是在抒情诗中，浪漫主义成分较重，在叙事性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较多。[8]
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来自各种不同的种姓和阶层，也有着不同的身份。如童养媳、守寡少女、陪葬寡妇、被骗失身的幼女、印度传统家庭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名媛、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女性等，这些女性形象身份或单一呈现，或揉合纷杂，往往被塑造成传统陋习的牺牲品、美满爱情的追逐者和作者理想中的印度新型女性。
印度妇女的低下地位和悲惨处境是政、族、神、夫四权束缚的结果，是印度宗教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的反映。泰戈尔以寡妇们独特经历的关注以及其中表露出的鲜明情感，化作犀利的笔刀，直接指向了充斥着童婚制、包办婚姻、少女守寡、寡妇殉夫、嫁妆制度等种种不合理、不人道、歧视妇女的印度教传统陋习，表现她们境遇的凄苦、经历的曲折和反抗的无助，控诉这些传统陋习的积弊和给广大印度妇女带来的深重苦难。[7]
人物影响
泰戈尔的诗风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启迪了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一代文豪，其中许多作品多次被译成中文。[9] 泰戈尔的《飞鸟集》影响冰心，使她写出了《繁星·春水》。[10]
人物评价
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季羡林评）[11]
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英国政治家吉尔伯特·默里教授评）[12]
“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周恩来评）[13]
“耆贤不作，声委无闻，东方文明，丧失木铎，引望南邻，无任悼念。”（蒋介石评）[13]
“泰戈尔是歌颂自然的诗人，也是改革现实的健将；是东方精神的号兵，也是国际主义的旗手；是印度的儿子，也是亚洲文化的卫士、世界文明的前驱；他曾为印度不合作运动而忿怒，他曾为中国反侵略战争而呐喊，他曾为东方兄弟的命运而忧思，他曾为西方朋友的学术而奔驰。”（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评）[13]
“泰戈尔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沈雁冰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