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判罪。没有比这些使罗马的自由受到的打击更大的了。克雷母蒂乌斯柯尔都斯因在他编写的史书中称卡西乌斯是最卑劣的罗马人28而受到指控。
在**统治的国家中，人们不大懂得讽刺性文章。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一方面由于沮丧，另一方面由于无知，不能也不愿意去写讽刺性的文章。在民主的国家中，不禁止讽刺性的文章，这和**君主政体禁止讽刺文章的原因正好是相同的。因为讽刺性的文章通常是为反对有权势的人而写的，这在民主国家里迎合了作为统治者的人民的怨恨情绪。在君主国讽刺性文章被禁止，不过只是把它当做治安问题而不是当做犯罪来对待。讽刺能将一般的怨恨转变为娱乐，使不满意的人得到安慰，减少对官位的嫉妒，增加人民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使他们对所遭受的痛苦一笑了之。贵族政府是对讽刺性文章禁止最严的政府。在这样的国度里，官吏都是些道德低下的统治者，他们还没有能耐经得起咒骂。如果在君主国，有某种投射武器对准君主的话，君主的德行很高，投射武器是够不着他的。而贵族老爷是到处都会被箭射穿的。因此,组成贵族政府的十大官员对讽刺性文章的作者是要处死的。
第十四节惩罚犯罪对廉耻的破坏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保护廉耻的规矩。在惩罚犯罪时违背这些规矩是不合情理的，惩罚犯罪应以恢复秩序为目的。
东方人把妇女放在受过训练的大象的身底下遭受一种骇人听闻的酷刑。这难道不是要人们用法律来对抗法律吗
罗马人有一个古老的习俗，禁止处死未到生育年龄的女子。提贝留斯找到一个“妙法”：先让刽子手对这些女子进行奸污，然后去处死29。这个阴险而残忍的暴君为了保留习惯法而破坏了道德。
当日本官吏让**妇女展现在公共场所并强迫她们学野兽爬行时，使廉耻为之战栗30。当他们强迫一个母亲的时候，当他们强迫一个儿子的时候，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使人的本性为之震惊。
第十五节解放奴隶与控告主人
奥古斯都规定，阴谋反对他的那些人拥有的奴隶要公开出卖，以便这些奴隶能控告他们的主人31。人们丝毫不能忽视它会引起对重大犯罪的揭发意图。所以，在有奴隶存在的国家中，很自然奴隶可以作告发人，但是，奴隶不能作证人。
温德克斯揭露了为塔而坎的利益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但是，在控告布鲁图斯的子女的案件里，他却不是证人。对于一个曾对他们祖国尽力效劳的人给予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们给他自由不是为了让他给自己的祖国提供如此的服务。因此，塔西佗皇帝下令道，奴隶不得作控告他主人的证人，甚至在亵渎君主罪的案件中也是如此32。这条法律没有收入查士丁尼的法规汇编里。
第十六节亵渎君主罪中的诬告
应当为罗马的皇帝们说句公道话，他们所制定的那些蹩脚的法律并不是他们首先杜撰出来的，而是西拉教他们不要惩罚诬告者，甚至进而要立即去奖赏诬告者。33
第十七节揭露阴谋
“如果你的兄弟，或你的儿子，或你的女儿，或你心爱的妻子，或你的好友偷偷地告诉你说，我们去找别的神吧，你就应该用石块击毙他。首先打他的是你的手，然后才是全体人民的手。”这条旧约圣经申命记中的戒律不能作为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因为它为各种犯罪大开方便之门34。
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要揭露阴谋，违者处死，即使没有参与阴谋活动也是如此，这种惩罚之严酷与上边所说的法律差不了多少。如果在君主国家执行这种法律的话，就非常有必要加以限制。
这条法律仅仅适用于那些重大犯罪，尤其是亵渎君主罪。在这些国家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要把这种犯罪的各种不同情况相混淆。
在日本，法律推翻了人类的一切理念，竟然将最普通犯罪也按知情不报罪论处。
有一个故事说35，有两位小姐关在布满钉子类尖物的柜子里，一直到死，一个因为奸情嫌疑，另一个则因对此未作举报。第十八节共和国对亵渎君主罪严惩的危险性一个共和国已经消灭了企图推翻它的势力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停止复仇、惩罚，甚至奖赏。如果大权不是落人某几个公民手中，就不能有严惩重罚，因此，也不会有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多宽恕比多惩罚好，少流放比多流放好，保留财产比没收财产好。在为共和国复仇的借口下将会建立起复仇者的**统治。问题不在于消灭统治者，而是要摧毁这种统治本身。政府应尽快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就是用法律保护一切，而不是拿起武器反对任何人。
希腊人对他们认为是暴君或者怀疑是暴君者施行了无限的报复。他们将这些人的子女处死36，有时甚至还要把亲戚中最亲近的五人处死37。他们曾将无数的家族驱逐出境。他们的共和国因而开始动摇了。被迫迁居者或被流放者的返回往往标志着政体的变更。
罗马人比较聪明。卡西乌斯图谋实行暴政而被判刑时，人们提出是否要处死其子女的问题，最后没有给他们任何处罚。迪奥尼乌斯哈利卡那斯说38：“那些在马尔斯战役和内战结束时企图改变这条法律并要取消被西拉非法流放的人们的子女的公职的人是确实有罪的。”
从马利乌斯和西拉的战争中我们看出，罗马人的灵魂逐渐堕落到何种地步。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惨痛，使人不敢相信它还会重演。但是在三人统治时期，人们宁愿更残忍，但不显得不够残忍。人们痛心地看到用诡辩掩盖残忍。在阿庇安的著作39中可以找到关于流放的规定。你会认为他们除了共和国的利益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他们讲话多么冷静，他们会指出取得多少胜利，采取了多么好的措施，富人会感到有多么安全，穷人会觉得多么安宁，他们如何害怕公民的生命遭受危险，他们又如何想使士兵平安无恙，最后又使人们如何幸福美满。
当雷比达斯战胜西班牙的时候，罗马血流成河，他们却下令要人们玩乐，违者处以流放，真是荒谬至极。
第十九节共和国为何停止实行自由
在非常崇尚自由的国家里，有这样的法规即它以牺牲个别人的自由而换取众人的自由。例如英国“议会论处罪人死刑案”就属于这类法律。它和雅典规定一个人40须经六千人一致同意才能定罪这类法律是相类似的，它和罗马人为惩处个别公民而制定的所谓“特殊法”41相差不多。在罗马，这类法律是由人民大会制定的。不过无论人民制定这类法律的方式如何，西塞罗主张废止这种法律，因为法律的威力在于它是针对所有人制定的42。不过我承认，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的做法使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面纱暂时把自由遮盖起来，就像人们遮盖神像一样。
第二十节共和国有利于公民自由的法律
在平民政体的国家里，控告常常是公开的，而且允许每个人控告他想要控告的人。因此这就需要制定适合于保护无辜公民的法律。在雅典，如果原告不能获得五分之一的赞成数，要处罚金一千得拉姆。伊斯奇因斯控告克第西芬就受到这样的处罚43。在罗马，对无根据的控告人，要作出标记引人注目44，在他的前额印上字母“k”。原告有人专门看护以防止他贿赂法官或证人45。
我已经谈到雅典和罗马的这样一条法律，它允许被告在判决前退出。
第二十一节共和国法律对债务人的残酷性
一个公民把钱借给另一个公民，就使自己处于比借钱的公民相当明显的优越地位。那是因为借钱的人仅仅是为了消费，消费过后，钱就不再有了。如果法律还要增加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这种支配权，那么在共和国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7
在雅典和罗马，最初允许把无力还债的债务人卖掉46。梭伦改正了雅典的这种做法。他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以卖身清偿民事债务。但是十大官们47没有同样地改革罗马的做法。尽管梭伦的法规就摆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却不愿去仿效。十二铜表法里十大官企图破坏民主政体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
这些对债务人残酷的法律曾多次使罗马共和国面临危险。一个遍体鳞伤的人从他的债权人家里逃出，出现在公众场所48，人民为此而被激怒，迫使债权人不敢再抓人，其他公民从禁闭室走出来。他们无法使这些法律废止，但找到了一个保护他们的官员。人们走出无政府状态，险些陷入**统治。
曼利乌斯为了取悦民心，去从债权人手中赎回被债权人降为奴隶的公民49。人们还迎合了曼利乌斯的意图，但是，痛苦总是存在着的。有一些特别法律为债务人清偿债务提供了方便50。罗马428年，执政官们提出一项法律51，剥夺债权人扣留债务人于自己家中服劳役的权力。一个名叫巴比利乌斯的高利贷者想污辱他所关押的男青年。塞克司图斯的犯罪使罗马获得了政治自由；巴比利乌斯的犯罪使罗马获得民事上的自由。这个城市的命运就是如此，新的犯罪确认了旧的犯罪使它拥有的自由。阿比乌斯谋害维珍妮的事件又把人民引向反对暴君恐怖的斗争中。在巴比利乌斯犯下可耻罪行三十七年526的时候，又有一个同类的犯罪案件使人民退回到燃尼丘林，使为债务人的安全而制定的法律获得新生。
从这时起，债权人由于违法受到起诉的案件要比债务人因末清偿债务而受到起诉的案件要多。
第二十二节君主国内侵犯自由的事
人世间对君主毫无意义的事往往使君主国的自由受到削弱。这种无用的事就是有时为审判某个人而任命委员。
君主几乎从这些委员中得不到什么帮助，所以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乱议事日程。可以基本肯定，君主比他们委员们更具备正直与公道的品德。而委员们由于受君主的命令，由于对国家利益无知，由于受到选派，甚至由于自己的恐惧而总是认为自己非常有理。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如有贵族被控告，由贵族院选派委员进行审判，用这种办法，人们就可以杀掉所有想要杀的贵族。
第二十三节君主国的密探
君主国需要密探吗好的君主通常不使用密探。一个人遵守法律，他就履行了对君主应尽的义务。至少应有栖身的住宅，并且他的行为有安全保障。侦探这种事能由老实人去做的话，也许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干这种事的人的卑鄙需要使人判定这种行为必然是卑鄙的。一个君主对待他的臣民应该真诚、坦率和信任。一个君主充满焦虑、猜疑和恐惧，就像一个演员在扮演角色时感到局促不安一样。当君主看到法律能够正常实施并受到尊重时，他就会认为自己有了安全保障。一般情况为所有个别情况提供了保证。君主无所畏惧。他很难想象人们是如何地拥戴他。啊人们为什么不爱君主呢他是几乎所有恩惠和幸福的源泉。差不多所有的处罚都归咎于法律。君主在百姓面前总是那样的安详与从容。我们分享着他的光荣，受着他支持和保护。人们爱戴君主的一个证据是人们对他充满了信任，当遭到大臣们拒绝时，人们总是会这样想：要是君主的话肯定是会同意的。在遭到公害时，人们绝不会怪罪君主本人而是抱怨他不知道，或是埋怨他受到**分子纠缠。老百姓说：“但愿君主知道”这样的话是一种祈求和企盼，是人们对君主相信的证明。
第二十四节匿名信
鞑靼人必须在箭上刻上他们的名字，为的是让人知道箭是从他们手里射出的。马其顿的菲利普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受伤，人们发现投枪上写着：“阿斯德给菲利普致命一击。”如果有人为了公共的利益控告他人，他将不向君主而向官吏们控告。因为君主容易带有偏见，而官吏掌握着法规，这些法规只有对诬告者是可怕的。如果原告不愿意让法律在他与被告之间作出裁判，这就是他有原因害怕法律的证明。我们能给他的最低限度的处罚，就是一点也不相信他，除非使正常的司法程序不受影响或涉及君主安全问题，否则是不会理睬这种控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控告者是鼓足勇气张口说话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像君士坦丁皇帝那样说：“一个人有仇敌，而没有人控告他，这个人是不应受到我们怀疑的。”53
第二十五节君主国的治国方略
国王的权威是一种巨大的原动力，它应该不声不响、轻松自如地发挥作用。中国人夸耀他们的一个皇帝，说他的统治就像天一样；也就是说，以天作为典范。
在一些情况下君主的权力应用足，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用权应有所节制。行政管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精通在不同情况下如何用权，宽严得当。
在我们各君主国中，人民的最大幸福莫过于他们认为政府是仁慈和善的。一个缺少心计的大臣总是告诉你，你是奴隶。但如果你真是奴隶的话，他应该设法让你不知道你是奴隶。他给你说或给你写的只能是：“要不然君主会不愉快”、“君主感到吃惊”、“君主要制定秩序”这样一些语言婉转的话语。在发号施令时也有某种技巧，君主的口气应是鼓励，而法律则是威胁。
第二十六节君主国的君主应该平易近人
这一点通过对比，也许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裴里说54，沙皇彼得一世发布了一道新敕令，禁止人们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而是必须先有两次向他的官员们提出。在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才可以向他提出第三次请求。但是，如果请求人错了的话，就会被杀头。从那时起再没有人向沙皇提要求了。
第二十七节君主的德行
君主的德行和法律一样关系到自由。君主和法律一样，可以使兽变成人，使人变成兽。如果他喜欢自由精神，他就会拥有天下的臣民，如果他喜欢懦弱心灵，他就会拥有奴隶。如果他想知道统治天下的伟大艺术的话，就应注重荣誉与道德，鼓励个人功绩。他甚至有时不器重有才华的人。绝不应害怕那些被称做有功劳的人，作你的对手。一旦你喜欢他们，他们便和君主平等了。君主应该取悦人心，但不要压抑他们的心灵。要使自己成为深孚众望的人。来自臣民轻微的爱也能使君主受到鼓舞和安慰。民众很少要求对他们敬重，因此需要对他们尊重。君主和民众之间有无限的距离，这就使老百姓很难打扰君主。君主对祈求要宽容，对要求要拒绝。他应懂得他的民众领受着他的拒绝而他的朝臣们享有他的恩宠。
第二十八节君主应当尊重臣民
君主对戏言应该极为慎重。戏言适中能取悦于人，因为它是接近和熟悉的途径。但是，尖刻的玩笑大可不必出自君主之口，因为君主远不可与臣民中的地位最低下者相比，惟有君主总能给人以致命的伤害。
君主更不应该对他的任何一个臣民进行明显的污辱。君主可以施行赦免、惩罚，但绝不可实行污辱。
如果君主污辱他的臣民的话，那要比土耳其人或俄罗斯人进行污辱时更甚，他们只是贬低人而不破坏他的名誉；然而我们的君主既贬低了人又破坏了他的名誉。
亚洲人有一种偏见，他们把君主的污辱看做是慈爱的表现。而我们的思想方法则认为，污辱对人是一种残忍的伤害，有一种终生不能雪耻的失望感。
君主们有了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的臣民，有了把荣誉当做忠诚和勇敢的动力的臣民，应该感到高兴。
我们还记得，有些君主因污辱臣民而招来的祸患：凯烈亚、太监纳尔塞斯和朱利安伯爵的报复；还有孟本西埃公爵夫人，因亨利三世揭露她秘密缺陷的某件怪事而被激怒反对亨利三世并使他终生不得安宁。
第二十节**政体下能给人们少许自由的民法
尽管**政体，从本质来看到处都一样。但是由于环境、宗教信仰、成见、先例、思想倾向、方法、道德等不同而使它们之间产生很大的差异。
在**政府统治下，建立某种观念是有好处的。因此，中国人把君主看做人民之父。在阿拉伯帝国之初，君主曾是宣讲师。
有某种用来作为规范的圣书是很有必要的，如阿拉伯人的可兰经、波斯人的佐罗亚斯特的经典、印度人的吠陀经和中国人的经典著作。宗教法典补充民法之不足，并对专横统治予以限制。
遇到疑难案件，法官征询宗教牧师们的意见，这个做法不错。所以在土耳其，卡笛法官征求暮勒法师的意见。如果遇到判决死刑的案件，也许有一个好办法是由特殊法官如果有这样的法官的话征询总督的意见，这样，公民和教会的权力进一步通过政治权力得到调节和限制。
第三十节续前
残暴的**统治规定，父亲犯罪儿女妻室连坐。这些人并未犯罪就已经遭到了不幸，而君主还要在他自己与被告人之间出现一些哀求者来平息他的愤怒，来炫耀他的公平和正义。
马尔底维亚人有一个好习惯，当有某贵族失宠时，他就天天去朝见国王，一直到重新受到恩宠为止。他这样出现在宫廷就足以使国王息怒了。
在某些**国家，把向国王为罪人求情看做是对国王的不尊重。这些国家的君主似乎在竭力把仁慈的品德抛弃。
波斯有一种很好的习俗，就是允许随意出国。与之相反，不许人们随意出国的习俗则来源于**主义。在**统治下，把臣民看做奴隶，出国者就被看做逃亡的奴隶。因而波斯人的习俗用来对付**主义实在是太好了。**统治下，由于害怕债务人逃走或隐匿而迫使帕夏高官和勒索者停止或减轻对人民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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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在**统治的国家中，人们不大懂得讽刺性文章。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一方面由于沮丧，另一方面由于无知，不能也不愿意去写讽刺性的文章。在民主的国家中，不禁止讽刺性的文章，这和**君主政体禁止讽刺文章的原因正好是相同的。因为讽刺性的文章通常是为反对有权势的人而写的，这在民主国家里迎合了作为统治者的人民的怨恨情绪。在君主国讽刺性文章被禁止，不过只是把它当做治安问题而不是当做犯罪来对待。讽刺能将一般的怨恨转变为娱乐，使不满意的人得到安慰，减少对官位的嫉妒，增加人民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使他们对所遭受的痛苦一笑了之。贵族政府是对讽刺性文章禁止最严的政府。在这样的国度里，官吏都是些道德低下的统治者，他们还没有能耐经得起咒骂。如果在君主国，有某种投射武器对准君主的话，君主的德行很高，投射武器是够不着他的。而贵族老爷是到处都会被箭射穿的。因此,组成贵族政府的十大官员对讽刺性文章的作者是要处死的。
第十四节惩罚犯罪对廉耻的破坏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保护廉耻的规矩。在惩罚犯罪时违背这些规矩是不合情理的，惩罚犯罪应以恢复秩序为目的。
东方人把妇女放在受过训练的大象的身底下遭受一种骇人听闻的酷刑。这难道不是要人们用法律来对抗法律吗
罗马人有一个古老的习俗，禁止处死未到生育年龄的女子。提贝留斯找到一个“妙法”：先让刽子手对这些女子进行奸污，然后去处死29。这个阴险而残忍的暴君为了保留习惯法而破坏了道德。
当日本官吏让**妇女展现在公共场所并强迫她们学野兽爬行时，使廉耻为之战栗30。当他们强迫一个母亲的时候，当他们强迫一个儿子的时候，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使人的本性为之震惊。
第十五节解放奴隶与控告主人
奥古斯都规定，阴谋反对他的那些人拥有的奴隶要公开出卖，以便这些奴隶能控告他们的主人31。人们丝毫不能忽视它会引起对重大犯罪的揭发意图。所以，在有奴隶存在的国家中，很自然奴隶可以作告发人，但是，奴隶不能作证人。
温德克斯揭露了为塔而坎的利益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但是，在控告布鲁图斯的子女的案件里，他却不是证人。对于一个曾对他们祖国尽力效劳的人给予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人们给他自由不是为了让他给自己的祖国提供如此的服务。因此，塔西佗皇帝下令道，奴隶不得作控告他主人的证人，甚至在亵渎君主罪的案件中也是如此32。这条法律没有收入查士丁尼的法规汇编里。
第十六节亵渎君主罪中的诬告
应当为罗马的皇帝们说句公道话，他们所制定的那些蹩脚的法律并不是他们首先杜撰出来的，而是西拉教他们不要惩罚诬告者，甚至进而要立即去奖赏诬告者。33
第十七节揭露阴谋
“如果你的兄弟，或你的儿子，或你的女儿，或你心爱的妻子，或你的好友偷偷地告诉你说，我们去找别的神吧，你就应该用石块击毙他。首先打他的是你的手，然后才是全体人民的手。”这条旧约圣经申命记中的戒律不能作为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因为它为各种犯罪大开方便之门34。
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要揭露阴谋，违者处死，即使没有参与阴谋活动也是如此，这种惩罚之严酷与上边所说的法律差不了多少。如果在君主国家执行这种法律的话，就非常有必要加以限制。
这条法律仅仅适用于那些重大犯罪，尤其是亵渎君主罪。在这些国家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要把这种犯罪的各种不同情况相混淆。
在日本，法律推翻了人类的一切理念，竟然将最普通犯罪也按知情不报罪论处。
有一个故事说35，有两位小姐关在布满钉子类尖物的柜子里，一直到死，一个因为奸情嫌疑，另一个则因对此未作举报。第十八节共和国对亵渎君主罪严惩的危险性一个共和国已经消灭了企图推翻它的势力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停止复仇、惩罚，甚至奖赏。如果大权不是落人某几个公民手中，就不能有严惩重罚，因此，也不会有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多宽恕比多惩罚好，少流放比多流放好，保留财产比没收财产好。在为共和国复仇的借口下将会建立起复仇者的**统治。问题不在于消灭统治者，而是要摧毁这种统治本身。政府应尽快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就是用法律保护一切，而不是拿起武器反对任何人。
希腊人对他们认为是暴君或者怀疑是暴君者施行了无限的报复。他们将这些人的子女处死36，有时甚至还要把亲戚中最亲近的五人处死37。他们曾将无数的家族驱逐出境。他们的共和国因而开始动摇了。被迫迁居者或被流放者的返回往往标志着政体的变更。
罗马人比较聪明。卡西乌斯图谋实行暴政而被判刑时，人们提出是否要处死其子女的问题，最后没有给他们任何处罚。迪奥尼乌斯哈利卡那斯说38：“那些在马尔斯战役和内战结束时企图改变这条法律并要取消被西拉非法流放的人们的子女的公职的人是确实有罪的。”
从马利乌斯和西拉的战争中我们看出，罗马人的灵魂逐渐堕落到何种地步。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惨痛，使人不敢相信它还会重演。但是在三人统治时期，人们宁愿更残忍，但不显得不够残忍。人们痛心地看到用诡辩掩盖残忍。在阿庇安的著作39中可以找到关于流放的规定。你会认为他们除了共和国的利益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他们讲话多么冷静，他们会指出取得多少胜利，采取了多么好的措施，富人会感到有多么安全，穷人会觉得多么安宁，他们如何害怕公民的生命遭受危险，他们又如何想使士兵平安无恙，最后又使人们如何幸福美满。
当雷比达斯战胜西班牙的时候，罗马血流成河，他们却下令要人们玩乐，违者处以流放，真是荒谬至极。
第十九节共和国为何停止实行自由
在非常崇尚自由的国家里，有这样的法规即它以牺牲个别人的自由而换取众人的自由。例如英国“议会论处罪人死刑案”就属于这类法律。它和雅典规定一个人40须经六千人一致同意才能定罪这类法律是相类似的，它和罗马人为惩处个别公民而制定的所谓“特殊法”41相差不多。在罗马，这类法律是由人民大会制定的。不过无论人民制定这类法律的方式如何，西塞罗主张废止这种法律，因为法律的威力在于它是针对所有人制定的42。不过我承认，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的做法使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面纱暂时把自由遮盖起来，就像人们遮盖神像一样。
第二十节共和国有利于公民自由的法律
在平民政体的国家里，控告常常是公开的，而且允许每个人控告他想要控告的人。因此这就需要制定适合于保护无辜公民的法律。在雅典，如果原告不能获得五分之一的赞成数，要处罚金一千得拉姆。伊斯奇因斯控告克第西芬就受到这样的处罚43。在罗马，对无根据的控告人，要作出标记引人注目44，在他的前额印上字母“k”。原告有人专门看护以防止他贿赂法官或证人45。
我已经谈到雅典和罗马的这样一条法律，它允许被告在判决前退出。
第二十一节共和国法律对债务人的残酷性
一个公民把钱借给另一个公民，就使自己处于比借钱的公民相当明显的优越地位。那是因为借钱的人仅仅是为了消费，消费过后，钱就不再有了。如果法律还要增加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这种支配权，那么在共和国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7
在雅典和罗马，最初允许把无力还债的债务人卖掉46。梭伦改正了雅典的这种做法。他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以卖身清偿民事债务。但是十大官们47没有同样地改革罗马的做法。尽管梭伦的法规就摆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却不愿去仿效。十二铜表法里十大官企图破坏民主政体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
这些对债务人残酷的法律曾多次使罗马共和国面临危险。一个遍体鳞伤的人从他的债权人家里逃出，出现在公众场所48，人民为此而被激怒，迫使债权人不敢再抓人，其他公民从禁闭室走出来。他们无法使这些法律废止，但找到了一个保护他们的官员。人们走出无政府状态，险些陷入**统治。
曼利乌斯为了取悦民心，去从债权人手中赎回被债权人降为奴隶的公民49。人们还迎合了曼利乌斯的意图，但是，痛苦总是存在着的。有一些特别法律为债务人清偿债务提供了方便50。罗马428年，执政官们提出一项法律51，剥夺债权人扣留债务人于自己家中服劳役的权力。一个名叫巴比利乌斯的高利贷者想污辱他所关押的男青年。塞克司图斯的犯罪使罗马获得了政治自由；巴比利乌斯的犯罪使罗马获得民事上的自由。这个城市的命运就是如此，新的犯罪确认了旧的犯罪使它拥有的自由。阿比乌斯谋害维珍妮的事件又把人民引向反对暴君恐怖的斗争中。在巴比利乌斯犯下可耻罪行三十七年526的时候，又有一个同类的犯罪案件使人民退回到燃尼丘林，使为债务人的安全而制定的法律获得新生。
从这时起，债权人由于违法受到起诉的案件要比债务人因末清偿债务而受到起诉的案件要多。
第二十二节君主国内侵犯自由的事
人世间对君主毫无意义的事往往使君主国的自由受到削弱。这种无用的事就是有时为审判某个人而任命委员。
君主几乎从这些委员中得不到什么帮助，所以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乱议事日程。可以基本肯定，君主比他们委员们更具备正直与公道的品德。而委员们由于受君主的命令，由于对国家利益无知，由于受到选派，甚至由于自己的恐惧而总是认为自己非常有理。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如有贵族被控告，由贵族院选派委员进行审判，用这种办法，人们就可以杀掉所有想要杀的贵族。
第二十三节君主国的密探
君主国需要密探吗好的君主通常不使用密探。一个人遵守法律，他就履行了对君主应尽的义务。至少应有栖身的住宅，并且他的行为有安全保障。侦探这种事能由老实人去做的话，也许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干这种事的人的卑鄙需要使人判定这种行为必然是卑鄙的。一个君主对待他的臣民应该真诚、坦率和信任。一个君主充满焦虑、猜疑和恐惧，就像一个演员在扮演角色时感到局促不安一样。当君主看到法律能够正常实施并受到尊重时，他就会认为自己有了安全保障。一般情况为所有个别情况提供了保证。君主无所畏惧。他很难想象人们是如何地拥戴他。啊人们为什么不爱君主呢他是几乎所有恩惠和幸福的源泉。差不多所有的处罚都归咎于法律。君主在百姓面前总是那样的安详与从容。我们分享着他的光荣，受着他支持和保护。人们爱戴君主的一个证据是人们对他充满了信任，当遭到大臣们拒绝时，人们总是会这样想：要是君主的话肯定是会同意的。在遭到公害时，人们绝不会怪罪君主本人而是抱怨他不知道，或是埋怨他受到**分子纠缠。老百姓说：“但愿君主知道”这样的话是一种祈求和企盼，是人们对君主相信的证明。
第二十四节匿名信
鞑靼人必须在箭上刻上他们的名字，为的是让人知道箭是从他们手里射出的。马其顿的菲利普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受伤，人们发现投枪上写着：“阿斯德给菲利普致命一击。”如果有人为了公共的利益控告他人，他将不向君主而向官吏们控告。因为君主容易带有偏见，而官吏掌握着法规，这些法规只有对诬告者是可怕的。如果原告不愿意让法律在他与被告之间作出裁判，这就是他有原因害怕法律的证明。我们能给他的最低限度的处罚，就是一点也不相信他，除非使正常的司法程序不受影响或涉及君主安全问题，否则是不会理睬这种控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控告者是鼓足勇气张口说话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像君士坦丁皇帝那样说：“一个人有仇敌，而没有人控告他，这个人是不应受到我们怀疑的。”53
第二十五节君主国的治国方略
国王的权威是一种巨大的原动力，它应该不声不响、轻松自如地发挥作用。中国人夸耀他们的一个皇帝，说他的统治就像天一样；也就是说，以天作为典范。
在一些情况下君主的权力应用足，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用权应有所节制。行政管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精通在不同情况下如何用权，宽严得当。
在我们各君主国中，人民的最大幸福莫过于他们认为政府是仁慈和善的。一个缺少心计的大臣总是告诉你，你是奴隶。但如果你真是奴隶的话，他应该设法让你不知道你是奴隶。他给你说或给你写的只能是：“要不然君主会不愉快”、“君主感到吃惊”、“君主要制定秩序”这样一些语言婉转的话语。在发号施令时也有某种技巧，君主的口气应是鼓励，而法律则是威胁。
第二十六节君主国的君主应该平易近人
这一点通过对比，也许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裴里说54，沙皇彼得一世发布了一道新敕令，禁止人们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而是必须先有两次向他的官员们提出。在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才可以向他提出第三次请求。但是，如果请求人错了的话，就会被杀头。从那时起再没有人向沙皇提要求了。
第二十七节君主的德行
君主的德行和法律一样关系到自由。君主和法律一样，可以使兽变成人，使人变成兽。如果他喜欢自由精神，他就会拥有天下的臣民，如果他喜欢懦弱心灵，他就会拥有奴隶。如果他想知道统治天下的伟大艺术的话，就应注重荣誉与道德，鼓励个人功绩。他甚至有时不器重有才华的人。绝不应害怕那些被称做有功劳的人，作你的对手。一旦你喜欢他们，他们便和君主平等了。君主应该取悦人心，但不要压抑他们的心灵。要使自己成为深孚众望的人。来自臣民轻微的爱也能使君主受到鼓舞和安慰。民众很少要求对他们敬重，因此需要对他们尊重。君主和民众之间有无限的距离，这就使老百姓很难打扰君主。君主对祈求要宽容，对要求要拒绝。他应懂得他的民众领受着他的拒绝而他的朝臣们享有他的恩宠。
第二十八节君主应当尊重臣民
君主对戏言应该极为慎重。戏言适中能取悦于人，因为它是接近和熟悉的途径。但是，尖刻的玩笑大可不必出自君主之口，因为君主远不可与臣民中的地位最低下者相比，惟有君主总能给人以致命的伤害。
君主更不应该对他的任何一个臣民进行明显的污辱。君主可以施行赦免、惩罚，但绝不可实行污辱。
如果君主污辱他的臣民的话，那要比土耳其人或俄罗斯人进行污辱时更甚，他们只是贬低人而不破坏他的名誉；然而我们的君主既贬低了人又破坏了他的名誉。
亚洲人有一种偏见，他们把君主的污辱看做是慈爱的表现。而我们的思想方法则认为，污辱对人是一种残忍的伤害，有一种终生不能雪耻的失望感。
君主们有了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的臣民，有了把荣誉当做忠诚和勇敢的动力的臣民，应该感到高兴。
我们还记得，有些君主因污辱臣民而招来的祸患：凯烈亚、太监纳尔塞斯和朱利安伯爵的报复；还有孟本西埃公爵夫人，因亨利三世揭露她秘密缺陷的某件怪事而被激怒反对亨利三世并使他终生不得安宁。
第二十节**政体下能给人们少许自由的民法
尽管**政体，从本质来看到处都一样。但是由于环境、宗教信仰、成见、先例、思想倾向、方法、道德等不同而使它们之间产生很大的差异。
在**政府统治下，建立某种观念是有好处的。因此，中国人把君主看做人民之父。在阿拉伯帝国之初，君主曾是宣讲师。
有某种用来作为规范的圣书是很有必要的，如阿拉伯人的可兰经、波斯人的佐罗亚斯特的经典、印度人的吠陀经和中国人的经典著作。宗教法典补充民法之不足，并对专横统治予以限制。
遇到疑难案件，法官征询宗教牧师们的意见，这个做法不错。所以在土耳其，卡笛法官征求暮勒法师的意见。如果遇到判决死刑的案件，也许有一个好办法是由特殊法官如果有这样的法官的话征询总督的意见，这样，公民和教会的权力进一步通过政治权力得到调节和限制。
第三十节续前
残暴的**统治规定，父亲犯罪儿女妻室连坐。这些人并未犯罪就已经遭到了不幸，而君主还要在他自己与被告人之间出现一些哀求者来平息他的愤怒，来炫耀他的公平和正义。
马尔底维亚人有一个好习惯，当有某贵族失宠时，他就天天去朝见国王，一直到重新受到恩宠为止。他这样出现在宫廷就足以使国王息怒了。
在某些**国家，把向国王为罪人求情看做是对国王的不尊重。这些国家的君主似乎在竭力把仁慈的品德抛弃。
波斯有一种很好的习俗，就是允许随意出国。与之相反，不许人们随意出国的习俗则来源于**主义。在**统治下，把臣民看做奴隶，出国者就被看做逃亡的奴隶。因而波斯人的习俗用来对付**主义实在是太好了。**统治下，由于害怕债务人逃走或隐匿而迫使帕夏高官和勒索者停止或减轻对人民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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