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典侦探小说金榜》 作者：佚名
容身之处〔美〕内德拉·蒂雷
这辈子，我一直盼望能有个好地方做容身之处。我不奢求任何富丽堂皇的享受，只要有个小房间、新漆过的墙壁、两三样简单的家具、阳光照得到的窗户，外加几盆会生长的盆栽，我的梦想就满足了。不是我自吹自擂，我长得相当出色，如果有美丽的服饰锦上添花，一定会更娇艳动人，但是我并不渴望得到爱情、金钱或华服。
十五岁时，我开始尝到人生的苦果。当时妈妈病重，处理家务、照顾爸爸以及两个哥哥——当然还有妈妈——的责任，理所当然都落在我的肩上。不久，爸爸失去了农场，我们举家搬到镇上。由于经济不景气，我们住在铁轨附近的小屋子，虽然一下雨就到处漏水，有时把所有的锅子、盘子、盆子都拿来接水仍然不够，但是比起那些露宿街头的人还是好多了。
生病的是妈妈，但是爸爸却先一步撒手人寰——住在镇上实在不适合他。那时，两个哥哥都成家了，妈妈和我就住到后面的房间，面对一条又脏又小的巷子。哥哥偶尔来探望我们，不论老婆怎么唠叨，他们总会给我和妈妈最起码的生活费。
我尽力让妈妈过得舒适，满足她的需求，因为我真心真意地爱她，不过，基于另外一个理由，我也非得努力让她长寿不可——只要她活着，我就不愁没有栖身之处。万一妈妈过世，我真不知该如何自处。我没有高中文凭，也没有出外工作的经验，一旦妈妈与世长辞，两个嫂嫂绝对不会收留我，也不会让哥哥养活我。
终于有一天，妈妈带着感谢的笑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不用说，两位嫂嫂洛琳和黛玛坚决反对我再和她们住在一起，我从此形单影孤，那种担心不知何处可以容身的感觉，也就一辈子盘旋在我心头。
魏先生——一个比我年长二十四岁的鳏夫——向我求婚时，我郑重其事地念了结婚誓词，决心好好珍惜他。但是我们住的那栋房子真是叫人伤透了脑筋，墙壁比用煤涂过还要肮脏，为了能让厨房水管畅通，我必须经常踢水槽下的水管，因此左脚老是疼痛不堪。
后来，魏先生病了，不得不关闭独自经营的修理皮鞋店。他有一笔为数不多的存款和几张二十五元的政府公债券，还买了一些残障保险。
我尽心尽力地让他舒服、快乐，虽然我一个人洗涤衣物很辛苦，但是每三天一定会给他换干净的床单和睡衣。我想，就是由于我坚定的意志力，所以魏先生住的那间黑黝黝的房间竟然绽放了一朵秋海棠。我甚至通告他的两个女儿，告诉她们应该给老爸寄问候卡，她们也真的寄过一、两回。偶尔有一点点多余的钱，我会买些卡片，伪造没人认得出的签名，寄给魏先生，让他以为是老顾客念念不忘，向他问安。
可想而知，魏先生一死，他的女儿立刻把他仅有的一点财物瓜分得一干二净。我并没有向她们出口抱怨——我向来不喜欢与人性作对。
魏先生死后，我尝尽了人间的凄苦，最痛苦的就是找不到栖身之处——填饱肚子通常不成问题，垃圾都收走了，我也可以到超级市场，趁着假装挑选水果，把一些熟过了头，早该丢掉，或者还不够熟，根本不该拿出来贩售的水果塞到口中。我吃得不多，只要肚子不饿就行了，因此，果腹从来不成问题。
惟一能找到的看护工作，除了勉强能让我支付食宿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余额。虽然我会看护病人，但是我并非有照护士，所以请我工作的人就借机剥削，说我不该奢求太多酬劳。他们只是找个人陪陪老人家，我不需要负任何实际责任，因此他们供给我食宿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这些安排都是权宜之计，大多数时候，我连放随身衣物的地方都没有，有时候，我睡在病房外的简便卧床，有时睡在病房里拼凑起来的铺位。
我关爱每一位病患，就像当初关爱妈妈和魏先生一样。我不希望他们离开人世，并且尽可能让他们知道我关心他们的身体——一切是为了他们，一则也是为了我自己。只要他们健在，我就不需要另觅栖身之处。
好了，我现在已经把辩方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我要说说检方的意见。
我偷了东西。
我实在不愿意承认，但我的确做了贼。
我不喜欢当扒手，我不要任何属于别人的东西，但是有一次，我实在不得不窃取一些东西——我的鞋子已经裂得不像话，我还需要一些袜子、内衣，我向一些病患的亲友索取少许酬劳买这些必需品时，他们都表现得仿佛我在勒索似的，并且提醒我，我并非合格护士，如果他们发现我冒充合格护士，我就有麻烦了。总之，他们只能提供我食宿，其他任何事都不必谈。
于是，我只好开始自行取用一些并不属于我的东西——一些塞在抽屉后面、存放在高高架子上盒子里，已经多年不用，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再使用的小东西。我最大的收获是来自毕太太家的阁楼，那儿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放着二○到九○年代的衣服及各种小玩意——制服、羽毛扇、西班牙披肩、串珠提袋……我每次偷拿两、三样，通常卖给一家叫“外路嘻皮服饰”的店。
我尽可能把所出售赃物的确实价格记录下来，虽然没有能力偿还现金，但总是尽可能用其他方式补偿。例如我假使偷了毕太太的一条毛围巾，就会找机会回她家，把清洁妇拖延很久的工作完成，譬如替楼上的走廊打蜡、擦亮铁制柴架等等。
尽管如此，我仍旧继续偷窃——不过并不是在我逗留过的所有地方，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
但是天地良心，我根本没有偷那个银盒子。
关于那个盒子，我绝对是清白的。因此，那个警员走过来硬抢我手里的盒子时，我就站到一旁，或许也真的推了他一下，让他送了命。不论柯太太的侄女怎么说，那个盒子都是我的，他没有权力那样对我。
就算有五万个侄女来搅和，盒子也一样是我的。
总之，那名警员死了，我虽然无意置他于死地，但是也不期望他有多好。后来我又想：不错，我确实没偷柯太太的盒子，但是却偷过其他东西，就像有一句古语说的：“善恶到头终有报”。
看来，是上帝要我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
虽然我的分析能力向来不佳，但是这件事我至少应该能够再想清楚一点。
柯太太是我服务过的最善于感恩的人，她瘫痪在床，几乎无法动弹。我猜想值日班的合格护士绝对不会把替柯太太按摩当做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晚上都会替她按摩，她觉得非常高兴。我替她做的每一件小事——即使只是替她拍拍枕头、在她耳后抹两滴香水、把床罩拉平——她都一一向我道谢。
我也会想办法逗她开心，譬如假装会算命，拉起柯太太的手，告诉她这一天会过得非常愉快，但是必须留意一个英俊的金发陌生人——或者其他类似的傻话——让她乐得哈哈大笑。她夜里睡得并不安稳，所以很高兴跟我聊她的童年以及死去的丈夫。
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她死前两天告诉我，她很希望能为我尽点力，但是她残废之后已经签字把所有财产都给了侄女。不过，柯太太还是希望我收下她的银盒子。我向她道谢，我很高兴她喜欢我，愿意把盒子送给我。其实我没有什么真正用得着盒子的地方，盒子本来非常适于装小饰物，可是我连一样饰物都没有。这个盒子似乎是柯太太最心爱的东西，她总是放在病床边的茶几上，只要一看到，眼神就会闪闪发亮，仿佛小女孩在圣诞节一大早看到崭新的漂亮洋娃娃似的。
因此，柯太太过世，那位我初次谋面的侄女开除我之后，我就收拾仅有的一点物品和银盒子离开了。我没有参加柯太太的葬礼，报上说只限家人参加，我并未受邀。何况，我也没有任何恰当的服装。
我把偷来的东西出售所得，还剩下几块钱，所以我付了一星期租金，租下一间非常差劲的房间。
天气严寒，我住的三楼根本吹不到暖气。房间里满地都是掉落的灰泥、扭曲变形的地板，以及活蹦乱跳的蟑螂。我把所有能穿的衣物全都穿上了，另外还披了一条邋遢的毯子和褪色的被单，等着温度升高。突然，柯太太的侄女穿着毛皮大衣、帽子，和闪亮的长统马靴，一阵风似地冲进来。她气得满脸通红，说她花了一笔钱请私家侦探查出我的下落，要我立刻归还偷走的传家之宝。
她突如其来的这番话，令我张口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不停地吼道，如果我马上把盒子还给她，她可以不控告我。等到我终于回过神来可以说话时，我告诉她：盒子是我的，是柯太太要我留下来的。她问我有什么证据或证人，我告诉她，别人给我礼物，我就道谢收下了，没有特别去找任何证人或证据；再说，既然是我的盒子，我就不可能拱手让人。
那个侄女站在那儿，用力喘着气，就像有些人借着运动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样。
“等着瞧吧！”她咆哮一声，然后就离开了。
房里越来越冷，我的牙齿格格作响。
没有多久，我听到沉重的脚步声爬上楼梯，猜想一定是她叫警察来找我了。
我满怀惊恐，像被猫儿紧追不舍的老鼠似的，绕着房里不停地打转。后来我想：如果警察在我房里找不到盒子，我或许还有时间思考应对的步骤。于是我一把抓起五斗柜顶格的银盒子，匆匆跑向后面走廊。我用力拉开后门，打算下了后面楼梯，再找个地方把盒子藏起来——例如树丛中或垃圾桶里。
后面楼梯很滑，而且相当陡峭，薄薄的木板上覆满了冰雪。
我往楼下爬的时候，不小心右脚一滑，幸好旁边的栏杆救了我。我一手抓住栏杆，一手抓住盒子，继续小心翼翼地往下走。
走到一半，我听到有人尖叫我的名字，回头看看，只见一个高头大马的男人，连跑带跳地从楼上追下来。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愤怒的表情。很快的，他就追到我背后，伸手过来抢盒子。
我用力把身子一扭，摆脱他的手掌。他诅咒一声，或许我就顺手推了他一下，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有把握。
总之，他脚下一滑，一路往楼下摔去，最后一动不动地摆平在地上。他的头靠在最后一格台阶，仿佛枕着枕头似的，整个身体像“大”字一样。
接着，银盒子就像紧追主人不舍的宠物一样，从我手中掉下去，乒乒乓乓地掉到楼梯下，落在那个男人的左耳边。
我的脑子晕沉沉的，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一会儿，我开始放声大叫。
那栋房子、隔壁人家，以及巷子对面的住户，纷纷打开门窗，看看发生了什么大事，随即有人往后院跑来。死去警员的伙伴——他也是警察，想必可以这么叫他——命令大伙儿站到一旁。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警察，他们把尸体抬上车，并且开车送我到警察局，把我锁起来。
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那个被指派给我的年轻律师。我说不出确切的原因，只觉得跟他在一起很不自在。他姓史，当然有姓有名，不过他没把名字告诉我，只要我像他朋友一样叫他小史。
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总是一再保证，要我放心，其实他早就应该知道没什么值得笑的事，也没什么事可以放心，偏偏他还一直给我错误的希望。
我惟一能想到的事，就是庆幸妈妈、爸爸和魏先生都过世了，我所蒙受的羞辱不至于波及他们。
“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律师从头到尾都这么对我说。等到我被判拒捕、杀人及窃盗罪时，他又表示愤怒不堪——我到底有没有犯窃盗罪，真是最大的疑问。我根本没有犯这两项罪——至少在这个案子中——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相信我。
那个律师的态度，就像被判刑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这真是枉顾正义，简直就像十八世纪时把孩童吊死一样残酷。
其实，这也未免夸大其词了，没有人被吊死，案子也不牵连到任何孩童。那个警员死了，我确实与本案有关。也许我推了他一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真的无意伤害他，只是一时吓坏了。
无论如何，他的确死了。至于窃盗方面，我固然未曾偷那个盒子，但是偷过其他东西却不只一次。
后来，奇迹竟然发生了。这辈子，我一直梦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能够舒舒服服地待在里面。这时候，居然美梦成真了。
房间并不大，但是我所需要的东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冷、热水两用的洗手台。墙壁刚油漆过不久，他们还让我自己挑选椅子——有印花棉布套子的安乐椅，或是现代化的丹麦摇椅——以及床单颜色。窗外是一片美丽的草地，四周种满灌木。舍监说我可以自己到暖房选几棵盆栽，放到房里。次日，我选了一盆白色的大岩桐和几盆赤褐色的菊花。
对于窗口的栏杆，我毫不介意。如今，不是有很多高级大厦也装了防盗窗吗？
至于饮食方面——我真不敢相信世上有如此的美味！
其他狱友都非常友善，大多数都曾经度过多彩多姿的生活。
有些女士偶尔会用只有在墙上或公车椅背上才看得到的字眼，但是一旦受到责骂，她们也会道歉。有时候，有些人会彼此生气，免不了拉拉扯扯或揪对方的头发，但是从来不会太过严重。有一个合唱团——我不会唱歌，但是很喜欢音乐——每周二早上会在教堂演唱，星期三晚上则是电影之夜，免费入场，而且爱坐什么位置就坐什么位置。
每个人都有一份特别的工作，我负责医院事务。医生和护士都对我赞美有加，医生说我应该担任专职护理，因为我给病人带来信心，帮助他们提早康复，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不过我确实有多年照顾病人的经验，也乐于帮助身体有病痛的人。
我心里好快乐，有时夜里几乎无法入睡，于是起床开灯，欣赏家具和墙壁。我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地方给我住。我会回想当天的晚餐——第二次到沙拉吧台去拿芦笋柠檬沙拉的愉快心情——并且忍不住和过去溜到超市偷吃过熟的水果或生菜果腹的情景做个比较。
有一天，律师又来了，蹦蹦跳跳地告诉我，我的上诉得到支持（反正不论是什么名词），我已经重获自由，随时都可以离开。
他叫舍监稍后再把我的随身用品送来，然后拉着我到电视摄影机及报社记者们等待的地方。
录影机一开始运转，摄影记者一瞄准焦点，律师就用力在我脸上吻一下，还给我戴了一朵花。他发表了一段演说，说明某次重大的审判不公，在他的大力奔走下，使正义获得伸张。他努力找出证人，证明柯太太确实把盒子送给我——她曾经告诉过园丁及清洁妇，他们怕惹上麻烦，本来不想作证，但是他说服他们基于公理和人道，勇敢地出来作证。
律师也查过死去警员的个人记录，发现心理医生诊断他“精神方面不适合担任警员”，并且警告过警长，如果不解除他的职务，他本人或者相关的人必定会发生不幸。
律师对着镜头说话时，一直牢牢抓着我，仿佛我是三岁小孩，随时可能跑走。我就乖乖站在那儿，盯着记者们。等他说完之后，记者都恭维他，说他像他爷爷和伯伯一样，一定会当上州长，而且年纪比他们更轻。
这时，律师对镜头作出一个非常愉快的笑脸，挥手向他们道别，并且把我推上他的车。
我吓坏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好地方，现在却要挥手道别。我又要回到可怕的梦魇。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填饱肚子，每天又得靠偷东西才能过日子。
摄影机和记者都跟在我们后面。
一位摄影记者要求我把车窗放下，我无意中听到人群中两个人的对话。我的耳朵很尖，爸爸以前常说我可以听到三州外的打雷声。在四周一片恭喜及聊天声中，我听到有一个人说：“你不觉得这样实在太过分了吗？咱们的小史现在又拼命设法表现他是老年人心目中的第一把交椅。他已经用尽各种不道德的手段，拉拢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拿这个案子来说，他一开始就让园丁和清洁妇作证，也应该尽快查出那名警员的背景，这个案子根本就不该成立，更谈不到判刑。果真如此，小史就出不了锋头，所以他不得不用他自己那一套邪门、引人注目的方式。”他每说完一句，另外一个人就猛点头道：“说得一点都不错。 ”
后来我们的车子开走了，我不敢再回头看，因为离开这个地方实在太令我心碎了。
律师带我到他办公室，说他希望我不介意在接下来的几天做些有趣的事，他替我安排了一些公开露面的机会，第二天早上，我就要上电视接受访问，我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他会坐在我身边协助我，就像过去帮助我度过难关一样。我只需要在电视上表明，我的自由完全是他争取来的。
我大概满脸讶异不解的表情，所以他又赶快解释；虽然我过去不曾付给他分文律师费，但现在总算可以报答他了——不是用金钱来感恩，而是让社会大众知道，他是被压迫者的斗士。
我告诉他，据我所知，法院对于没有能力自己聘请律师的被告，都会免费提供律师。他说话是没错，但重点是，我只要把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昭告大众，就算是回报他了，他又说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讨论我们下次上电视所要发表的内容，他要教我如何应对，不过此刻他要先到合伙人的办公室，请他接听所有电话，并且代他处理今天的其他约会。
他走出去把门关上之后，我想了一会儿，他说得对，是他给我自由的，一切错误全都在于他——这个自作聪明的讨厌鬼。谁要他多管闲事，把我从美丽的房间抓出来，剥夺了我最爱的工作和美味的食物。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品尝到鄙夷一个人的滋味。
我恨他。
在此之前，当我被控杀人罪时，有很多人质疑我并非蓄意杀人。
这一回，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
我无心伤害那名警员，但却有意伤害这个律师。
我拿起他书桌上的拆信刀，用手指摸摸刀锋，体会一下那种锐利的感觉。然后，我站在门后静静等待，他一走进门，我就使出全身力气刺过去，一刀，一刀，又一刀。
现在，我又回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一个栖身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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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是妈妈，但是爸爸却先一步撒手人寰——住在镇上实在不适合他。那时，两个哥哥都成家了，妈妈和我就住到后面的房间，面对一条又脏又小的巷子。哥哥偶尔来探望我们，不论老婆怎么唠叨，他们总会给我和妈妈最起码的生活费。
我尽力让妈妈过得舒适，满足她的需求，因为我真心真意地爱她，不过，基于另外一个理由，我也非得努力让她长寿不可——只要她活着，我就不愁没有栖身之处。万一妈妈过世，我真不知该如何自处。我没有高中文凭，也没有出外工作的经验，一旦妈妈与世长辞，两个嫂嫂绝对不会收留我，也不会让哥哥养活我。
终于有一天，妈妈带着感谢的笑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不用说，两位嫂嫂洛琳和黛玛坚决反对我再和她们住在一起，我从此形单影孤，那种担心不知何处可以容身的感觉，也就一辈子盘旋在我心头。
魏先生——一个比我年长二十四岁的鳏夫——向我求婚时，我郑重其事地念了结婚誓词，决心好好珍惜他。但是我们住的那栋房子真是叫人伤透了脑筋，墙壁比用煤涂过还要肮脏，为了能让厨房水管畅通，我必须经常踢水槽下的水管，因此左脚老是疼痛不堪。
后来，魏先生病了，不得不关闭独自经营的修理皮鞋店。他有一笔为数不多的存款和几张二十五元的政府公债券，还买了一些残障保险。
我尽心尽力地让他舒服、快乐，虽然我一个人洗涤衣物很辛苦，但是每三天一定会给他换干净的床单和睡衣。我想，就是由于我坚定的意志力，所以魏先生住的那间黑黝黝的房间竟然绽放了一朵秋海棠。我甚至通告他的两个女儿，告诉她们应该给老爸寄问候卡，她们也真的寄过一、两回。偶尔有一点点多余的钱，我会买些卡片，伪造没人认得出的签名，寄给魏先生，让他以为是老顾客念念不忘，向他问安。
可想而知，魏先生一死，他的女儿立刻把他仅有的一点财物瓜分得一干二净。我并没有向她们出口抱怨——我向来不喜欢与人性作对。
魏先生死后，我尝尽了人间的凄苦，最痛苦的就是找不到栖身之处——填饱肚子通常不成问题，垃圾都收走了，我也可以到超级市场，趁着假装挑选水果，把一些熟过了头，早该丢掉，或者还不够熟，根本不该拿出来贩售的水果塞到口中。我吃得不多，只要肚子不饿就行了，因此，果腹从来不成问题。
惟一能找到的看护工作，除了勉强能让我支付食宿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余额。虽然我会看护病人，但是我并非有照护士，所以请我工作的人就借机剥削，说我不该奢求太多酬劳。他们只是找个人陪陪老人家，我不需要负任何实际责任，因此他们供给我食宿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这些安排都是权宜之计，大多数时候，我连放随身衣物的地方都没有，有时候，我睡在病房外的简便卧床，有时睡在病房里拼凑起来的铺位。
我关爱每一位病患，就像当初关爱妈妈和魏先生一样。我不希望他们离开人世，并且尽可能让他们知道我关心他们的身体——一切是为了他们，一则也是为了我自己。只要他们健在，我就不需要另觅栖身之处。
好了，我现在已经把辩方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我要说说检方的意见。
我偷了东西。
我实在不愿意承认，但我的确做了贼。
我不喜欢当扒手，我不要任何属于别人的东西，但是有一次，我实在不得不窃取一些东西——我的鞋子已经裂得不像话，我还需要一些袜子、内衣，我向一些病患的亲友索取少许酬劳买这些必需品时，他们都表现得仿佛我在勒索似的，并且提醒我，我并非合格护士，如果他们发现我冒充合格护士，我就有麻烦了。总之，他们只能提供我食宿，其他任何事都不必谈。
于是，我只好开始自行取用一些并不属于我的东西——一些塞在抽屉后面、存放在高高架子上盒子里，已经多年不用，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再使用的小东西。我最大的收获是来自毕太太家的阁楼，那儿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放着二○到九○年代的衣服及各种小玩意——制服、羽毛扇、西班牙披肩、串珠提袋……我每次偷拿两、三样，通常卖给一家叫“外路嘻皮服饰”的店。
我尽可能把所出售赃物的确实价格记录下来，虽然没有能力偿还现金，但总是尽可能用其他方式补偿。例如我假使偷了毕太太的一条毛围巾，就会找机会回她家，把清洁妇拖延很久的工作完成，譬如替楼上的走廊打蜡、擦亮铁制柴架等等。
尽管如此，我仍旧继续偷窃——不过并不是在我逗留过的所有地方，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
但是天地良心，我根本没有偷那个银盒子。
关于那个盒子，我绝对是清白的。因此，那个警员走过来硬抢我手里的盒子时，我就站到一旁，或许也真的推了他一下，让他送了命。不论柯太太的侄女怎么说，那个盒子都是我的，他没有权力那样对我。
就算有五万个侄女来搅和，盒子也一样是我的。
总之，那名警员死了，我虽然无意置他于死地，但是也不期望他有多好。后来我又想：不错，我确实没偷柯太太的盒子，但是却偷过其他东西，就像有一句古语说的：“善恶到头终有报”。
看来，是上帝要我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
虽然我的分析能力向来不佳，但是这件事我至少应该能够再想清楚一点。
柯太太是我服务过的最善于感恩的人，她瘫痪在床，几乎无法动弹。我猜想值日班的合格护士绝对不会把替柯太太按摩当做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晚上都会替她按摩，她觉得非常高兴。我替她做的每一件小事——即使只是替她拍拍枕头、在她耳后抹两滴香水、把床罩拉平——她都一一向我道谢。
我也会想办法逗她开心，譬如假装会算命，拉起柯太太的手，告诉她这一天会过得非常愉快，但是必须留意一个英俊的金发陌生人——或者其他类似的傻话——让她乐得哈哈大笑。她夜里睡得并不安稳，所以很高兴跟我聊她的童年以及死去的丈夫。
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她死前两天告诉我，她很希望能为我尽点力，但是她残废之后已经签字把所有财产都给了侄女。不过，柯太太还是希望我收下她的银盒子。我向她道谢，我很高兴她喜欢我，愿意把盒子送给我。其实我没有什么真正用得着盒子的地方，盒子本来非常适于装小饰物，可是我连一样饰物都没有。这个盒子似乎是柯太太最心爱的东西，她总是放在病床边的茶几上，只要一看到，眼神就会闪闪发亮，仿佛小女孩在圣诞节一大早看到崭新的漂亮洋娃娃似的。
因此，柯太太过世，那位我初次谋面的侄女开除我之后，我就收拾仅有的一点物品和银盒子离开了。我没有参加柯太太的葬礼，报上说只限家人参加，我并未受邀。何况，我也没有任何恰当的服装。
我把偷来的东西出售所得，还剩下几块钱，所以我付了一星期租金，租下一间非常差劲的房间。
天气严寒，我住的三楼根本吹不到暖气。房间里满地都是掉落的灰泥、扭曲变形的地板，以及活蹦乱跳的蟑螂。我把所有能穿的衣物全都穿上了，另外还披了一条邋遢的毯子和褪色的被单，等着温度升高。突然，柯太太的侄女穿着毛皮大衣、帽子，和闪亮的长统马靴，一阵风似地冲进来。她气得满脸通红，说她花了一笔钱请私家侦探查出我的下落，要我立刻归还偷走的传家之宝。
她突如其来的这番话，令我张口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不停地吼道，如果我马上把盒子还给她，她可以不控告我。等到我终于回过神来可以说话时，我告诉她：盒子是我的，是柯太太要我留下来的。她问我有什么证据或证人，我告诉她，别人给我礼物，我就道谢收下了，没有特别去找任何证人或证据；再说，既然是我的盒子，我就不可能拱手让人。
那个侄女站在那儿，用力喘着气，就像有些人借着运动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样。
“等着瞧吧！”她咆哮一声，然后就离开了。
房里越来越冷，我的牙齿格格作响。
没有多久，我听到沉重的脚步声爬上楼梯，猜想一定是她叫警察来找我了。
我满怀惊恐，像被猫儿紧追不舍的老鼠似的，绕着房里不停地打转。后来我想：如果警察在我房里找不到盒子，我或许还有时间思考应对的步骤。于是我一把抓起五斗柜顶格的银盒子，匆匆跑向后面走廊。我用力拉开后门，打算下了后面楼梯，再找个地方把盒子藏起来——例如树丛中或垃圾桶里。
后面楼梯很滑，而且相当陡峭，薄薄的木板上覆满了冰雪。
我往楼下爬的时候，不小心右脚一滑，幸好旁边的栏杆救了我。我一手抓住栏杆，一手抓住盒子，继续小心翼翼地往下走。
走到一半，我听到有人尖叫我的名字，回头看看，只见一个高头大马的男人，连跑带跳地从楼上追下来。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愤怒的表情。很快的，他就追到我背后，伸手过来抢盒子。
我用力把身子一扭，摆脱他的手掌。他诅咒一声，或许我就顺手推了他一下，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有把握。
总之，他脚下一滑，一路往楼下摔去，最后一动不动地摆平在地上。他的头靠在最后一格台阶，仿佛枕着枕头似的，整个身体像“大”字一样。
接着，银盒子就像紧追主人不舍的宠物一样，从我手中掉下去，乒乒乓乓地掉到楼梯下，落在那个男人的左耳边。
我的脑子晕沉沉的，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一会儿，我开始放声大叫。
那栋房子、隔壁人家，以及巷子对面的住户，纷纷打开门窗，看看发生了什么大事，随即有人往后院跑来。死去警员的伙伴——他也是警察，想必可以这么叫他——命令大伙儿站到一旁。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警察，他们把尸体抬上车，并且开车送我到警察局，把我锁起来。
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那个被指派给我的年轻律师。我说不出确切的原因，只觉得跟他在一起很不自在。他姓史，当然有姓有名，不过他没把名字告诉我，只要我像他朋友一样叫他小史。
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总是一再保证，要我放心，其实他早就应该知道没什么值得笑的事，也没什么事可以放心，偏偏他还一直给我错误的希望。
我惟一能想到的事，就是庆幸妈妈、爸爸和魏先生都过世了，我所蒙受的羞辱不至于波及他们。
“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律师从头到尾都这么对我说。等到我被判拒捕、杀人及窃盗罪时，他又表示愤怒不堪——我到底有没有犯窃盗罪，真是最大的疑问。我根本没有犯这两项罪——至少在这个案子中——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相信我。
那个律师的态度，就像被判刑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这真是枉顾正义，简直就像十八世纪时把孩童吊死一样残酷。
其实，这也未免夸大其词了，没有人被吊死，案子也不牵连到任何孩童。那个警员死了，我确实与本案有关。也许我推了他一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真的无意伤害他，只是一时吓坏了。
无论如何，他的确死了。至于窃盗方面，我固然未曾偷那个盒子，但是偷过其他东西却不只一次。
后来，奇迹竟然发生了。这辈子，我一直梦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能够舒舒服服地待在里面。这时候，居然美梦成真了。
房间并不大，但是我所需要的东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冷、热水两用的洗手台。墙壁刚油漆过不久，他们还让我自己挑选椅子——有印花棉布套子的安乐椅，或是现代化的丹麦摇椅——以及床单颜色。窗外是一片美丽的草地，四周种满灌木。舍监说我可以自己到暖房选几棵盆栽，放到房里。次日，我选了一盆白色的大岩桐和几盆赤褐色的菊花。
对于窗口的栏杆，我毫不介意。如今，不是有很多高级大厦也装了防盗窗吗？
至于饮食方面——我真不敢相信世上有如此的美味！
其他狱友都非常友善，大多数都曾经度过多彩多姿的生活。
有些女士偶尔会用只有在墙上或公车椅背上才看得到的字眼，但是一旦受到责骂，她们也会道歉。有时候，有些人会彼此生气，免不了拉拉扯扯或揪对方的头发，但是从来不会太过严重。有一个合唱团——我不会唱歌，但是很喜欢音乐——每周二早上会在教堂演唱，星期三晚上则是电影之夜，免费入场，而且爱坐什么位置就坐什么位置。
每个人都有一份特别的工作，我负责医院事务。医生和护士都对我赞美有加，医生说我应该担任专职护理，因为我给病人带来信心，帮助他们提早康复，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不过我确实有多年照顾病人的经验，也乐于帮助身体有病痛的人。
我心里好快乐，有时夜里几乎无法入睡，于是起床开灯，欣赏家具和墙壁。我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地方给我住。我会回想当天的晚餐——第二次到沙拉吧台去拿芦笋柠檬沙拉的愉快心情——并且忍不住和过去溜到超市偷吃过熟的水果或生菜果腹的情景做个比较。
有一天，律师又来了，蹦蹦跳跳地告诉我，我的上诉得到支持（反正不论是什么名词），我已经重获自由，随时都可以离开。
他叫舍监稍后再把我的随身用品送来，然后拉着我到电视摄影机及报社记者们等待的地方。
录影机一开始运转，摄影记者一瞄准焦点，律师就用力在我脸上吻一下，还给我戴了一朵花。他发表了一段演说，说明某次重大的审判不公，在他的大力奔走下，使正义获得伸张。他努力找出证人，证明柯太太确实把盒子送给我——她曾经告诉过园丁及清洁妇，他们怕惹上麻烦，本来不想作证，但是他说服他们基于公理和人道，勇敢地出来作证。
律师也查过死去警员的个人记录，发现心理医生诊断他“精神方面不适合担任警员”，并且警告过警长，如果不解除他的职务，他本人或者相关的人必定会发生不幸。
律师对着镜头说话时，一直牢牢抓着我，仿佛我是三岁小孩，随时可能跑走。我就乖乖站在那儿，盯着记者们。等他说完之后，记者都恭维他，说他像他爷爷和伯伯一样，一定会当上州长，而且年纪比他们更轻。
这时，律师对镜头作出一个非常愉快的笑脸，挥手向他们道别，并且把我推上他的车。
我吓坏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好地方，现在却要挥手道别。我又要回到可怕的梦魇。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填饱肚子，每天又得靠偷东西才能过日子。
摄影机和记者都跟在我们后面。
一位摄影记者要求我把车窗放下，我无意中听到人群中两个人的对话。我的耳朵很尖，爸爸以前常说我可以听到三州外的打雷声。在四周一片恭喜及聊天声中，我听到有一个人说：“你不觉得这样实在太过分了吗？咱们的小史现在又拼命设法表现他是老年人心目中的第一把交椅。他已经用尽各种不道德的手段，拉拢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拿这个案子来说，他一开始就让园丁和清洁妇作证，也应该尽快查出那名警员的背景，这个案子根本就不该成立，更谈不到判刑。果真如此，小史就出不了锋头，所以他不得不用他自己那一套邪门、引人注目的方式。”他每说完一句，另外一个人就猛点头道：“说得一点都不错。 ”
后来我们的车子开走了，我不敢再回头看，因为离开这个地方实在太令我心碎了。
律师带我到他办公室，说他希望我不介意在接下来的几天做些有趣的事，他替我安排了一些公开露面的机会，第二天早上，我就要上电视接受访问，我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他会坐在我身边协助我，就像过去帮助我度过难关一样。我只需要在电视上表明，我的自由完全是他争取来的。
我大概满脸讶异不解的表情，所以他又赶快解释；虽然我过去不曾付给他分文律师费，但现在总算可以报答他了——不是用金钱来感恩，而是让社会大众知道，他是被压迫者的斗士。
我告诉他，据我所知，法院对于没有能力自己聘请律师的被告，都会免费提供律师。他说话是没错，但重点是，我只要把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昭告大众，就算是回报他了，他又说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讨论我们下次上电视所要发表的内容，他要教我如何应对，不过此刻他要先到合伙人的办公室，请他接听所有电话，并且代他处理今天的其他约会。
他走出去把门关上之后，我想了一会儿，他说得对，是他给我自由的，一切错误全都在于他——这个自作聪明的讨厌鬼。谁要他多管闲事，把我从美丽的房间抓出来，剥夺了我最爱的工作和美味的食物。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品尝到鄙夷一个人的滋味。
我恨他。
在此之前，当我被控杀人罪时，有很多人质疑我并非蓄意杀人。
这一回，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
我无心伤害那名警员，但却有意伤害这个律师。
我拿起他书桌上的拆信刀，用手指摸摸刀锋，体会一下那种锐利的感觉。然后，我站在门后静静等待，他一走进门，我就使出全身力气刺过去，一刀，一刀，又一刀。
现在，我又回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一个栖身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