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工作室的门很可能是犯人从里头反锁住的。因为和玄关的门不同，这里明显有指纹被擦掉的痕迹。
从以上几点判断，犯人最有可能从窗户爬进房间。可是这样的推断，有一个矛盾：原本无意杀人的匪徒从窗口闯入？可偏偏他想偷东西的可能性又很低。即使是当天是第一次到日高家也能马上知道，里头根本没剩甚么值钱的东西。
事实上，破解这个矛盾的假设只有一个：当天犯人总共去了日高家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事登门拜访。可是那人离开了日高家之后（正确的说，应该是假装离开日高家之后），又马上进行了第二度的探访。这时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种主意，所以改由窗口进入。而这主意不用说，自然是“杀人的企图”。我们大可假设，他是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萌发了杀机。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案发当天有谁曾到过日高家呢？答案很明显的指向两个人：藤尾美弥子和野野口修。
我们对这两人展开了交叉调查。不过，结果却与警方想的相反，他们两个都有不在场证明。
当天藤尾美弥子在傍晚六点回到住处，帮她作证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冢忠夫，以及担任他二人婚礼介绍人的植田菊雄，他们约好要讨论下个月举办订婚典礼的事宜。植田是中冢的上司，和藤尾美弥子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应该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未婚妻作伪证。而根据日高理惠的证词，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的时候已经五点了，就日高与美弥子家的距离以及两地间的交通状况来看，她在六点到家也是极其合理的事。换句话说，藤尾美弥子的不在场证明可谓毫无破绽。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侦查这个人的时候，不可否认的，我多少带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职场上的前辈，也是知道我晦涩过去的人。
不过，做我们这行的，如果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办案的话，也只能说不适任了。在承办这起案件时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客观地审视我俩曾经共有的过去。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会把过去遗忘，这也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利器。
根据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他的不在场证明是这样的：
当天四点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弥子来访后，他就离开了日高家。接着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点都在工作。六点一到，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幸夫来了，他们开始讨论稿子的事。这期间日高邦彦打了电话过来，说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八点过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岛到住家附近的餐馆用晚餐，之后才前往日高家，抵达的时候正好是八点整。因为没人应门，他感到有点奇怪，于是打电话给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来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她。八点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来了。两人一起进入屋内，进而发现了尸体。
整理案情的同时，我发现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岛以及“洋灯”的老板也证明了他所言不假。
不过，这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从他的供词推断，他唯一可杀日高的机会，应该是在打电话给理惠之前吧。也就是说，他和大岛分开后，一抵达日高家就马上杀了日高邦彦，之后做一些善后，再若无其事地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妻子。
不过，法医的监定已经证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案发当天下午，日高邦彦和妻子购物的途中，曾吃了一个汉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断，死亡时刻应该在五点到六点之间，最晚也不可能超过七点。
难道只能承认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吗？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凶嫌应该是他。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案发当晚他脱口而出的某一句话。从听见那句话的瞬间，我就开始揣想他是凶嫌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凭直觉办案非常没有效率，可是只有这一次，我任凭直觉自由发展。
听到野野口修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我觉得十分意外。因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嫌，绝对不会做出把事情细节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当我读着笔记的时候，这个想法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必须承认，那份笔记写得非常完整，而且还十分具有说服力。阅读的时候，我几乎忘了里面所描写的内容未必与事实相符。不过，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吗？
我揣想身为犯人的他，要怎么转移警方对自己的怀疑。他应该早就料到，因为时间的问题，自己将成为最可疑的对象。
而此时在他面前出现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学校执过教鞭的男子。于是他利用那个男人，写出假的笔记让他阅读。昔日的菜鸟老师，即使做了刑警也肯定成不了大器，他应该很容易中计。
这会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吗？因为彼此相识，潜意识里太过强调办案不可掺入私人情感，结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实？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笔记里发现了几处隐匿的陷阱。更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他亲手写的这份笔记，也找不出除了他以外，犯人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
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不过，话说回来，从头到尾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的说明而已。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真的是日高邦彦打来的吗？这点谁都不知道。
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检视一遍，结果发现这些都有一条线索牵着，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笔记里。
将自己所得的推理重新审视后，我向上司报告了。我的主管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不过他也赞同我的论调。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他也觉得野野口修怪怪的。野野口的笔记里并没有提到，事发当晚他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我和主管都知道，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之一。
“现在就只欠物证了。”主管这样说道。
关于这点我亦有同感。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可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况所做的合理推断。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犯人的动机是甚么？我们做了各式调查，日高邦彦就不用说了，而针对野野口修，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杀害日高的理由。不，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那时在国中任教的他，总是一派冷静，凡事照本宣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就算学生临时惹出甚么麻烦，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他会参考过去的案例，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无争议的决断。说难听一点，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办。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项特质：
“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因为他不想操烦学生的问题，也不想去担负多余的责任，所以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
她说，野野口老师想要早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作家。就连教师间的联谊会也很少参加，好像都在家里写作。
结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为作家。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甚么。不过，有一次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份错觉上。老师错以为自己可以教学生甚么，而学生错以为能从老师那里学到甚么。重要的是，维持这份错觉对双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因为看清了真相，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在做的事，不过是教育的扮家家酒而已。”
是甚么样的体验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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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破解这个矛盾的假设只有一个：当天犯人总共去了日高家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事登门拜访。可是那人离开了日高家之后（正确的说，应该是假装离开日高家之后），又马上进行了第二度的探访。这时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种主意，所以改由窗口进入。而这主意不用说，自然是“杀人的企图”。我们大可假设，他是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萌发了杀机。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案发当天有谁曾到过日高家呢？答案很明显的指向两个人：藤尾美弥子和野野口修。
我们对这两人展开了交叉调查。不过，结果却与警方想的相反，他们两个都有不在场证明。
当天藤尾美弥子在傍晚六点回到住处，帮她作证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冢忠夫，以及担任他二人婚礼介绍人的植田菊雄，他们约好要讨论下个月举办订婚典礼的事宜。植田是中冢的上司，和藤尾美弥子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应该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未婚妻作伪证。而根据日高理惠的证词，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的时候已经五点了，就日高与美弥子家的距离以及两地间的交通状况来看，她在六点到家也是极其合理的事。换句话说，藤尾美弥子的不在场证明可谓毫无破绽。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侦查这个人的时候，不可否认的，我多少带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职场上的前辈，也是知道我晦涩过去的人。
不过，做我们这行的，如果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办案的话，也只能说不适任了。在承办这起案件时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客观地审视我俩曾经共有的过去。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会把过去遗忘，这也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利器。
根据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他的不在场证明是这样的：
当天四点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弥子来访后，他就离开了日高家。接着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点都在工作。六点一到，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幸夫来了，他们开始讨论稿子的事。这期间日高邦彦打了电话过来，说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八点过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岛到住家附近的餐馆用晚餐，之后才前往日高家，抵达的时候正好是八点整。因为没人应门，他感到有点奇怪，于是打电话给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来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她。八点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来了。两人一起进入屋内，进而发现了尸体。
整理案情的同时，我发现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岛以及“洋灯”的老板也证明了他所言不假。
不过，这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从他的供词推断，他唯一可杀日高的机会，应该是在打电话给理惠之前吧。也就是说，他和大岛分开后，一抵达日高家就马上杀了日高邦彦，之后做一些善后，再若无其事地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妻子。
不过，法医的监定已经证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案发当天下午，日高邦彦和妻子购物的途中，曾吃了一个汉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断，死亡时刻应该在五点到六点之间，最晚也不可能超过七点。
难道只能承认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吗？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凶嫌应该是他。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案发当晚他脱口而出的某一句话。从听见那句话的瞬间，我就开始揣想他是凶嫌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凭直觉办案非常没有效率，可是只有这一次，我任凭直觉自由发展。
听到野野口修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我觉得十分意外。因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嫌，绝对不会做出把事情细节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当我读着笔记的时候，这个想法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必须承认，那份笔记写得非常完整，而且还十分具有说服力。阅读的时候，我几乎忘了里面所描写的内容未必与事实相符。不过，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吗？
我揣想身为犯人的他，要怎么转移警方对自己的怀疑。他应该早就料到，因为时间的问题，自己将成为最可疑的对象。
而此时在他面前出现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学校执过教鞭的男子。于是他利用那个男人，写出假的笔记让他阅读。昔日的菜鸟老师，即使做了刑警也肯定成不了大器，他应该很容易中计。
这会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吗？因为彼此相识，潜意识里太过强调办案不可掺入私人情感，结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实？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笔记里发现了几处隐匿的陷阱。更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他亲手写的这份笔记，也找不出除了他以外，犯人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
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不过，话说回来，从头到尾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的说明而已。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真的是日高邦彦打来的吗？这点谁都不知道。
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检视一遍，结果发现这些都有一条线索牵着，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笔记里。
将自己所得的推理重新审视后，我向上司报告了。我的主管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不过他也赞同我的论调。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他也觉得野野口修怪怪的。野野口的笔记里并没有提到，事发当晚他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我和主管都知道，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之一。
“现在就只欠物证了。”主管这样说道。
关于这点我亦有同感。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可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况所做的合理推断。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犯人的动机是甚么？我们做了各式调查，日高邦彦就不用说了，而针对野野口修，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杀害日高的理由。不，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那时在国中任教的他，总是一派冷静，凡事照本宣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就算学生临时惹出甚么麻烦，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他会参考过去的案例，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无争议的决断。说难听一点，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办。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项特质：
“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因为他不想操烦学生的问题，也不想去担负多余的责任，所以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
她说，野野口老师想要早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作家。就连教师间的联谊会也很少参加，好像都在家里写作。
结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为作家。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甚么。不过，有一次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份错觉上。老师错以为自己可以教学生甚么，而学生错以为能从老师那里学到甚么。重要的是，维持这份错觉对双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因为看清了真相，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在做的事，不过是教育的扮家家酒而已。”
是甚么样的体验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