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作者：法齐娅·库菲
内战不休
内战不休
1992~1993年能够回到喀布尔我感到很高兴，并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以前的生活。只是，现在战争全面爆发，我以前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依旧住在马克洛里安区哥哥家里。马克洛里安翻译过来大意是“居住空间”，那里的公寓是苏联人用最先进的科技建成的，比如中央热水供应系统可以同时满足十几幢楼的人使用，每幢楼有50套房子。马克洛里安区的房子虽然几经炮火，但至今屹然挺立，足见苏联人的建筑质量之高，就连热水供应系统仍然能正常工作。如今，这个小区的房子很抢手，人人都想在那里面安家。
我终于能够继续在喀布尔上我的英语课了。这些课程非常重要，我舍不得放弃。为了上这门课，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上街行走。街道现在已经成了战场，游击队的领导和他们的部下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殊死搏斗。
喀布尔被分割成好几块势力范围，中央部分、海尔汗纳、马克洛里安、王宫周边由游击队政府掌控。时任总统布尔汉努丁·拉巴尼来自巴达赫尚省，曾经是一名将军，跟我家交情很深，所以我兄弟在内政部的位置比较高。有“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是国防部长。
喀布尔的西部由一个名叫马扎里的人控制着，他是哈扎拉族的首领。（哈扎拉人据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外表明显带有蒙古人的特征：圆圆的脸，大大的杏核眼。他们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属于少数派，占绝对多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喀布尔远郊有一个叫帕格曼的地方，由赛义夫和他的手下掌控。还有一个地区则被乌兹别克族首领阿卜杜勒·拉希德·多斯顿控制，此人是出了名的恐怖。就在城墙之外朝南方向，是希兹布族首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地盘。还有一个希兹布伊斯兰教首领阿卜杜勒·萨布尔·法里德·柯西斯塔尼担任总理。
在抵抗苏联人时，他们结成联盟——即北方盟军，因为大多数人来自阿富汗北部地区，并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但现在他们却为了夺权而互相厮杀。随着国内战争的升级，临时的忠诚就像天气随时发生着变化。
反对游击队政府最强烈的要数希克马蒂亚尔，他不满在政府中的地位，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资格。每天，他的士兵在喀布尔边上的军事高地发射几十枚火箭弹，火箭弹落到集市、学校、医院、花园里，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伤。有时候形势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前一秒还支持政府的士兵转眼之间倒戈相向，开始厮杀。几天之中，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命，而这群人很可能在全国电视台上宣布这样的互相残杀是个误会，现在他们又开始支持共同政府了。公众根本无法预料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的领导人也想不到。
从家里到我学英语的地方本来不远，打个车很快就到，但要经过好几个战斗最激烈的战场。有些小区我可以绕开，但有些相当危险的地区却是不得不经过的，相当危险。我的路线绕来绕去，挺复杂，而且经常要根据某一政治集团是否占上风而改变。从街上的行人那里获取情报对我选择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对出租车司机寻找稀少的汽油供应而言更是如此。
持枪的士兵一队又一队在街上走过，除此之外，你还得提防狙击手，他们的子弹可不长眼。一声步枪响，一颗子弹“砰”的一声，就有一个可怜的生命扑倒在地；绝望地出来找食物、找水、寻药的人也有可能就此死亡。重要的十字路口和破旧的房子里常常都被架上了机枪，位置是精心挑选的，既可以隐蔽自己，又可以获得最大的火力面积，总之是尽可能让敌人暴露在枪口之下。你最多只能瞥见他们的头部，那还是躲在废墟里，被障碍物遮掩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无时无刻都在透过准星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车子最容易引起注意，也是最容易致命的，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最快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好几次，我坐的出租车成了炮火的目标。
有些路段是指挥官们袭击的目标，侦查员每当见到车子经过，就发出信号，指挥官只需下令开火，汽车、卡车或者坦克就被炸上天。我记得有一次火箭弹从一条街道上朝我们射来，好在我们的头顶刚好有一棵树，树枝就像一只手，专门等着去接发射物。火箭弹撞上树枝后爆炸了，街上立马全是弹片和折断的碎木，我们加速前进，很快逃出了火力范围。要不是那棵树，火箭弹早就将薄脆的车子炸得粉碎，我和司机也肯定是同样的下场。
很少有司机愿意为了挣那么点微薄的车费而冒性命危险，那些不怕死的往往都是迫不得已，因为不出去开车就有饿死之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此，我常常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步行去上学。我从一个隐蔽处飞快地跑到另一个隐蔽处，避开我所知道的枪手的藏身之处，祈祷自己不要踏入陌生的路径。
放学后，我还得摸黑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个小时。夜里在街上走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个单独行走的女孩。除了子弹和火箭弹，我还有可能遭到弓虽.女干。夜幕降临后，开枪就变得很难预料。黑暗中，枪手因为紧张，手指头扣扳机扣得会比白天更紧。只要一弄出响亮的脚步声或者是在废墟中绊了一跤，就会招来一连串的子弹。
母亲常常穿着蒙面长袍，在公寓楼下紧张地为我放哨，等候我回去。她会小心地透过夜色四下观望，偶尔一声枪响都会把她的心吓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想到女儿要穿过战区回家，她一定非常担惊受怕。看到我安全回家，她放下心来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但她从来不会通过拥抱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她会马上责备我一通，把手放到我后背推我上楼梯，一直推到安全地带。一路上，她总要埋怨：“就算这些英语课程能让你做上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也不在乎。我不希望你当总统，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我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但从来没说得这么直接。他们向母亲唠叨，让她阻止我去上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让我夜复一夜地冒这个险。
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辞。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回首这段往事，我现在也吃惊当时母亲怎么会同意我去上课。每当我想起自己有可能消失在子弹交加的夜色里，而她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时，我就感到相当愧疚。由于刚刚失去穆基姆，我想她的这种忧虑就更加强烈了。他的死影响了整整一家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母亲。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上坟，然后献上鲜花。但是，这一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很快就被更加离奇、更加令人担忧的行为取代了。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火箭弹可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嗖嗖声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弓虽.女干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5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防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发现母亲不在家，通常这个时候她不在厨房就在忙家里别的活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她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必须去找她回来。穆基姆刚死不久，我还在服丧期内，所以就戴了块黑色头巾出门。公寓楼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我母亲出走的方向，我就知道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又去了穆基姆的坟头。
当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只好步行朝市中心走去。刚开始，街道上出奇的安静。我所了解的喀布尔在战前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人们来来往往，走亲访友，一片喧嚣的景象。现在，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被炮弹炸平，横亘在我和穆基姆的墓地之间。
我紧张地走着，心想母亲应该就在前面。我开始发现了尸体，不是刚刚被枪射死就是刚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的，还没开始肿胀。我心里一阵害怕，但与其说是害怕死亡，还不如说我是因为想到这些尸体是一个个家庭的成员，想到明天，说不定我家里的某个人也会有这样可怕的下场。
等到了一个叫代马赞的地方，我遇到了一辆出租车。后座已经被司机撤掉了，他正往车上装尸体。他浑身是血，身上的白色衬衫被染成鲜红的一条条，口袋和纽扣周围更是鲜红。他的车子简直像一个屠宰场，装满了战斗中遇害的男男女女，有缺胳膊少腿的，有脑袋和躯干被炸得粉碎的。血流到了司机脚下，积成一个小池，透过锈迹斑斑的下水道洞口，消失在灰尘满地的路上。司机显然震惊了，汗水浸透了衣衫，但似乎还想往车上再多装一具尸体。在伊斯兰教里，人死后越早埋葬越好。司机或许想都没想自己正面临危险，他只是认真地做着这件严肃的事，仿佛他装的是一袋袋的大米。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这奇怪的一幕。那个炎热的夏夜，整条街上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唯一的声音就是炮火声和勇敢的中年司机冒着生命危险让一群素昧平生的战争受害者得到像样的安葬时发出的喘息声。
等他发现车子里再也装不下尸体了，才发动引擎，车后冒出一股蓝烟。他朝医院方向开去，后门就那么开着。车子经过凹凸路面时，尸体随着车子的摇晃而甩来甩去。看着这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们，我想到了我的家人。看着这些无名的受害者，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家人的影子，他们互相交错，任我怎么努力都挥不去这样生与死的错位。快到墓地了，我得赶紧去找母亲。
天渐渐暗下来，经过喀布尔大学的时候，一群穿制服的男人朝我喊，他们问我去哪里。
我不作声，低下头加快脚步。其中一个男人举起枪，又问了我一次：“去哪里？”我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枪。
“我去找哥哥。听人说在前面的拐角处看到了他的尸体，我想去核实情况。”我随便撒了个谎。他想了想，然后放下了枪。“好吧，走。”他说。我急忙走开了，心扑通扑通直跳。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想他们可能做出比杀死我更糟糕的事情。
坟地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尘土飞扬。战争过早地结束了很多人的性命，新的几座坟墓挤在一起，粗糙的墓碑立在地上，基部堆了几块小石头作支撑。在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埋的是有身份的人，墓地周围还围了铁栅栏。如今在这寂静的地方，栅栏长满了铁锈，绿色的旗帜破旧不堪，随风抖动着，那是用来纪念死者的。
母亲弯着腰跪在坟头。我看到她在慢慢地整理穆基姆坟上那束鲜艳的黄色丝绸玫瑰。她很专注，我走到她身边了也没察觉。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抚平穆基姆的照片，身子在战抖，照片上的穆基姆年轻又英俊。母亲转身看我，我站在那里，眼泪扑簌直下，既有找到母亲的喜悦，也有看到这一幕的悲伤。
我不能自已，在她身边跪了下来，两人抱着哭了好一会儿，接着说起了哥哥，说起了我们有多么想念他。我问母亲为什么她要在夜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难道她就没看到那么多死人，那么多持枪的男人，难道她就没想过我会有多担心？她抬起满怀悲伤、泪水纵横的脸，仿佛在说“你知道原因的”，然后马上又低下头看照片去了。
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都没意识到天已经很黑很晚了。因为战火，没有几盏街灯是亮着的。我开始变得非常害怕。我们不能像来时那样冒险回去，一是太远了，二是太危险。于是我们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天色完全暗下来，然后悄悄从坟地走出去。我们从一条非常熟悉的捷径走向父亲当国会议员时留下的一座房子。房子位于城市边缘一个叫巴格巴拉的地方，与著名的地标洲际大饭店相望。洲际大饭店是喀布尔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大多是退休的政治家。我父亲的几个亲戚住在巴格巴拉为我们看房子。今晚我们肯定回不了家，但如果能够到那所房子里至少我们能脱离危险。母亲和我悄悄地沿着小胡同走，一个声响或一个紧张的动作都有可能引来子弹，所以我们几乎是寸步前行的。爬上山，我们来到了安全地带。
房子是按传统的喀布尔风格建造的，用的是大块的灰棕色砖头。房子宽阔结实，开的是小窗，冬暖夏凉。倾斜的屋顶盖着弧形瓦片，与小山平行。屋后是一个小院，里面种了水果和花。用力敲门的时候，我心想的是屋后的树木还在不在。亲戚开了门，很显然被我们突如其来的拜访吓到了。他们还以为是游击队员来洗劫了，要不就是来屠杀。认出我们之后，他们马上把我们拽进屋，关上门。终于安全了，我松了口气，但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到这座房子，心里有点难过。这是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居住的地方。我母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又哭了。我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筋疲力尽，除了哭实在没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亲戚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和一些食物，可我们俩什么也吃不下。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我们终于勉强咽下一点点。毯子拿来之后，我们就去睡了。母亲坚持要睡穆基姆的房间，那一晚我们俩都没睡。我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想起哥哥，想着那天见到的可怕经历。看着我的祖国发生内乱，这是多么痛心！出租车司机往车上装尸体，这是那一天看到最有人性的一幕了；一位母亲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去哀悼死去的儿子，这是多么感人的事迹；为什么手拿枪械的阿富汗士兵在过去能勇敢地抵抗苏联人，解放阿富汗，如今却为了满足权力的**而糟蹋这个国家？母亲蜷缩着，膝盖弯曲，触及胸口，整晚都在哭，为失去儿子痛心不已。那一晚似乎特别漫长，天迟迟不肯亮，在某种意义上我倒希望它真的不亮。黎明时分，房间亮了，从卡拉什尼科夫枪里射出的几环子弹（也就是杀死穆基姆的子弹）留下的弹孔依稀可辨。此情此景似乎更加坚定了母亲的决心，她的决心和实用主义回来了。那天早上，她给我泡了暖暖的绿茶，然后坚定地宣布我们要从马克洛里安公寓搬到这里来，这样就能离穆基姆的坟墓更近。母亲的逻辑一如既往的完美——如果你非穿过战区不可，那就尽量缩短路程。
但真正的原因是她想住在这里，这里让她对穆基姆有更加真切的回忆。房间里有小单人床，被子上布满弹孔；他的套装和其他衣服依然挂在衣橱里面；小书架上有他的藏书和柔道比赛奖杯，书架上方的墙上依次钉着黄色、棕色和黑色柔道绶带。这些遗物给母亲带来悲痛的同时也带给她安慰，似乎拉近了她与穆基姆的距离。
这座房子本来是欣赏城市风景的一个好位置，但是，从城中一直到山脚没有一丝好风光。相反，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底下的城市在疯狂地激战，就像在看一部恐怖片。机枪嗒嗒嗒嗒地吐着子弹，火箭弹嗖嗖地飞过，一碰到建筑物就轰然爆炸。从我们这个高度可以看到双方交火的场面，曳光弹把黑魆魆的天空照得通红。我还看到战士们排兵布阵向敌方阵地发起新的进攻的场景。
城里的一些房子外墙涂有彩色泥浆，一天，我正在观看战斗，突然一个火箭弹直接落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粉红色房子上。爆炸引起大地剧烈震动，房屋上的几块巨石也被炸飞了，起码飞出一百多米。刚才还是房屋挺立的地方顷刻之间变成了粉红色云团，纷纷落到周围的建筑物上去。我看到有一座蓝色房子也是如此下场，就像烟花爆炸后一样，房子顷刻间化为乌有，唯有一团蓝色烟雾纷纷落到街上，可怜的屋内居民也被炸得粉碎。
对我来说，最悲伤的时刻莫过于理工大学遭到战火的袭击。这是苏联人创立的优秀高等学校，是当时他们创办的众多类似的教育机构中的一所。所有阿富汗人都希望苏联侵略者滚回去，但同时也感谢他们改善了基础设施，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许多高中毕业生在这所理工大学学习过，苏联人撤回去之后，该大学依旧对外开放，培养了许多计算机科学、建筑、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就连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也是这里的毕业生。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到这所学校学习，可是，这个梦想在理工大学被炸毁的那一天破灭了。那天晚些时候，战斗渐渐平息了下来。我不知道谁会故意朝理工大学发射火箭弹，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轰炸理工大学和它所代表的势力。没有人将大学作为基地，或许这不过是个意外，可是无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当火箭弹在图书馆边爆炸时，我震惊得倒吸了一口气。接着，就像是在看一部惊悚片，不想看恐怖场面，但没办法转移视线，我只能继续看着。只见浓烟慢慢退去，火势越来越旺，沿着刚炸开的口子不断蔓延。图书馆内是成千上万的书籍，它们曾经教育过多少阿富汗的年轻人啊！这些书此刻成了燃料，把火越烧越旺。当然，消防队是肯定没有的了，也没有谁冲进去拯救可以改善国家、教育人民的知识。除了我，似乎也没有谁关注过这场灭顶之灾，我一直看到上床睡觉的时间。我是木然上床睡的，心里始终在牵挂着：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文献以及学识，竟然就这么付之一炬！但我也有深深的愧疚，毕竟也有人被烧死，而我却只关心书。
母亲很快在这间屋子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她醒来后吃点简单的早餐——圆盘面包和绿茶，然后冒险去给穆基姆上坟。她会抄近路下山，穿过胡同，经过岩石突兀的小径，最后悄悄穿过平地，来到坟前。过了一会儿，她就离开，眼睛总是哭得肿肿的。
这样的生活让她闷闷不乐，尽管危险重重，但似乎也让她更坚强。回家之后，她通常又忙这忙那的，尽管亲戚们住在那里守护财产，但并没有将屋子打理得像个家。母亲便着手这项事务，整理、装饰，清洗家具、晾晒衣物、拍打地毯、清洁餐具，直到黑的泛黑，铜黄色的泛着铜黄色。院子里也清扫过了，不留半点垃圾。
有时她会到穆基姆的房间坐着痛哭，但她从来不去打扫这个房间，所以还保持着我们来时的模样：破旧，弹痕累累。我们都认为，不管住多久，穆基姆的房间都应该始终保持不变，除非母亲有另外的打算。哥哥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仿佛依旧活在我们中间：阳光、英俊，正如他坟上的丝绸鲜花——我们尽量不去想他临终时的暴力场面。
我的哥哥米尔沙卡伊打算每天都来看我们，说得委婉点儿，他并不喜欢母亲住到这里来，但他理解母亲的用心，准备让我们暂时住下。有时他会带上我姐姐和嫂子，每每这些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吃一顿和平时期常吃的饭。我们聊聊天，说说笑，可是，说笑归说笑，大家对未来的担心是怎么也无法避免的。
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内战似乎就是一个转折点。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袖手旁观、静观其变。选择永久离开就意味着留下房子任人洗劫，眼看内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许多知识分子和专家纷纷逃往巴基斯坦，他们往车上装生活必需品——主要是衣服、证件、珠宝，趁着战斗平息的间隙，开始踏上新生活的征程，前往国外安新家，至于前途，则是个未知数。由于大多数阿富汗人生活在大家庭里，所以通常是父亲和妻子（或者妻子们）携着孩子，开车前往巴基斯坦。年迈的或者远房亲戚留下来看家，勉强维持生计。
没有人谴责这些远走他乡的人们，许多留下来的人只要有机会也迟早会走。随着战事升级，离开似乎是个正确的选择。一天早上，米尔沙卡伊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很明显受到过惊吓。他刚从战斗最激烈的区域开车过来，坚持要我们马上跟他走，原来是我哥哥派他来接我们回马克洛里安的公寓。母亲拒绝回去，我哥哥的朋友再三请求她听从哥哥的意思，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可我母亲心意已决，她不能丢下儿子的坟墓，无人看顾，无论这个信使怎么说怎么做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定。母亲就是这么倔，无论这里有多危险，她都要坚持住下来。
她当时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然而，几个小时之后听到的一个消息立马让她改变了主意。母亲外出买菜时听到了一件事：前一天晚上，一群游击队员砸碎附近一所房子的房门，冲进去弓虽.女干了所有的妇女和女孩，那所房子离我们家只有几墙之隔。母亲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她最为关心的是我的贞洁和尊严。
在阿富汗文化里，弓虽.女干很受人鄙视，而在战争时期，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罪行。尽管弓虽.女干犯可能会被处死，但受害的妇女则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惩罚。她成了贱民，即使在家里也是遭到遗弃的。这些受害者常常像妓女一样被人唾弃，就好像她们做了什么事引起男人的攻击或者激起男人的**，在兽性的驱使下，这样的男人才失去了控制。没有哪个阿富汗男人会娶一个遭到弓虽.女干的女人为妻，每个求婚男子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新娘纯洁无瑕，他们才不管她遭到蹂躏时有多么凄惨、多么不公平。
母亲听了这件事之后态度马上从坚决住下来改为坚决离开。她没有跟我细说，只是命令我立刻收拾行李，她自己也赶忙收拾去了。这次我真的害怕了，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跟她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走，一刻也没有再耽搁。
哥哥派来的信使已经开着车子回去了，所以我们回去的唯一方式是走路，第一次穿越城市的记忆至今还像幽灵般萦绕在脑海。我们跑着经过好几条大道，边上到处都是狙击手，还要经过无数个关卡，很有可能看到前一天晚上被炮火夺去性命的人们的尸体。
在匆匆出门上街之前，母亲交代亲戚看好门，维护好房屋。一出门我们就跑，我们都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我们心里都只想马上结束它。我们从一间房屋跑到另一间房屋，尽量缩短在外面的时间，留心观察门厅和黑魆魆的窗户有无任何动静，谛听枪声，以便确定前方是否有机枪手或者狙击手。
没走多久我们遇到了一个妇女，正朝我们跑来。她站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歇斯底里地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听她的口音应该是哈扎拉人①。
我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妇女难掩激动情绪，不住地摇头，蒙面长袍上的蓝色兜帽随着抽搐不停地抖动。泪水落到网眼上，形成一颗颗的小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几天前，她的房子在战争中被毁，她和女儿别无选择，只有逃亡。她们在一个什叶派清真寺避难，寺里还有大约150名死了丈夫或者遇上战斗的妇女，跟她们一样也是出来逃难的。
她向我们讲述了清真寺被火箭弹击中、着火的全过程。我这才想起，自己曾经在父亲的房子里从远处目睹这幢建筑物被烧毁的过程。清真寺烧得很快，幸存者朝出口狂奔，但是，在浓烟、灰尘和尖叫声中，几十个人要么被踩踏，要么受不了浓烟和烈火而倒下。这个妇女还说，炸弹就落在她和女儿身边，混凝土和屋顶都被炸碎，母女俩被震得双脚离地，其他妇女和孩子吓得惊叫大哭，慌忙四处逃散。火焰上方发出的光芒一下子蹿得老高，一些妇女赶忙拉着自己的孩子往安全地带跑，不料踩在了别的孩子身上。找不到自己孩子的妇女发出的尖叫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氛。
这个妇女的女儿在墙上发现了一个炸开的洞，于是两人就从洞里爬出来，来到了安全的场所，并躲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她们来到一个游击队的哨卡时，已经是又累又饥渴，于是向游击队员乞求安全放行。妇女说，游击队员指挥官同意给她放行，但她很小心：先是让女儿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一个人走到哨卡。等士兵告诉她可以走了，她才让女儿出来。于是，她女儿就出来跟她一起走了。
游击队员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抓住她女儿，接着，一个指挥官把她拖进一个钢铁集装箱，那是他在野外的办公室。接着就把她按倒在桌子上，当着她母亲的面施暴。在蹂躏的过程中，女孩尖叫着求母亲帮忙，可是她被其他几个士兵拦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受欺负。
有些游击队员弓虽.女干了女子之后不用承担任何罪责，这才是女性最担心的。在这起弓虽.暴事件中，士兵们或许找到了某些借口——那就是被害人是哈扎拉族人。曾经发生过好几个案子，受害的都是哈扎拉女子，要么被弓虽.女干，要么被割去乳防。逊尼派伊斯兰教是世界上15亿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教派，说到逊尼派伊斯兰教与其他伊斯兰教派的主要区别，就不得不提一个历史性大争议，那就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真正继承人之争。逊尼派认为，最早的4个伊斯兰教主，也就是精神领袖，才是真正的继承人，而什叶派认为先知的堂弟及女婿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一分歧自伊斯兰教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个争议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争议中最激烈、最容易引发血腥暴力的一个。内战时期，哈扎拉人经常遭到屠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他们也成了塔利班屠杀的对象。塔利班把他们视作异教徒，直到今日，许多哈扎拉人依然认为其他民族轻视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等折磨完女孩之后，指挥官掏出枪，活活将她射杀，就像处置令人厌恶的东西一样，然后放走了可怜的母亲。
等这位妇女讲完经过，母亲愤怒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抓起她的手，用另一只手握紧我的手，开始狂奔。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穿过弹痕累累的街道，越过死尸，绕过被烧毁的汽车，进入一间破碎的屋子。
我们一直跑啊跑，担心会遇到危险，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却是我们正试图努力要摆脱的。在拐弯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最大的救星——出租车。
母亲坚持要求哈扎拉妇人来跟我们一起住，但是她婉言拒绝了，说要到城外找亲戚。母亲劝了她一会儿，可那妇人很坚决。后来，出租车司机让我们抓紧走，我们上了车径直往马克洛里安的公寓开去。看到我们回来，哥哥都不知道是高兴得大叫还是大笑。母亲没有跟他的信使回去，他很生气。等他得知我们在路上走，还听说了哈扎拉母女的经历之后，他朝母亲狠狠地瞪了一眼，说怎么可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万一那样的不幸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但他也不去追究那么多，毕竟我们已经安然无恙地到家了。
母亲开始有些异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她一生饱受过敏之苦，这时越发严重，只要有一点点气味——劣质香水、炒货的气味、风中夹着灰尘,都会引发过敏，影响呼吸，她却试图证明自己很好，还不让我们担心，可我们看得出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尽管如此，她依旧为我操心，我学习的时候她给我做饭菜，坚持让我去学习英语，回家的时候她还在楼下等候。
这一年夏尽冬来，我仿佛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开始对阿富汗失去了兴趣。苏联被击退，西方国家似乎很高兴，再没有比得知这个消息更令他们激动了。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邻国对接壤的阿富汗发生的一切饶有兴致，好多游击队首领都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互相残杀。就在游击队员为争权夺利、清算旧账、与邻国做肮脏交易的同时，一股新的力量在阿富汗各地蓬勃崛起，一场运动在阿富汗南部地区的教会学校里兴起，这股新力量被取名为塔利班。这股势力后来不仅震动了阿富汗，也震惊了全世界。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生活是真主赐给我们的一个奇迹。有时，生活既是祝福也是魔咒，有时生活让我们无法应对，但我们仍然要面对，因为人类的承受能力无限。
可是，我们人类并不伟大，唯有真主才配得上“伟大”这个字眼。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就像小小的昆虫。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大，难以克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即使我们的生命很长，但和地球漫长的岁月相比也不过只是一瞬。最重要的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我们死后能够给那些依旧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留下怎样的遗产。你们的姥姥留给我们一笔巨大的遗产，比她生前所能知道的、所理解的还要多得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1992~1993年能够回到喀布尔我感到很高兴，并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以前的生活。只是，现在战争全面爆发，我以前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依旧住在马克洛里安区哥哥家里。马克洛里安翻译过来大意是“居住空间”，那里的公寓是苏联人用最先进的科技建成的，比如中央热水供应系统可以同时满足十几幢楼的人使用，每幢楼有50套房子。马克洛里安区的房子虽然几经炮火，但至今屹然挺立，足见苏联人的建筑质量之高，就连热水供应系统仍然能正常工作。如今，这个小区的房子很抢手，人人都想在那里面安家。
我终于能够继续在喀布尔上我的英语课了。这些课程非常重要，我舍不得放弃。为了上这门课，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上街行走。街道现在已经成了战场，游击队的领导和他们的部下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殊死搏斗。
喀布尔被分割成好几块势力范围，中央部分、海尔汗纳、马克洛里安、王宫周边由游击队政府掌控。时任总统布尔汉努丁·拉巴尼来自巴达赫尚省，曾经是一名将军，跟我家交情很深，所以我兄弟在内政部的位置比较高。有“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是国防部长。
喀布尔的西部由一个名叫马扎里的人控制着，他是哈扎拉族的首领。（哈扎拉人据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外表明显带有蒙古人的特征：圆圆的脸，大大的杏核眼。他们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属于少数派，占绝对多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喀布尔远郊有一个叫帕格曼的地方，由赛义夫和他的手下掌控。还有一个地区则被乌兹别克族首领阿卜杜勒·拉希德·多斯顿控制，此人是出了名的恐怖。就在城墙之外朝南方向，是希兹布族首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地盘。还有一个希兹布伊斯兰教首领阿卜杜勒·萨布尔·法里德·柯西斯塔尼担任总理。
在抵抗苏联人时，他们结成联盟——即北方盟军，因为大多数人来自阿富汗北部地区，并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但现在他们却为了夺权而互相厮杀。随着国内战争的升级，临时的忠诚就像天气随时发生着变化。
反对游击队政府最强烈的要数希克马蒂亚尔，他不满在政府中的地位，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资格。每天，他的士兵在喀布尔边上的军事高地发射几十枚火箭弹，火箭弹落到集市、学校、医院、花园里，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伤。有时候形势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前一秒还支持政府的士兵转眼之间倒戈相向，开始厮杀。几天之中，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命，而这群人很可能在全国电视台上宣布这样的互相残杀是个误会，现在他们又开始支持共同政府了。公众根本无法预料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的领导人也想不到。
从家里到我学英语的地方本来不远，打个车很快就到，但要经过好几个战斗最激烈的战场。有些小区我可以绕开，但有些相当危险的地区却是不得不经过的，相当危险。我的路线绕来绕去，挺复杂，而且经常要根据某一政治集团是否占上风而改变。从街上的行人那里获取情报对我选择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对出租车司机寻找稀少的汽油供应而言更是如此。
持枪的士兵一队又一队在街上走过，除此之外，你还得提防狙击手，他们的子弹可不长眼。一声步枪响，一颗子弹“砰”的一声，就有一个可怜的生命扑倒在地；绝望地出来找食物、找水、寻药的人也有可能就此死亡。重要的十字路口和破旧的房子里常常都被架上了机枪，位置是精心挑选的，既可以隐蔽自己，又可以获得最大的火力面积，总之是尽可能让敌人暴露在枪口之下。你最多只能瞥见他们的头部，那还是躲在废墟里，被障碍物遮掩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无时无刻都在透过准星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车子最容易引起注意，也是最容易致命的，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最快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好几次，我坐的出租车成了炮火的目标。
有些路段是指挥官们袭击的目标，侦查员每当见到车子经过，就发出信号，指挥官只需下令开火，汽车、卡车或者坦克就被炸上天。我记得有一次火箭弹从一条街道上朝我们射来，好在我们的头顶刚好有一棵树，树枝就像一只手，专门等着去接发射物。火箭弹撞上树枝后爆炸了，街上立马全是弹片和折断的碎木，我们加速前进，很快逃出了火力范围。要不是那棵树，火箭弹早就将薄脆的车子炸得粉碎，我和司机也肯定是同样的下场。
很少有司机愿意为了挣那么点微薄的车费而冒性命危险，那些不怕死的往往都是迫不得已，因为不出去开车就有饿死之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此，我常常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步行去上学。我从一个隐蔽处飞快地跑到另一个隐蔽处，避开我所知道的枪手的藏身之处，祈祷自己不要踏入陌生的路径。
放学后，我还得摸黑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个小时。夜里在街上走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个单独行走的女孩。除了子弹和火箭弹，我还有可能遭到弓虽.女干。夜幕降临后，开枪就变得很难预料。黑暗中，枪手因为紧张，手指头扣扳机扣得会比白天更紧。只要一弄出响亮的脚步声或者是在废墟中绊了一跤，就会招来一连串的子弹。
母亲常常穿着蒙面长袍，在公寓楼下紧张地为我放哨，等候我回去。她会小心地透过夜色四下观望，偶尔一声枪响都会把她的心吓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想到女儿要穿过战区回家，她一定非常担惊受怕。看到我安全回家，她放下心来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但她从来不会通过拥抱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她会马上责备我一通，把手放到我后背推我上楼梯，一直推到安全地带。一路上，她总要埋怨：“就算这些英语课程能让你做上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也不在乎。我不希望你当总统，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我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但从来没说得这么直接。他们向母亲唠叨，让她阻止我去上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让我夜复一夜地冒这个险。
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辞。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回首这段往事，我现在也吃惊当时母亲怎么会同意我去上课。每当我想起自己有可能消失在子弹交加的夜色里，而她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时，我就感到相当愧疚。由于刚刚失去穆基姆，我想她的这种忧虑就更加强烈了。他的死影响了整整一家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母亲。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上坟，然后献上鲜花。但是，这一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很快就被更加离奇、更加令人担忧的行为取代了。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火箭弹可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嗖嗖声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弓虽.女干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5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防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发现母亲不在家，通常这个时候她不在厨房就在忙家里别的活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她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必须去找她回来。穆基姆刚死不久，我还在服丧期内，所以就戴了块黑色头巾出门。公寓楼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我母亲出走的方向，我就知道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又去了穆基姆的坟头。
当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只好步行朝市中心走去。刚开始，街道上出奇的安静。我所了解的喀布尔在战前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人们来来往往，走亲访友，一片喧嚣的景象。现在，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被炮弹炸平，横亘在我和穆基姆的墓地之间。
我紧张地走着，心想母亲应该就在前面。我开始发现了尸体，不是刚刚被枪射死就是刚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的，还没开始肿胀。我心里一阵害怕，但与其说是害怕死亡，还不如说我是因为想到这些尸体是一个个家庭的成员，想到明天，说不定我家里的某个人也会有这样可怕的下场。
等到了一个叫代马赞的地方，我遇到了一辆出租车。后座已经被司机撤掉了，他正往车上装尸体。他浑身是血，身上的白色衬衫被染成鲜红的一条条，口袋和纽扣周围更是鲜红。他的车子简直像一个屠宰场，装满了战斗中遇害的男男女女，有缺胳膊少腿的，有脑袋和躯干被炸得粉碎的。血流到了司机脚下，积成一个小池，透过锈迹斑斑的下水道洞口，消失在灰尘满地的路上。司机显然震惊了，汗水浸透了衣衫，但似乎还想往车上再多装一具尸体。在伊斯兰教里，人死后越早埋葬越好。司机或许想都没想自己正面临危险，他只是认真地做着这件严肃的事，仿佛他装的是一袋袋的大米。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这奇怪的一幕。那个炎热的夏夜，整条街上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唯一的声音就是炮火声和勇敢的中年司机冒着生命危险让一群素昧平生的战争受害者得到像样的安葬时发出的喘息声。
等他发现车子里再也装不下尸体了，才发动引擎，车后冒出一股蓝烟。他朝医院方向开去，后门就那么开着。车子经过凹凸路面时，尸体随着车子的摇晃而甩来甩去。看着这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们，我想到了我的家人。看着这些无名的受害者，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家人的影子，他们互相交错，任我怎么努力都挥不去这样生与死的错位。快到墓地了，我得赶紧去找母亲。
天渐渐暗下来，经过喀布尔大学的时候，一群穿制服的男人朝我喊，他们问我去哪里。
我不作声，低下头加快脚步。其中一个男人举起枪，又问了我一次：“去哪里？”我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枪。
“我去找哥哥。听人说在前面的拐角处看到了他的尸体，我想去核实情况。”我随便撒了个谎。他想了想，然后放下了枪。“好吧，走。”他说。我急忙走开了，心扑通扑通直跳。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想他们可能做出比杀死我更糟糕的事情。
坟地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尘土飞扬。战争过早地结束了很多人的性命，新的几座坟墓挤在一起，粗糙的墓碑立在地上，基部堆了几块小石头作支撑。在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埋的是有身份的人，墓地周围还围了铁栅栏。如今在这寂静的地方，栅栏长满了铁锈，绿色的旗帜破旧不堪，随风抖动着，那是用来纪念死者的。
母亲弯着腰跪在坟头。我看到她在慢慢地整理穆基姆坟上那束鲜艳的黄色丝绸玫瑰。她很专注，我走到她身边了也没察觉。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抚平穆基姆的照片，身子在战抖，照片上的穆基姆年轻又英俊。母亲转身看我，我站在那里，眼泪扑簌直下，既有找到母亲的喜悦，也有看到这一幕的悲伤。
我不能自已，在她身边跪了下来，两人抱着哭了好一会儿，接着说起了哥哥，说起了我们有多么想念他。我问母亲为什么她要在夜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难道她就没看到那么多死人，那么多持枪的男人，难道她就没想过我会有多担心？她抬起满怀悲伤、泪水纵横的脸，仿佛在说“你知道原因的”，然后马上又低下头看照片去了。
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都没意识到天已经很黑很晚了。因为战火，没有几盏街灯是亮着的。我开始变得非常害怕。我们不能像来时那样冒险回去，一是太远了，二是太危险。于是我们决定再等一个小时，等天色完全暗下来，然后悄悄从坟地走出去。我们从一条非常熟悉的捷径走向父亲当国会议员时留下的一座房子。房子位于城市边缘一个叫巴格巴拉的地方，与著名的地标洲际大饭店相望。洲际大饭店是喀布尔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大多是退休的政治家。我父亲的几个亲戚住在巴格巴拉为我们看房子。今晚我们肯定回不了家，但如果能够到那所房子里至少我们能脱离危险。母亲和我悄悄地沿着小胡同走，一个声响或一个紧张的动作都有可能引来子弹，所以我们几乎是寸步前行的。爬上山，我们来到了安全地带。
房子是按传统的喀布尔风格建造的，用的是大块的灰棕色砖头。房子宽阔结实，开的是小窗，冬暖夏凉。倾斜的屋顶盖着弧形瓦片，与小山平行。屋后是一个小院，里面种了水果和花。用力敲门的时候，我心想的是屋后的树木还在不在。亲戚开了门，很显然被我们突如其来的拜访吓到了。他们还以为是游击队员来洗劫了，要不就是来屠杀。认出我们之后，他们马上把我们拽进屋，关上门。终于安全了，我松了口气，但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到这座房子，心里有点难过。这是我哥哥穆基姆遇害时居住的地方。我母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又哭了。我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筋疲力尽，除了哭实在没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亲戚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和一些食物，可我们俩什么也吃不下。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我们终于勉强咽下一点点。毯子拿来之后，我们就去睡了。母亲坚持要睡穆基姆的房间，那一晚我们俩都没睡。我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想起哥哥，想着那天见到的可怕经历。看着我的祖国发生内乱，这是多么痛心！出租车司机往车上装尸体，这是那一天看到最有人性的一幕了；一位母亲冒着被火箭弹击中的危险，去哀悼死去的儿子，这是多么感人的事迹；为什么手拿枪械的阿富汗士兵在过去能勇敢地抵抗苏联人，解放阿富汗，如今却为了满足权力的**而糟蹋这个国家？母亲蜷缩着，膝盖弯曲，触及胸口，整晚都在哭，为失去儿子痛心不已。那一晚似乎特别漫长，天迟迟不肯亮，在某种意义上我倒希望它真的不亮。黎明时分，房间亮了，从卡拉什尼科夫枪里射出的几环子弹（也就是杀死穆基姆的子弹）留下的弹孔依稀可辨。此情此景似乎更加坚定了母亲的决心，她的决心和实用主义回来了。那天早上，她给我泡了暖暖的绿茶，然后坚定地宣布我们要从马克洛里安公寓搬到这里来，这样就能离穆基姆的坟墓更近。母亲的逻辑一如既往的完美——如果你非穿过战区不可，那就尽量缩短路程。
但真正的原因是她想住在这里，这里让她对穆基姆有更加真切的回忆。房间里有小单人床，被子上布满弹孔；他的套装和其他衣服依然挂在衣橱里面；小书架上有他的藏书和柔道比赛奖杯，书架上方的墙上依次钉着黄色、棕色和黑色柔道绶带。这些遗物给母亲带来悲痛的同时也带给她安慰，似乎拉近了她与穆基姆的距离。
这座房子本来是欣赏城市风景的一个好位置，但是，从城中一直到山脚没有一丝好风光。相反，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底下的城市在疯狂地激战，就像在看一部恐怖片。机枪嗒嗒嗒嗒地吐着子弹，火箭弹嗖嗖地飞过，一碰到建筑物就轰然爆炸。从我们这个高度可以看到双方交火的场面，曳光弹把黑魆魆的天空照得通红。我还看到战士们排兵布阵向敌方阵地发起新的进攻的场景。
城里的一些房子外墙涂有彩色泥浆，一天，我正在观看战斗，突然一个火箭弹直接落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粉红色房子上。爆炸引起大地剧烈震动，房屋上的几块巨石也被炸飞了，起码飞出一百多米。刚才还是房屋挺立的地方顷刻之间变成了粉红色云团，纷纷落到周围的建筑物上去。我看到有一座蓝色房子也是如此下场，就像烟花爆炸后一样，房子顷刻间化为乌有，唯有一团蓝色烟雾纷纷落到街上，可怜的屋内居民也被炸得粉碎。
对我来说，最悲伤的时刻莫过于理工大学遭到战火的袭击。这是苏联人创立的优秀高等学校，是当时他们创办的众多类似的教育机构中的一所。所有阿富汗人都希望苏联侵略者滚回去，但同时也感谢他们改善了基础设施，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许多高中毕业生在这所理工大学学习过，苏联人撤回去之后，该大学依旧对外开放，培养了许多计算机科学、建筑、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就连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也是这里的毕业生。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到这所学校学习，可是，这个梦想在理工大学被炸毁的那一天破灭了。那天晚些时候，战斗渐渐平息了下来。我不知道谁会故意朝理工大学发射火箭弹，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轰炸理工大学和它所代表的势力。没有人将大学作为基地，或许这不过是个意外，可是无论如何，结果是一样的。当火箭弹在图书馆边爆炸时，我震惊得倒吸了一口气。接着，就像是在看一部惊悚片，不想看恐怖场面，但没办法转移视线，我只能继续看着。只见浓烟慢慢退去，火势越来越旺，沿着刚炸开的口子不断蔓延。图书馆内是成千上万的书籍，它们曾经教育过多少阿富汗的年轻人啊！这些书此刻成了燃料，把火越烧越旺。当然，消防队是肯定没有的了，也没有谁冲进去拯救可以改善国家、教育人民的知识。除了我，似乎也没有谁关注过这场灭顶之灾，我一直看到上床睡觉的时间。我是木然上床睡的，心里始终在牵挂着：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文献以及学识，竟然就这么付之一炬！但我也有深深的愧疚，毕竟也有人被烧死，而我却只关心书。
母亲很快在这间屋子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每天早上，她醒来后吃点简单的早餐——圆盘面包和绿茶，然后冒险去给穆基姆上坟。她会抄近路下山，穿过胡同，经过岩石突兀的小径，最后悄悄穿过平地，来到坟前。过了一会儿，她就离开，眼睛总是哭得肿肿的。
这样的生活让她闷闷不乐，尽管危险重重，但似乎也让她更坚强。回家之后，她通常又忙这忙那的，尽管亲戚们住在那里守护财产，但并没有将屋子打理得像个家。母亲便着手这项事务，整理、装饰，清洗家具、晾晒衣物、拍打地毯、清洁餐具，直到黑的泛黑，铜黄色的泛着铜黄色。院子里也清扫过了，不留半点垃圾。
有时她会到穆基姆的房间坐着痛哭，但她从来不去打扫这个房间，所以还保持着我们来时的模样：破旧，弹痕累累。我们都认为，不管住多久，穆基姆的房间都应该始终保持不变，除非母亲有另外的打算。哥哥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仿佛依旧活在我们中间：阳光、英俊，正如他坟上的丝绸鲜花——我们尽量不去想他临终时的暴力场面。
我的哥哥米尔沙卡伊打算每天都来看我们，说得委婉点儿，他并不喜欢母亲住到这里来，但他理解母亲的用心，准备让我们暂时住下。有时他会带上我姐姐和嫂子，每每这些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吃一顿和平时期常吃的饭。我们聊聊天，说说笑，可是，说笑归说笑，大家对未来的担心是怎么也无法避免的。
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内战似乎就是一个转折点。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袖手旁观、静观其变。选择永久离开就意味着留下房子任人洗劫，眼看内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许多知识分子和专家纷纷逃往巴基斯坦，他们往车上装生活必需品——主要是衣服、证件、珠宝，趁着战斗平息的间隙，开始踏上新生活的征程，前往国外安新家，至于前途，则是个未知数。由于大多数阿富汗人生活在大家庭里，所以通常是父亲和妻子（或者妻子们）携着孩子，开车前往巴基斯坦。年迈的或者远房亲戚留下来看家，勉强维持生计。
没有人谴责这些远走他乡的人们，许多留下来的人只要有机会也迟早会走。随着战事升级，离开似乎是个正确的选择。一天早上，米尔沙卡伊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很明显受到过惊吓。他刚从战斗最激烈的区域开车过来，坚持要我们马上跟他走，原来是我哥哥派他来接我们回马克洛里安的公寓。母亲拒绝回去，我哥哥的朋友再三请求她听从哥哥的意思，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可我母亲心意已决，她不能丢下儿子的坟墓，无人看顾，无论这个信使怎么说怎么做都无法改变她的决定。母亲就是这么倔，无论这里有多危险，她都要坚持住下来。
她当时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然而，几个小时之后听到的一个消息立马让她改变了主意。母亲外出买菜时听到了一件事：前一天晚上，一群游击队员砸碎附近一所房子的房门，冲进去弓虽.女干了所有的妇女和女孩，那所房子离我们家只有几墙之隔。母亲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她最为关心的是我的贞洁和尊严。
在阿富汗文化里，弓虽.女干很受人鄙视，而在战争时期，这是再平常不过的罪行。尽管弓虽.女干犯可能会被处死，但受害的妇女则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惩罚。她成了贱民，即使在家里也是遭到遗弃的。这些受害者常常像妓女一样被人唾弃，就好像她们做了什么事引起男人的攻击或者激起男人的**，在兽性的驱使下，这样的男人才失去了控制。没有哪个阿富汗男人会娶一个遭到弓虽.女干的女人为妻，每个求婚男子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新娘纯洁无瑕，他们才不管她遭到蹂躏时有多么凄惨、多么不公平。
母亲听了这件事之后态度马上从坚决住下来改为坚决离开。她没有跟我细说，只是命令我立刻收拾行李，她自己也赶忙收拾去了。这次我真的害怕了，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跟她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走，一刻也没有再耽搁。
哥哥派来的信使已经开着车子回去了，所以我们回去的唯一方式是走路，第一次穿越城市的记忆至今还像幽灵般萦绕在脑海。我们跑着经过好几条大道，边上到处都是狙击手，还要经过无数个关卡，很有可能看到前一天晚上被炮火夺去性命的人们的尸体。
在匆匆出门上街之前，母亲交代亲戚看好门，维护好房屋。一出门我们就跑，我们都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我们心里都只想马上结束它。我们从一间房屋跑到另一间房屋，尽量缩短在外面的时间，留心观察门厅和黑魆魆的窗户有无任何动静，谛听枪声，以便确定前方是否有机枪手或者狙击手。
没走多久我们遇到了一个妇女，正朝我们跑来。她站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歇斯底里地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听她的口音应该是哈扎拉人①。
我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妇女难掩激动情绪，不住地摇头，蒙面长袍上的蓝色兜帽随着抽搐不停地抖动。泪水落到网眼上，形成一颗颗的小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几天前，她的房子在战争中被毁，她和女儿别无选择，只有逃亡。她们在一个什叶派清真寺避难，寺里还有大约150名死了丈夫或者遇上战斗的妇女，跟她们一样也是出来逃难的。
她向我们讲述了清真寺被火箭弹击中、着火的全过程。我这才想起，自己曾经在父亲的房子里从远处目睹这幢建筑物被烧毁的过程。清真寺烧得很快，幸存者朝出口狂奔，但是，在浓烟、灰尘和尖叫声中，几十个人要么被踩踏，要么受不了浓烟和烈火而倒下。这个妇女还说，炸弹就落在她和女儿身边，混凝土和屋顶都被炸碎，母女俩被震得双脚离地，其他妇女和孩子吓得惊叫大哭，慌忙四处逃散。火焰上方发出的光芒一下子蹿得老高，一些妇女赶忙拉着自己的孩子往安全地带跑，不料踩在了别的孩子身上。找不到自己孩子的妇女发出的尖叫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氛。
这个妇女的女儿在墙上发现了一个炸开的洞，于是两人就从洞里爬出来，来到了安全的场所，并躲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她们来到一个游击队的哨卡时，已经是又累又饥渴，于是向游击队员乞求安全放行。妇女说，游击队员指挥官同意给她放行，但她很小心：先是让女儿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自己一个人走到哨卡。等士兵告诉她可以走了，她才让女儿出来。于是，她女儿就出来跟她一起走了。
游击队员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抓住她女儿，接着，一个指挥官把她拖进一个钢铁集装箱，那是他在野外的办公室。接着就把她按倒在桌子上，当着她母亲的面施暴。在蹂躏的过程中，女孩尖叫着求母亲帮忙，可是她被其他几个士兵拦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受欺负。
有些游击队员弓虽.女干了女子之后不用承担任何罪责，这才是女性最担心的。在这起弓虽.暴事件中，士兵们或许找到了某些借口——那就是被害人是哈扎拉族人。曾经发生过好几个案子，受害的都是哈扎拉女子，要么被弓虽.女干，要么被割去乳防。逊尼派伊斯兰教是世界上15亿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教派，说到逊尼派伊斯兰教与其他伊斯兰教派的主要区别，就不得不提一个历史性大争议，那就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真正继承人之争。逊尼派认为，最早的4个伊斯兰教主，也就是精神领袖，才是真正的继承人，而什叶派认为先知的堂弟及女婿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一分歧自伊斯兰教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个争议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争议中最激烈、最容易引发血腥暴力的一个。内战时期，哈扎拉人经常遭到屠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他们也成了塔利班屠杀的对象。塔利班把他们视作异教徒，直到今日，许多哈扎拉人依然认为其他民族轻视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等折磨完女孩之后，指挥官掏出枪，活活将她射杀，就像处置令人厌恶的东西一样，然后放走了可怜的母亲。
等这位妇女讲完经过，母亲愤怒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抓起她的手，用另一只手握紧我的手，开始狂奔。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穿过弹痕累累的街道，越过死尸，绕过被烧毁的汽车，进入一间破碎的屋子。
我们一直跑啊跑，担心会遇到危险，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却是我们正试图努力要摆脱的。在拐弯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最大的救星——出租车。
母亲坚持要求哈扎拉妇人来跟我们一起住，但是她婉言拒绝了，说要到城外找亲戚。母亲劝了她一会儿，可那妇人很坚决。后来，出租车司机让我们抓紧走，我们上了车径直往马克洛里安的公寓开去。看到我们回来，哥哥都不知道是高兴得大叫还是大笑。母亲没有跟他的信使回去，他很生气。等他得知我们在路上走，还听说了哈扎拉母女的经历之后，他朝母亲狠狠地瞪了一眼，说怎么可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万一那样的不幸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但他也不去追究那么多，毕竟我们已经安然无恙地到家了。
母亲开始有些异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她一生饱受过敏之苦，这时越发严重，只要有一点点气味——劣质香水、炒货的气味、风中夹着灰尘,都会引发过敏，影响呼吸，她却试图证明自己很好，还不让我们担心，可我们看得出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尽管如此，她依旧为我操心，我学习的时候她给我做饭菜，坚持让我去学习英语，回家的时候她还在楼下等候。
这一年夏尽冬来，我仿佛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开始对阿富汗失去了兴趣。苏联被击退，西方国家似乎很高兴，再没有比得知这个消息更令他们激动了。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邻国对接壤的阿富汗发生的一切饶有兴致，好多游击队首领都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互相残杀。就在游击队员为争权夺利、清算旧账、与邻国做肮脏交易的同时，一股新的力量在阿富汗各地蓬勃崛起，一场运动在阿富汗南部地区的教会学校里兴起，这股新力量被取名为塔利班。这股势力后来不仅震动了阿富汗，也震惊了全世界。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生活是真主赐给我们的一个奇迹。有时，生活既是祝福也是魔咒，有时生活让我们无法应对，但我们仍然要面对，因为人类的承受能力无限。
可是，我们人类并不伟大，唯有真主才配得上“伟大”这个字眼。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就像小小的昆虫。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大，难以克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即使我们的生命很长，但和地球漫长的岁月相比也不过只是一瞬。最重要的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我们死后能够给那些依旧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留下怎样的遗产。你们的姥姥留给我们一笔巨大的遗产，比她生前所能知道的、所理解的还要多得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