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从伦敦西区驱车18英里到达希思罗机场时，罗马飞来的泛美航空公司747客机已临机场上空，正盘旋着对准IOR－28L跑道着陆。就在这架飞机上，原本还应载有玛乔莉。卡瓦拉、那对丹麦夫妇与他们的孩子，以及那位日本计算机推销员这几个乘客。
从浓到快形成雨的低低笼罩的雾气中，透出薄薄的阳光来。亨特扶在方向盘上的一双大手隐隐作疼，天气阴潮时它们老是这样。在他16岁时，一次煤矿坍塌曾使这双手多处骨折。20年来，他已习惯了那种从手腕直延伸到指尖的刺疼。在这个雾气缭绕的下午，他驱车驶入希思罗机场，对手上的疼痛毫不在意，就如一个眼睛近视的人不在意他的眼镜镜片一样。
希思罗机场原是二次大战末期修建的皇家空军轰炸机基地。由于修建得太晚，就在建成正要投入使用时，战争便结束了。以后也不再需要它的军事用途，于是它就变成了大不列颠主要的民用机场。如今，希思罗机场占地3000英亩，每年要穷于应付几乎达30万架次飞机的起降、1900万旅客和50多万吨货物的运输。这是个不断扩大的综合建筑群，有跑道、车道、机库、候机楼、仓库、多层停车库、维修车间和其它建筑物。机场工作人员逾5万，分属于50个航空公司和17个不同的工会组织。
工作人员中包括350名英国的机场保安人员。他们要负责处理交通事务，提防恐怖分子，平均每年要对付500名来机场闹事的精神病人，同时，还得徒劳地去竭力堵截转运货物中价值1200万至2000万美元的赃物。
泛美航空公司那架飞机伦敦的747客机在罗马出事后，英国这边的有关事宜主要由苏格兰场的“C”部负责处理。这很好，在与欧洲警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亨特发现苏格兰场特别分部的人最易合作。
西蒙。亨特是个“雷子”。诚然，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反恐怖工作组”在派他来与欧洲各保安部门合作之前，已给了他一个更为吸引人的头衔：特别联络调查员，但归根结底他仍是一个“雷子”。
调查是他的拿手，所以总能干得漂漂亮亮。过去他是陆军情报部的调查官，主要在欧洲工作。此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情报工作，但亨特对间谍那行却绝无兴趣。他擅长的是解“谜”。只要碰到难解之谜，他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呕心沥血，穷根究底，甚至于梦魂萦绕，直到把谜解开为止。他不干这工作已几乎有两年了，如今却又重操旧业。
他体格健壮，一头蓬乱的褐发；颧骨粗大的脸上，深嵌着一对沉稳而警惕的黑眼睛。脸颊深刻的皱纹在两年前还不曾有。那时，他们得知贝思得了白血病，便将他提升为少校，然后他便退役了。他用了整整一年“假期”陪她四处旅行，双方都再也瞒不下去时，她住进了伦敦的一家医院。享特在医院里陪了她两个月，之后他便孓然一身过活，直到查乌兹将他推上这个工作岗位。
查乌兹是亨特在陆军情报部工作时的顶头上司。他在向国务院推荐亨特时说：“我不能说他是个天才，他也许连高明都算不上。去它的，我实在弄不懂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调查官。什么都瞒不过他。如果有了线索，他会比大多数人追得更深。他工作踏实、执拗，技术谙练，是把好手。”
有一点查乌兹没提，因为他也不清楚：在几乎一年半的时间里，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去，这种心灵上的折磨对亨特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影响？
亨特将车驶离要道，绕过2号候机楼，往机场南部驶去。他在货运大楼对面一条下好处于IOR—28L跑道北边的车道顶端停好车，钻了出来。这时，从罗马飞来的泛美航空公司747客机尖啸着从头顶掠过，平稳地着陆了。他倚靠着车身，注视着巨型喷气飞机沉重地滑行。
飞机在跑道的另一端停住，转过机头，开始向3号候机楼滑去。一队全副武装的机场警卫和苏格兰场特别分部的人守在那儿，防备有人再在这里对飞机进行破坏。但一切平安无事，5分钟后，这架747客机开始吐出旅客和行李。
飞机上连机组人员带旅客共有322人。亨特不禁在脑中想象这些人被暗算后，抛尸在意大利方圆数英里土地上的情景。
他等着自己“怒从心上起”，但却没有。心到了，感情却上不来。一连14个月眼看着亲人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必须要故意使自己的感情麻木才行。因此，难得动感情已成了习惯。
亨特不自觉地从夹克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那3枚拜占庭古币，在作疼的手掌中倒来倒去。这几枚钱币是他在贝思对卜卦感兴趣之后买的。他对卜卦这种事迷信的一面是不信的，但却很欣赏中国古人提出的行为准则中那微妙的常识性含义。
他将钱币抛到右手掌上，见都是正面朝上。900年的岁月已几乎将它们磨平了，但3枚钱币上耶稣头像上的光环却仍清晰可辨。他盯着钱币看了一会儿，但这对他也无济于事。于是他把钱币揣回兜里，钻进汽车，在迷宫一样的曲径中，轻车熟路地穿行着向机场的另一端驶去。
他在位于希思罗机场北面的造型别致的警察局楼房旁边将车停下。就在他往大门走去时，又有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里钻出来的人粗壮结实，中等个头，面容粗犷而眼神懒散。这是苏格兰场特别分部的警长伊沃。克拉尔。他向亨特说：“你好，西蒙，连你也惊动了，够快的啊。”
亨特点点头。“让你负责这架从罗马来的飞机？”
“我是自作自受。那个死女孩的行李包一出来就会被送到这儿来。要是里面没什么东西，恐怕我们这边就算是抽了空签了。”
“没人来接她吗？”
“鬼影儿都没一个。我手下有两人还在盘问那些旅客，但似乎没人认识她。我想你已经看过旅客名单了吧？我以为，里面的伊朗政府官员似乎是这次爆炸最可能的目标，你的意思呢？”
亨特耸耸肩。“也有可能是针对航空公司本身，或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血腥警告。等什么组织站出来声明他们干这事的目的时，一切都会清楚的。”
“有这种事，”克拉尔承认道。“但我和你打赌，这次不会有什么声明。不管他们有何意图，这次是弄砸锅了。幸好只死了5个人，而不是327人。”
“罗马那边有什么新消息吗？”亨特问道。
克拉尔摇摇头。“我得知的最新消息就是，他们仍在试图寻找她可能在那儿接触过的人。听说你们的人要与她的父母联系。我看从他们那儿也捞不到什么线索。”
“一小时前打了个电话。眼下可能有人已将此事向他们说穿了。”
克拉尔轻轻作了个鬼脸。“幸好这次不是我。我干过好多次那种事，干够了。但我仍认为这是警察工作中最棘手的活儿。”
一辆机场保安队的车开过来，上面下来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提一只磨损了的皮箱。“这就是那姑娘的行李，先生。我一认出标签上的号码就从货运员手上抢过来了。”
“干得好。”克拉尔接过箱子，同亨特一起进到楼里。他问值班警官是否有电话找过他，警官说没有。于是他领亨特经过一小段走廊进入一间板壁涂成奶油色的办公室。两人都没有坐下。亨特背靠墙站着，双手插在衣兜里，漠然地注视着克拉尔将玛乔莉。卡瓦拉的皮箱放到办公桌上并将它打开。
警长开始小心翼翼地将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件地往外拿。里面大多是那姑娘的衣服，另外有几本欧洲指南，数家罗马博物馆的纪念画册，几张罗马明信片，空白的明信片。克拉尔飞快地翻着书页，但一无所获。然后，他发现一张镶在崭新皮革框中的小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丰满的少女和一对中年男女。三人都身着盛装对着镜头微笑。克拉尔将照片从框中取出，翻过来看背面。只见后面用秀丽的小字写着：“妈咪、我、爸爸——毕业留念，1973年”。
“这似乎就是玛乔莉卡瓦拉和她的父母了。”克拉尔平静地说。
亨特点点头，松开摩娑着钱币的手指，从兜里拿出手，取过来照片。他默默地看着它：母亲的脸，女儿的脸和父亲的脸都在对他微笑，快乐而骄傲地笑。
一股怒火突如其来地袭上心头。他继续拿着照片，凝视着3张微笑的面孔。“你在给罗马方面放大这张照片时，”他静静地说，“也给我留一张。”
克拉尔懒懒的眼光溜向他。
“碰巧了你还得自己带去罗马呢，没想过吗？”
“看情况吧。得看那边情况怎样了。”
“我以为这些日子你该为这事涉及的外交方面的大事忙活了。协调啦，建议啦，预防啦……”警长的语气中有一种揶揄的味道。“这下又当上侦探了，嗯？”
他没有将话说完。除了希恩罗机场外，迄今为止亨特还对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尔机场，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鲁普机场，日内瓦的克万特兰机场，巴黎的奥利机场，汉堡的福尔斯布托机场，尼斯的科特达祖尔机场，布鲁塞尔一扎旺特姆机场和奥斯陆的福内布机场新采用的安全措施进行了检查。在这种时候，那些人都尽力而为，表现极佳；而亨特却开始觉得他将太多的时间花费在为小事四处奔走上面了。
他的调查目的原是为了提出和改进反恐怖活动的联防措施。但问题是，他对一般性的防范计划都不太相信。他认为，阻止犯罪（无论是政治上的犯罪还是别的犯罪）的最佳方法是：抓住犯罪事实，挖出罪犯并将其消灭，使之不能再去犯罪。
他将照片还回去。“我很想要一张复制照片，伊沃。”
亨特语调平稳，面无异色，但那双深凹的黑眼睛中的神情却使克拉尔警长咽回了他没说完的话。克拉尔将照片放支书桌一侧，从玛乔莉。卡瓦拉的皮箱里取出一本螺纹扣的笔记本。他一打开笔记本，睡相马上就少了许多。“啊，……在这儿了……”
在第一页的顶部用红墨水钢笔写着：“在罗马要见的人——”，字迹与照片背面的一样。下面是三个原来写就的名字，二男一女的名字，附有他们在罗马的地址，其中有两人还有电话号码。
“是她认识的人或是给她介绍的人，”克拉尔咕哝着。“这一下罗马那边有事情干了。”他翻过去，下一页也用红笔写着“巴黎要见的人”，下面是两个带地址的姓名。“越来越不错。……”克拉尔将第三页翻过去。
接下来的三页中共有八个带罗马地址的姓名，这三页用的是蓝色圆珠笔，但字迹与前三页一样。
克拉尔瞥了亨特一眼。“又是罗马的事。她在那儿一定和这些人见过面。”
“也有可能是跟她一样的旅客，”亨特说。“如今他们有可能在欧洲任何一处，也可能出了欧洲。”
克拉尔点点头。“如果出了欧洲，我们就请国际刑警组织出面查找。”
“如想找国际刑警组织帮忙，最好赶快跟他们联系。等这事正式表明是政治事件时就不好办了。”
限于其性质，国际刑警组织不能插手政治案件。国际刑警组织由144个成员国组成，目的是交流警方之间的情报。由于许多成员国在国际利益上相互对立，国际刑警组织就不能将自己卷入政治纠纷中去，以免因失去太多成员国而成为空架子。
克拉尔快速翻完余下的笔记本篇页，可再也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箱子里别的物件也无甚作用。他将别的东西都放回箱中，只留下了笔记本和照片。他把笔记本放到电话机旁边，却把照片递给了亨特。
“恐怕我要等手下人问完旅客的问题后才能回去。如果你要回伦敦，能否帮我将照片交给拉特雷警官？告诉他我答应给你一张那个姑娘的放大照片。”
“谢谢，”亨特接过照片。“我得先去一趟美国使馆，然后去斯劳恩广场的皇家宫廷饭店。”
“有了新情况我会通知你的。”克拉尔坐到办公桌后去，拿起电话，让总机为他接了三个地方。第一个电话打给伦敦特别分部他的警官，第二个打给罗马公共安全总局的迪哥。班底利少校，第三个电话打到了国际刑警组织设在苏格兰场刑事调查部的办公室。
国际刑警组织英国国家中心局就设在苏格兰场情报室的隔壁。情报室负责接听所有警务电话。接到克拉尔警长的电话后15分钟，伦敦中心局就通过与法国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相联的特别无线电网络用摩尔斯电码发出两则电报。
第一份电报发到总部的刑事犯罪记录部。电文以“XD……CARMO”开始，接下来就是克拉尔在玛乔莉。卡瓦拉笔记本中发现的名单。“XD”是国际刑警组织规定的分级符号，意思是“火急”。“CARMO”是密码，译出来就是“请电告你们掌握或能获得的有关此人的全部情况，特别是他（她）的犯罪记录、真实身份和犯罪活动情况。”
第二则电文列了同样的名单，并要求将有关这些人现在踪迹的情报都转来伦敦中心局。这则电文的前缀是“XD……IPCQ”，意即全体注意。这则电文由总部中心站转发至国际刑警组织七个大区的所有成员国。这七个大区为“中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东、北美、南美、非洲和亚太地区。
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中心站位于巴黎外面的郊区小镇圣克罗德，就在绿树成行的阿孟哥得街旁，紧靠一座塔门通往一片俯瞰塞纳河的昔坡。这是一幢现代化的混凝土加玻璃的建筑，形状恰似一只倒放的雪茄烟盒——算不上漂亮，但却如一部闪亮的高效率计算机一样耐看。
中心站的电讯房在顶层，里面整齐地排放着可供六人同时操作的电报机，电传机及其它设备。那天下午有四个人值班。其中一人收到伦敦发来的标着“XD”的电文后，便立即在工作记录本上注明确切的收报时间，然后马上将电文投入大楼里的空压管道传送系统。三分钟后，它就到了金。皮埃尔。加科警长的手中。加科是一位来自瑞士的警官，身材矮小结实。
总部有140名工作人员。加科跟大多数人一样，是被政府借给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的，工作期限为1年。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在二楼，从那儿能看见河对岸和远处巴黎的波拉格树林；埃菲尔铁塔细小的尖顶戳向迷朦的天空。加科伫立在窗边，审查着那两份电文。要不是他的眼睛总带有倦意，他那张脸原会显得很年轻。
电文中的要求是否犯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禁忌，他用不着去操心。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伦敦国家中心局是不会发来的。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二款简洁地阐明了其目的：“保证和促进各国刑警组织之间尽可能广泛的协作，但不得逾越各国现行法律的界限。”
第三款又说：“严禁本组织对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案件进行干涉或采取行动。”由于此款必须严格执行，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对民用航空界的不法行为——其中包括劫机和炸机——进行遏制。但是，既然贝尔。加拉已烧掉了那封声明其政治目的信件，国际刑警组织就可以将此事件假设为出于贪婪或疯狂的非政治案件来进行追查。
加科警长离开办公室，乘红色小电梯下到底楼，来到犯罪记录部。他拿出第一份电文，查询玛乔莉。卡瓦拉笔记本上那些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办事员开始在存有全世界150万罪犯姓名的档案卡片索引中找寻这些人，既按字母顺序，又按语音，这样就可以避免拼法上的错误。
加科将第二封要求查清这些人踪迹的电报送回了电讯间，嘱咐拍发出去。一名操作员只花了两分钟就将它同时转发给了54个用特别电讯网联接起来的国家中心局。然后，加科将电文拿到另一隔间，在这儿将其发到与国际刑警总部不这没有直接无线电联系的其它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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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格拉斯文罗广场。虽然天色还不太晚，但亨特在美国使馆中的临时办公室已显得昏暗不明。他打开磨砂玻璃吊灯，将又一张白色索引卡钉到一大张黄色糊墙纸板上去，这张纸板占了橡木墙壁四分之一的面积。
桌上的电话响了，他转过身，拿起话筒。是使馆的内线电话，主管安全工作的官员要和亨特讨论一下有关对今后保护华盛顿要员的措施进行改进的新想法。
“再说吧，杰克，”亨特告诉他。“我正好有事忙着。”他挂上电话，回到钉在墙上的卡片跟前。
在每张卡片上他都写了一个问题。第一张卡片上的问题是：“玛乔莉是否知道自己携有炸弹？”接下来的一些问题是：
“如果她知道，那么她是在何时何地被拉入恐怖组织的？”
“是哪个恐怖组织？”
“如果她不知道，恐怖组织又是怎样选中了她？为什么要选她？”
墙上另外还有36张卡片，每张上面都写有一个问题。就他迄今为止了解的那一点点情况而言，开局已经不错了。亨特觉得他就象一个技艺荒疏的运动员，正做着一些初级的恢复活动，准备通过一项严格的归队测验。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克拉尔警长。
“玛乔莉。卡瓦拉本子上那些人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都没有犯罪记录，”克拉尔告诉他。“到目前为止，所有国际刑警组织发去电文的国家都还没有关于这些人的消息报来。我在这儿见到了那姑娘的父母的两位朋友，他们知道好要来伦敦，但不清楚确切时间，别的就更是一无所知了。巴黎方面说，他们那儿那两位也是一样，不过是朋友的朋友，不了解什么情况。”
“尽说些你没搞到的东西，”亨特不耐烦地咆哮。“说你搞到的吧。”
“我刚接到一个从罗马直接打来的电话，关于一个叫赛利姆。拉莫克的人……他也是那姑娘本子上新记的人名中的一个。据那本子上另外的人说，玛乔莉。卡瓦拉在罗马最后一周中跟他住在一起。他们说那是个严肃文静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身材修长，约二十四、五岁。他在意大利持的是土耳其护照。但土耳其方面通知罗马说他们没有签发过这本护照。”
亨特咀嚼着这些话，狼似地笑了。“这人如今失踪了。”
“说着了，西蒙。机场爆炸事件发生后一小时之内他就离开了房间，不知去向了。虽然罗马方面布下了天罗地网，却仍找不到他的踪迹，他整个儿消失了。”
“就这些？”
“就这些。”
“罗马方面谁负责此案？”
“迪哥。班底利少校。”
“很好，我认识他。谢谢你，伊沃。”亨特放下电话，脑中浮现出一个20几岁俊小伙子的形象，这人皮肤黝黑，身材修长，自称为赛利姆。拉莫克，还持有土耳其护照。而在小伙子的背后却露出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不知名的幽灵，是他导演了赛利姆的行动。
亨特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他伸手去取电话，又踌躇地停住，看了看电话旁边的约见记录簿。明天他要同五家国际航空公司的安全官员开一个会。如果他取消这个会，便会有麻烦。这些航空公司正在要求美国政府的保护。由于这些公司都有挺大的政治势力，亨特不可能不因怠慢他们而受到惩罚。只要他如约去见他该见的人，一切按常规办理，即便最后见不到什么实效，也没有人会指责他。但是，如果他不顾及其工作的政治责任去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一旦所获成绩不足以弥补这种擅自行动的错误，他就会被解雇。
亨特不能冒这个险。他需要工作，为了自尊，也为了金钱。两年没工作，加上为贝思所花的巨额医疗费，他已负债累累。查乌兹将他推荐到国务院工作实在是他的运气。要是不识抬举而遭解雇，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遇了。1973年，美国政府所有的安全机构都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中央情报局已裁员600人，在短期内还要解雇更多的人员。麻醉毒品局的编制缩减得更厉害，都准备并入司法部新成立的药物管理局了。迄今已有40多名麻醉毒品局的便衣警察丢了饭碗。亨特能够想象被国务院除名后的情景：去当一名工业间谍，或在一家大公司的欧洲分部中捧一只保卫工作的饭碗。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知道，在并不严密的阿拉伯恐怖组织网络中，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每一帮都在为自己那份威望、名声和金钱而卖命。那帮没能炸掉波音747飞机的家伙输红了眼，一定会尽快策划另一桩更大的恐怖活动来挽回其脸面。假如亨特能发现并摧毁这个阴谋，那么他的擅自行动就可以因功而免于追究。
亨特拿起电话，告诉使馆秘书处临时派给他的秘书雷娜。邱莉将明天的会议往后延迟两个星期，然后再给他订一张下一班去罗马的飞机票。
恶谋从浓到快形成雨的低低笼罩的雾气中，透出薄薄的阳光来。亨特扶在方向盘上的一双大手隐隐作疼，天气阴潮时它们老是这样。在他16岁时，一次煤矿坍塌曾使这双手多处骨折。20年来，他已习惯了那种从手腕直延伸到指尖的刺疼。在这个雾气缭绕的下午，他驱车驶入希思罗机场，对手上的疼痛毫不在意，就如一个眼睛近视的人不在意他的眼镜镜片一样。
希思罗机场原是二次大战末期修建的皇家空军轰炸机基地。由于修建得太晚，就在建成正要投入使用时，战争便结束了。以后也不再需要它的军事用途，于是它就变成了大不列颠主要的民用机场。如今，希思罗机场占地3000英亩，每年要穷于应付几乎达30万架次飞机的起降、1900万旅客和50多万吨货物的运输。这是个不断扩大的综合建筑群，有跑道、车道、机库、候机楼、仓库、多层停车库、维修车间和其它建筑物。机场工作人员逾5万，分属于50个航空公司和17个不同的工会组织。
工作人员中包括350名英国的机场保安人员。他们要负责处理交通事务，提防恐怖分子，平均每年要对付500名来机场闹事的精神病人，同时，还得徒劳地去竭力堵截转运货物中价值1200万至2000万美元的赃物。
泛美航空公司那架飞机伦敦的747客机在罗马出事后，英国这边的有关事宜主要由苏格兰场的“C”部负责处理。这很好，在与欧洲警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亨特发现苏格兰场特别分部的人最易合作。
西蒙。亨特是个“雷子”。诚然，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反恐怖工作组”在派他来与欧洲各保安部门合作之前，已给了他一个更为吸引人的头衔：特别联络调查员，但归根结底他仍是一个“雷子”。
调查是他的拿手，所以总能干得漂漂亮亮。过去他是陆军情报部的调查官，主要在欧洲工作。此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情报工作，但亨特对间谍那行却绝无兴趣。他擅长的是解“谜”。只要碰到难解之谜，他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呕心沥血，穷根究底，甚至于梦魂萦绕，直到把谜解开为止。他不干这工作已几乎有两年了，如今却又重操旧业。
他体格健壮，一头蓬乱的褐发；颧骨粗大的脸上，深嵌着一对沉稳而警惕的黑眼睛。脸颊深刻的皱纹在两年前还不曾有。那时，他们得知贝思得了白血病，便将他提升为少校，然后他便退役了。他用了整整一年“假期”陪她四处旅行，双方都再也瞒不下去时，她住进了伦敦的一家医院。享特在医院里陪了她两个月，之后他便孓然一身过活，直到查乌兹将他推上这个工作岗位。
查乌兹是亨特在陆军情报部工作时的顶头上司。他在向国务院推荐亨特时说：“我不能说他是个天才，他也许连高明都算不上。去它的，我实在弄不懂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调查官。什么都瞒不过他。如果有了线索，他会比大多数人追得更深。他工作踏实、执拗，技术谙练，是把好手。”
有一点查乌兹没提，因为他也不清楚：在几乎一年半的时间里，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去，这种心灵上的折磨对亨特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影响？
亨特将车驶离要道，绕过2号候机楼，往机场南部驶去。他在货运大楼对面一条下好处于IOR—28L跑道北边的车道顶端停好车，钻了出来。这时，从罗马飞来的泛美航空公司747客机尖啸着从头顶掠过，平稳地着陆了。他倚靠着车身，注视着巨型喷气飞机沉重地滑行。
飞机在跑道的另一端停住，转过机头，开始向3号候机楼滑去。一队全副武装的机场警卫和苏格兰场特别分部的人守在那儿，防备有人再在这里对飞机进行破坏。但一切平安无事，5分钟后，这架747客机开始吐出旅客和行李。
飞机上连机组人员带旅客共有322人。亨特不禁在脑中想象这些人被暗算后，抛尸在意大利方圆数英里土地上的情景。
他等着自己“怒从心上起”，但却没有。心到了，感情却上不来。一连14个月眼看着亲人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必须要故意使自己的感情麻木才行。因此，难得动感情已成了习惯。
亨特不自觉地从夹克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那3枚拜占庭古币，在作疼的手掌中倒来倒去。这几枚钱币是他在贝思对卜卦感兴趣之后买的。他对卜卦这种事迷信的一面是不信的，但却很欣赏中国古人提出的行为准则中那微妙的常识性含义。
他将钱币抛到右手掌上，见都是正面朝上。900年的岁月已几乎将它们磨平了，但3枚钱币上耶稣头像上的光环却仍清晰可辨。他盯着钱币看了一会儿，但这对他也无济于事。于是他把钱币揣回兜里，钻进汽车，在迷宫一样的曲径中，轻车熟路地穿行着向机场的另一端驶去。
他在位于希思罗机场北面的造型别致的警察局楼房旁边将车停下。就在他往大门走去时，又有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里钻出来的人粗壮结实，中等个头，面容粗犷而眼神懒散。这是苏格兰场特别分部的警长伊沃。克拉尔。他向亨特说：“你好，西蒙，连你也惊动了，够快的啊。”
亨特点点头。“让你负责这架从罗马来的飞机？”
“我是自作自受。那个死女孩的行李包一出来就会被送到这儿来。要是里面没什么东西，恐怕我们这边就算是抽了空签了。”
“没人来接她吗？”
“鬼影儿都没一个。我手下有两人还在盘问那些旅客，但似乎没人认识她。我想你已经看过旅客名单了吧？我以为，里面的伊朗政府官员似乎是这次爆炸最可能的目标，你的意思呢？”
亨特耸耸肩。“也有可能是针对航空公司本身，或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血腥警告。等什么组织站出来声明他们干这事的目的时，一切都会清楚的。”
“有这种事，”克拉尔承认道。“但我和你打赌，这次不会有什么声明。不管他们有何意图，这次是弄砸锅了。幸好只死了5个人，而不是327人。”
“罗马那边有什么新消息吗？”亨特问道。
克拉尔摇摇头。“我得知的最新消息就是，他们仍在试图寻找她可能在那儿接触过的人。听说你们的人要与她的父母联系。我看从他们那儿也捞不到什么线索。”
“一小时前打了个电话。眼下可能有人已将此事向他们说穿了。”
克拉尔轻轻作了个鬼脸。“幸好这次不是我。我干过好多次那种事，干够了。但我仍认为这是警察工作中最棘手的活儿。”
一辆机场保安队的车开过来，上面下来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提一只磨损了的皮箱。“这就是那姑娘的行李，先生。我一认出标签上的号码就从货运员手上抢过来了。”
“干得好。”克拉尔接过箱子，同亨特一起进到楼里。他问值班警官是否有电话找过他，警官说没有。于是他领亨特经过一小段走廊进入一间板壁涂成奶油色的办公室。两人都没有坐下。亨特背靠墙站着，双手插在衣兜里，漠然地注视着克拉尔将玛乔莉。卡瓦拉的皮箱放到办公桌上并将它打开。
警长开始小心翼翼地将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件地往外拿。里面大多是那姑娘的衣服，另外有几本欧洲指南，数家罗马博物馆的纪念画册，几张罗马明信片，空白的明信片。克拉尔飞快地翻着书页，但一无所获。然后，他发现一张镶在崭新皮革框中的小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丰满的少女和一对中年男女。三人都身着盛装对着镜头微笑。克拉尔将照片从框中取出，翻过来看背面。只见后面用秀丽的小字写着：“妈咪、我、爸爸——毕业留念，1973年”。
“这似乎就是玛乔莉卡瓦拉和她的父母了。”克拉尔平静地说。
亨特点点头，松开摩娑着钱币的手指，从兜里拿出手，取过来照片。他默默地看着它：母亲的脸，女儿的脸和父亲的脸都在对他微笑，快乐而骄傲地笑。
一股怒火突如其来地袭上心头。他继续拿着照片，凝视着3张微笑的面孔。“你在给罗马方面放大这张照片时，”他静静地说，“也给我留一张。”
克拉尔懒懒的眼光溜向他。
“碰巧了你还得自己带去罗马呢，没想过吗？”
“看情况吧。得看那边情况怎样了。”
“我以为这些日子你该为这事涉及的外交方面的大事忙活了。协调啦，建议啦，预防啦……”警长的语气中有一种揶揄的味道。“这下又当上侦探了，嗯？”
他没有将话说完。除了希恩罗机场外，迄今为止亨特还对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尔机场，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鲁普机场，日内瓦的克万特兰机场，巴黎的奥利机场，汉堡的福尔斯布托机场，尼斯的科特达祖尔机场，布鲁塞尔一扎旺特姆机场和奥斯陆的福内布机场新采用的安全措施进行了检查。在这种时候，那些人都尽力而为，表现极佳；而亨特却开始觉得他将太多的时间花费在为小事四处奔走上面了。
他的调查目的原是为了提出和改进反恐怖活动的联防措施。但问题是，他对一般性的防范计划都不太相信。他认为，阻止犯罪（无论是政治上的犯罪还是别的犯罪）的最佳方法是：抓住犯罪事实，挖出罪犯并将其消灭，使之不能再去犯罪。
他将照片还回去。“我很想要一张复制照片，伊沃。”
亨特语调平稳，面无异色，但那双深凹的黑眼睛中的神情却使克拉尔警长咽回了他没说完的话。克拉尔将照片放支书桌一侧，从玛乔莉。卡瓦拉的皮箱里取出一本螺纹扣的笔记本。他一打开笔记本，睡相马上就少了许多。“啊，……在这儿了……”
在第一页的顶部用红墨水钢笔写着：“在罗马要见的人——”，字迹与照片背面的一样。下面是三个原来写就的名字，二男一女的名字，附有他们在罗马的地址，其中有两人还有电话号码。
“是她认识的人或是给她介绍的人，”克拉尔咕哝着。“这一下罗马那边有事情干了。”他翻过去，下一页也用红笔写着“巴黎要见的人”，下面是两个带地址的姓名。“越来越不错。……”克拉尔将第三页翻过去。
接下来的三页中共有八个带罗马地址的姓名，这三页用的是蓝色圆珠笔，但字迹与前三页一样。
克拉尔瞥了亨特一眼。“又是罗马的事。她在那儿一定和这些人见过面。”
“也有可能是跟她一样的旅客，”亨特说。“如今他们有可能在欧洲任何一处，也可能出了欧洲。”
克拉尔点点头。“如果出了欧洲，我们就请国际刑警组织出面查找。”
“如想找国际刑警组织帮忙，最好赶快跟他们联系。等这事正式表明是政治事件时就不好办了。”
限于其性质，国际刑警组织不能插手政治案件。国际刑警组织由144个成员国组成，目的是交流警方之间的情报。由于许多成员国在国际利益上相互对立，国际刑警组织就不能将自己卷入政治纠纷中去，以免因失去太多成员国而成为空架子。
克拉尔快速翻完余下的笔记本篇页，可再也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箱子里别的物件也无甚作用。他将别的东西都放回箱中，只留下了笔记本和照片。他把笔记本放到电话机旁边，却把照片递给了亨特。
“恐怕我要等手下人问完旅客的问题后才能回去。如果你要回伦敦，能否帮我将照片交给拉特雷警官？告诉他我答应给你一张那个姑娘的放大照片。”
“谢谢，”亨特接过照片。“我得先去一趟美国使馆，然后去斯劳恩广场的皇家宫廷饭店。”
“有了新情况我会通知你的。”克拉尔坐到办公桌后去，拿起电话，让总机为他接了三个地方。第一个电话打给伦敦特别分部他的警官，第二个打给罗马公共安全总局的迪哥。班底利少校，第三个电话打到了国际刑警组织设在苏格兰场刑事调查部的办公室。
国际刑警组织英国国家中心局就设在苏格兰场情报室的隔壁。情报室负责接听所有警务电话。接到克拉尔警长的电话后15分钟，伦敦中心局就通过与法国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相联的特别无线电网络用摩尔斯电码发出两则电报。
第一份电报发到总部的刑事犯罪记录部。电文以“XD……CARMO”开始，接下来就是克拉尔在玛乔莉。卡瓦拉笔记本中发现的名单。“XD”是国际刑警组织规定的分级符号，意思是“火急”。“CARMO”是密码，译出来就是“请电告你们掌握或能获得的有关此人的全部情况，特别是他（她）的犯罪记录、真实身份和犯罪活动情况。”
第二则电文列了同样的名单，并要求将有关这些人现在踪迹的情报都转来伦敦中心局。这则电文的前缀是“XD……IPCQ”，意即全体注意。这则电文由总部中心站转发至国际刑警组织七个大区的所有成员国。这七个大区为“中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东、北美、南美、非洲和亚太地区。
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中心站位于巴黎外面的郊区小镇圣克罗德，就在绿树成行的阿孟哥得街旁，紧靠一座塔门通往一片俯瞰塞纳河的昔坡。这是一幢现代化的混凝土加玻璃的建筑，形状恰似一只倒放的雪茄烟盒——算不上漂亮，但却如一部闪亮的高效率计算机一样耐看。
中心站的电讯房在顶层，里面整齐地排放着可供六人同时操作的电报机，电传机及其它设备。那天下午有四个人值班。其中一人收到伦敦发来的标着“XD”的电文后，便立即在工作记录本上注明确切的收报时间，然后马上将电文投入大楼里的空压管道传送系统。三分钟后，它就到了金。皮埃尔。加科警长的手中。加科是一位来自瑞士的警官，身材矮小结实。
总部有140名工作人员。加科跟大多数人一样，是被政府借给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的，工作期限为1年。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在二楼，从那儿能看见河对岸和远处巴黎的波拉格树林；埃菲尔铁塔细小的尖顶戳向迷朦的天空。加科伫立在窗边，审查着那两份电文。要不是他的眼睛总带有倦意，他那张脸原会显得很年轻。
电文中的要求是否犯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禁忌，他用不着去操心。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伦敦国家中心局是不会发来的。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二款简洁地阐明了其目的：“保证和促进各国刑警组织之间尽可能广泛的协作，但不得逾越各国现行法律的界限。”
第三款又说：“严禁本组织对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案件进行干涉或采取行动。”由于此款必须严格执行，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对民用航空界的不法行为——其中包括劫机和炸机——进行遏制。但是，既然贝尔。加拉已烧掉了那封声明其政治目的信件，国际刑警组织就可以将此事件假设为出于贪婪或疯狂的非政治案件来进行追查。
加科警长离开办公室，乘红色小电梯下到底楼，来到犯罪记录部。他拿出第一份电文，查询玛乔莉。卡瓦拉笔记本上那些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办事员开始在存有全世界150万罪犯姓名的档案卡片索引中找寻这些人，既按字母顺序，又按语音，这样就可以避免拼法上的错误。
加科将第二封要求查清这些人踪迹的电报送回了电讯间，嘱咐拍发出去。一名操作员只花了两分钟就将它同时转发给了54个用特别电讯网联接起来的国家中心局。然后，加科将电文拿到另一隔间，在这儿将其发到与国际刑警总部不这没有直接无线电联系的其它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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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格拉斯文罗广场。虽然天色还不太晚，但亨特在美国使馆中的临时办公室已显得昏暗不明。他打开磨砂玻璃吊灯，将又一张白色索引卡钉到一大张黄色糊墙纸板上去，这张纸板占了橡木墙壁四分之一的面积。
桌上的电话响了，他转过身，拿起话筒。是使馆的内线电话，主管安全工作的官员要和亨特讨论一下有关对今后保护华盛顿要员的措施进行改进的新想法。
“再说吧，杰克，”亨特告诉他。“我正好有事忙着。”他挂上电话，回到钉在墙上的卡片跟前。
在每张卡片上他都写了一个问题。第一张卡片上的问题是：“玛乔莉是否知道自己携有炸弹？”接下来的一些问题是：
“如果她知道，那么她是在何时何地被拉入恐怖组织的？”
“是哪个恐怖组织？”
“如果她不知道，恐怖组织又是怎样选中了她？为什么要选她？”
墙上另外还有36张卡片，每张上面都写有一个问题。就他迄今为止了解的那一点点情况而言，开局已经不错了。亨特觉得他就象一个技艺荒疏的运动员，正做着一些初级的恢复活动，准备通过一项严格的归队测验。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克拉尔警长。
“玛乔莉。卡瓦拉本子上那些人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都没有犯罪记录，”克拉尔告诉他。“到目前为止，所有国际刑警组织发去电文的国家都还没有关于这些人的消息报来。我在这儿见到了那姑娘的父母的两位朋友，他们知道好要来伦敦，但不清楚确切时间，别的就更是一无所知了。巴黎方面说，他们那儿那两位也是一样，不过是朋友的朋友，不了解什么情况。”
“尽说些你没搞到的东西，”亨特不耐烦地咆哮。“说你搞到的吧。”
“我刚接到一个从罗马直接打来的电话，关于一个叫赛利姆。拉莫克的人……他也是那姑娘本子上新记的人名中的一个。据那本子上另外的人说，玛乔莉。卡瓦拉在罗马最后一周中跟他住在一起。他们说那是个严肃文静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身材修长，约二十四、五岁。他在意大利持的是土耳其护照。但土耳其方面通知罗马说他们没有签发过这本护照。”
亨特咀嚼着这些话，狼似地笑了。“这人如今失踪了。”
“说着了，西蒙。机场爆炸事件发生后一小时之内他就离开了房间，不知去向了。虽然罗马方面布下了天罗地网，却仍找不到他的踪迹，他整个儿消失了。”
“就这些？”
“就这些。”
“罗马方面谁负责此案？”
“迪哥。班底利少校。”
“很好，我认识他。谢谢你，伊沃。”亨特放下电话，脑中浮现出一个20几岁俊小伙子的形象，这人皮肤黝黑，身材修长，自称为赛利姆。拉莫克，还持有土耳其护照。而在小伙子的背后却露出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不知名的幽灵，是他导演了赛利姆的行动。
亨特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他伸手去取电话，又踌躇地停住，看了看电话旁边的约见记录簿。明天他要同五家国际航空公司的安全官员开一个会。如果他取消这个会，便会有麻烦。这些航空公司正在要求美国政府的保护。由于这些公司都有挺大的政治势力，亨特不可能不因怠慢他们而受到惩罚。只要他如约去见他该见的人，一切按常规办理，即便最后见不到什么实效，也没有人会指责他。但是，如果他不顾及其工作的政治责任去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一旦所获成绩不足以弥补这种擅自行动的错误，他就会被解雇。
亨特不能冒这个险。他需要工作，为了自尊，也为了金钱。两年没工作，加上为贝思所花的巨额医疗费，他已负债累累。查乌兹将他推荐到国务院工作实在是他的运气。要是不识抬举而遭解雇，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遇了。1973年，美国政府所有的安全机构都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中央情报局已裁员600人，在短期内还要解雇更多的人员。麻醉毒品局的编制缩减得更厉害，都准备并入司法部新成立的药物管理局了。迄今已有40多名麻醉毒品局的便衣警察丢了饭碗。亨特能够想象被国务院除名后的情景：去当一名工业间谍，或在一家大公司的欧洲分部中捧一只保卫工作的饭碗。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知道，在并不严密的阿拉伯恐怖组织网络中，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每一帮都在为自己那份威望、名声和金钱而卖命。那帮没能炸掉波音747飞机的家伙输红了眼，一定会尽快策划另一桩更大的恐怖活动来挽回其脸面。假如亨特能发现并摧毁这个阴谋，那么他的擅自行动就可以因功而免于追究。
亨特拿起电话，告诉使馆秘书处临时派给他的秘书雷娜。邱莉将明天的会议往后延迟两个星期，然后再给他订一张下一班去罗马的飞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