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凯和我像其他新婚夫妇一样开始生活，时间就这样过去。
在我们短暂的旧金山蜜月之旅过后，我继续我的警察生涯。西德·格林诚恳地跟我谈了谈：他赞赏我对活格尔父子所做的事，但认为我无法再做巡逻警察的工作——我已经激起了其他巡逻警察的忌恨，所以我再在这个队伍里待下去只能徒增烦恼。既然我大学三年级化学和数学的成绩都是优秀，他派我去检验科工作，做证据检验技术员。
这个工作类似便衣——在实验室里穿工作服，在现场穿灰色西装。我验血型，取指纹，写弹道报告，把犯罪现场的墙皮刮下来，拿回来在显微镜下观察，再让凶杀组的侦探取走结果。我的工作就是试管、烧杯和血液标本——与死亡亲密接触，但不是我习惯的那种方式，这样的工作不断地提醒我，我不再是个侦探，我不足以被信任拿着自己的发现继续调查。
所以，远远地，我继续关注着大丽花案件带给我的朋友和敌人的影响。
罗斯和哈里还留着爱妮岛旅馆的那个房间没动，还是加班加点地继续肖特案的调查。我有那个房间的钥匙，但没用过——遵从我对凯许下的忘掉“那个死去的女孩”的诺言。有时我跟罗斯一起吃午餐，问他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了，他总是说：“进展很慢。”于是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找到那个凶手，但永远也不会放弃。
1947年的6月，贝尼·西格尔在比弗利山他女朋友的起居室里被人开枪打死。比尔·凯尼格在弗里奇·活格尔自杀后被派到了第77街做侦探，1948年初在瓦茨街的街角，他被一支短枪迎面打死。两件案子都没有破。埃利斯。洛在1948年6月共和党的初选时遭遇重挫，我对此的庆祝是在本生炉上用烧杯自己酿威士忌，实验室里所有的人都喝醉了。
在1948年的大选中，我听到了斯普拉格一家人的消息。几个提倡改革的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洛杉矶市议会和郡议会的席位，他们竞选的基本主题是“规划城市”。他们断言，在整个洛杉矶都有设计不良、有安全隐患的住宅，还提议要大陪审团调查20年代地产热时造这批房子的建筑商。一些小报上一片责难之声，连载关于“地产大享”——马克·森尼特和爱默特。斯普拉格以及他们的黑社会同党的文章。《私密》杂志连载介绍了森尼特的“好莱坞家园”以及好菜坞商业协会想把李山上巨大的“好莱坞家园”标志上“家园”两个字拿掉的事。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这个《吉斯通式》的导演与一个粗壮的拉着个小女孩的男人站在一起，我不能确定男人和小女孩是不是爱默特和玛德琳，但我还是把那张照片剪下来了。
我的敌人。
我的朋友。
我的妻子。
我搜集着证据，凯接着教书，有一段时间我们沉浸在平民老百姓生活的新鲜当中。那幢房子是付的全款，我们不用交贷款，还有两份工资，钱够花，所以我们就过得很奢侈，也好借此忘了李·布兰查德和那个1947年的冬天。我们周末的时候去沙漠或者山上旅行，每周在饭店吃三到四次晚餐。我们去住旅馆，假装是非法的情人似的，后来过了一年多我才意识到，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逃开布兰查德花抢劫银行的钱买下来的房子。我一直这样心不在焉地追求奢侈，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才像被电击了似的，突然清醒过来。
走廊里的一块地板松了，我把它拔出来，想重新粘好。在往地板下的空洞里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卷钱，钱用皮筋扎着，是一百元面值的，一共两千块。我的反应不是高兴而是震惊，我的大脑不停地转了起来，想到了一些疑问，其实我早有疑虑，只不过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努力过普通人的生活，将任何疑虑都压在心底。
既然李有这笔钱，再加上他在墨西哥花掉的那笔，那他为什么不用这些钱给巴克斯特·菲奇？
既然他有这笔钱，他为什么还要去找贝尼·西格尔借一万块钱，好应付菲奇的敲诈？
那次抢劫中途流产之后，李分到的那份钱一共也就五万块左右，哪够他买下并装修这幢房子，供凯上大学，然后还剩下一大笔钱？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凯，当然她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她埋怨我把过去的事又翻了出来。我跟她说我们可以把这幢房子卖了，然后像其他普通老百姓那样买个公寓住——但她不肯。这幢房子住着很舒服，又有品位，也承载着她过去生活的记忆——她忘不掉的记忆。
我把那笔钱在李·布兰查德带有装饰派艺术流线的壁炉里烧掉了，凯从来没问过我是怎么处理那笔钱的，这个举动让我重新唤醒了一直抑制着的一部分自我，也让我和妻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又回到了那些鬼魂身边。
我和凯做爱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我们做爱的时候，我也是心不在焉，是为了安抚她，自己没有什么激情。我那时就已经将那些龌龊的东西带到了我们的床上，我在市里看到的那些妓女的脸在黑暗中被我附在凯的身上。头几次的时候这样做还有点用，但后来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到底在想什么。等我最后终于那么做了，气喘嘘嘘地结束之后，凯像母亲一样温柔地抚摸着我，我感觉到她已经知道我打破了结婚时的誓言——就在她的身边。
1948年变成了1949年。我把车库变成了拳击训练馆，置齐了练速度的沙袋、练力量的沙袋、跳绳和杠铃。我又恢复了打拳时的体格，还在车库的四面墙上都贴上年轻的巴奇·布雷切特打拳时的照片，大约是1940—1941年左右拍的。我透过汗水，迷离地看着自己的形象时，感觉好像离她更近一些。我还去些二手书店找以前的星期天的增刊和新闻杂志，在《高力》上找到了些深褐色的偷拍照片，在波士顿《环球》上找到了些翻拍的居家照片。我把它们藏在车库里，这摞东西越来越厚，可有一天下午却突然消失了，那天晚上我听到凯在屋子里哭泣，我想去和她谈谈，但卧室的门是锁着的。
黑色大丽花凯和我像其他新婚夫妇一样开始生活，时间就这样过去。
在我们短暂的旧金山蜜月之旅过后，我继续我的警察生涯。西德·格林诚恳地跟我谈了谈：他赞赏我对活格尔父子所做的事，但认为我无法再做巡逻警察的工作——我已经激起了其他巡逻警察的忌恨，所以我再在这个队伍里待下去只能徒增烦恼。既然我大学三年级化学和数学的成绩都是优秀，他派我去检验科工作，做证据检验技术员。
这个工作类似便衣——在实验室里穿工作服，在现场穿灰色西装。我验血型，取指纹，写弹道报告，把犯罪现场的墙皮刮下来，拿回来在显微镜下观察，再让凶杀组的侦探取走结果。我的工作就是试管、烧杯和血液标本——与死亡亲密接触，但不是我习惯的那种方式，这样的工作不断地提醒我，我不再是个侦探，我不足以被信任拿着自己的发现继续调查。
所以，远远地，我继续关注着大丽花案件带给我的朋友和敌人的影响。
罗斯和哈里还留着爱妮岛旅馆的那个房间没动，还是加班加点地继续肖特案的调查。我有那个房间的钥匙，但没用过——遵从我对凯许下的忘掉“那个死去的女孩”的诺言。有时我跟罗斯一起吃午餐，问他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了，他总是说：“进展很慢。”于是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找到那个凶手，但永远也不会放弃。
1947年的6月，贝尼·西格尔在比弗利山他女朋友的起居室里被人开枪打死。比尔·凯尼格在弗里奇·活格尔自杀后被派到了第77街做侦探，1948年初在瓦茨街的街角，他被一支短枪迎面打死。两件案子都没有破。埃利斯。洛在1948年6月共和党的初选时遭遇重挫，我对此的庆祝是在本生炉上用烧杯自己酿威士忌，实验室里所有的人都喝醉了。
在1948年的大选中，我听到了斯普拉格一家人的消息。几个提倡改革的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洛杉矶市议会和郡议会的席位，他们竞选的基本主题是“规划城市”。他们断言，在整个洛杉矶都有设计不良、有安全隐患的住宅，还提议要大陪审团调查20年代地产热时造这批房子的建筑商。一些小报上一片责难之声，连载关于“地产大享”——马克·森尼特和爱默特。斯普拉格以及他们的黑社会同党的文章。《私密》杂志连载介绍了森尼特的“好莱坞家园”以及好菜坞商业协会想把李山上巨大的“好莱坞家园”标志上“家园”两个字拿掉的事。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这个《吉斯通式》的导演与一个粗壮的拉着个小女孩的男人站在一起，我不能确定男人和小女孩是不是爱默特和玛德琳，但我还是把那张照片剪下来了。
我的敌人。
我的朋友。
我的妻子。
我搜集着证据，凯接着教书，有一段时间我们沉浸在平民老百姓生活的新鲜当中。那幢房子是付的全款，我们不用交贷款，还有两份工资，钱够花，所以我们就过得很奢侈，也好借此忘了李·布兰查德和那个1947年的冬天。我们周末的时候去沙漠或者山上旅行，每周在饭店吃三到四次晚餐。我们去住旅馆，假装是非法的情人似的，后来过了一年多我才意识到，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逃开布兰查德花抢劫银行的钱买下来的房子。我一直这样心不在焉地追求奢侈，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才像被电击了似的，突然清醒过来。
走廊里的一块地板松了，我把它拔出来，想重新粘好。在往地板下的空洞里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卷钱，钱用皮筋扎着，是一百元面值的，一共两千块。我的反应不是高兴而是震惊，我的大脑不停地转了起来，想到了一些疑问，其实我早有疑虑，只不过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努力过普通人的生活，将任何疑虑都压在心底。
既然李有这笔钱，再加上他在墨西哥花掉的那笔，那他为什么不用这些钱给巴克斯特·菲奇？
既然他有这笔钱，他为什么还要去找贝尼·西格尔借一万块钱，好应付菲奇的敲诈？
那次抢劫中途流产之后，李分到的那份钱一共也就五万块左右，哪够他买下并装修这幢房子，供凯上大学，然后还剩下一大笔钱？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凯，当然她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她埋怨我把过去的事又翻了出来。我跟她说我们可以把这幢房子卖了，然后像其他普通老百姓那样买个公寓住——但她不肯。这幢房子住着很舒服，又有品位，也承载着她过去生活的记忆——她忘不掉的记忆。
我把那笔钱在李·布兰查德带有装饰派艺术流线的壁炉里烧掉了，凯从来没问过我是怎么处理那笔钱的，这个举动让我重新唤醒了一直抑制着的一部分自我，也让我和妻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又回到了那些鬼魂身边。
我和凯做爱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我们做爱的时候，我也是心不在焉，是为了安抚她，自己没有什么激情。我那时就已经将那些龌龊的东西带到了我们的床上，我在市里看到的那些妓女的脸在黑暗中被我附在凯的身上。头几次的时候这样做还有点用，但后来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到底在想什么。等我最后终于那么做了，气喘嘘嘘地结束之后，凯像母亲一样温柔地抚摸着我，我感觉到她已经知道我打破了结婚时的誓言——就在她的身边。
1948年变成了1949年。我把车库变成了拳击训练馆，置齐了练速度的沙袋、练力量的沙袋、跳绳和杠铃。我又恢复了打拳时的体格，还在车库的四面墙上都贴上年轻的巴奇·布雷切特打拳时的照片，大约是1940—1941年左右拍的。我透过汗水，迷离地看着自己的形象时，感觉好像离她更近一些。我还去些二手书店找以前的星期天的增刊和新闻杂志，在《高力》上找到了些深褐色的偷拍照片，在波士顿《环球》上找到了些翻拍的居家照片。我把它们藏在车库里，这摞东西越来越厚，可有一天下午却突然消失了，那天晚上我听到凯在屋子里哭泣，我想去和她谈谈，但卧室的门是锁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